它使我回想起戴望舒的詩句：“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這一角已變成灰燼，那一角隻是血和泥……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陰暗……”圓明園，也是舊中國殘損的手掌，掌心傷痕累累，而那排煙熏火燎的漢白玉石柱就像被燒灼過的手指直指蒼天，這是一種悲痛的手勢，也是一種憤怒的姿態。圓明園不僅是北京的一處傷口，中國的一處傷口，更是人類文明永遠的傷口。它以傷口流淚，它以傷口呐喊：千萬不要忘記，千萬不要忘記，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所以，我們在日新月異地建設自己的城市和國家同時，還永久性地保留了這一塊廢墟，作為痛苦記憶的世襲領地。我們在享受幸福與和平同時，還需要不斷地敲打傷口，在疼痛中保持警醒。這，就是對傷口最大的安慰了。
有—個人，說世界上有一個奇跡——堪以和希臘的巴特農神廟、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競技場、巴黎的聖母院相提並論：“這是一件史無前例的驚人傑作。然而這個奇跡已蕩然無存。”
這個人叫雨果。他所讚美的這個奇跡即圓明園。
他是以描寫巴黎聖母院而出名的。可是他又認定：“我們使用(歐洲)教堂的寶庫加起來也比不上這座輝煌奇異的東方博物館。”
他以童話般的筆法(如同《一千零一夜》)講述了關於奇跡消失的悲劇：“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強盜大肆劫掠，另一個強盜縱火焚燒……對圓明園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劫掠，贓物由兩個戰勝者平分……我們歐洲人一向自認為是文明人，把中國人當成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的所作所為。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國，另一個叫英國。”可惜這並非天方夜譚式的傳說，而是真實的。即使讓阿裏巴巴念叨“芝麻開門”的秘訣，也無法開啟那曾經金碧輝煌的寶庫。黃金變成了泥土，美玉變成了瓦礫，霓裳變成了灰燼……圓明園那最後的美、最後的形象，居然是投射在強盜眼中的。
雨果的偉大在於，他有勇氣站在人類的角度主持並伸張正義，而絲毫不偏袒自己的祖國。他以公民的身份提出強烈抗議：“法蘭西帝國從這次勝利中獲得了一半贓物……我希望法國有朝一日能擺脫重負、洗清罪惡，把這些贓物歸還被劫掠的中國。”或許，在歸還的同時，法蘭西的良知才可能真正地得到恢複,這是在打劫的行動中所失去的。
雨果是在給英國上尉巴特勒的複信中這麼說的。而巴特勒寫信的目的，是請他對1860年英法聯軍的勝利談談感受。雨果談論的卻不是光榮，而是恥辱,所有的戰利品將構成沉重的債務。圓明園的大火，也點燃了一個憤怒的雨果。他是對的。我覺得，凡是真正熱愛巴黎聖母院的人，也會同樣地熱愛中國的圓明園。
我估計雨果並不曾訪問過中國。假如雨果親眼目睹了圓明園的青春以及衰竭，他的悲痛隻會加重而不會減弱。不管怎麼說，雨果是圓明園的一個著名的知音。我建議把雨果的言論鐫刻成紀念碑，樹立在圓明園遺址!這也是我,作為一個公民的建議。至少，我會把它引用進自己的書裏。
當然，雨果所發出的僅僅是文人的呼籲。當時的政客、軍閥或許並不讚同。甚至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強盜的數目又增強了，劫掠的氣焰亦有變本加利之勢。且不說紫禁城、頤和園等宮苑禁地的重大損失，連建於1442年的古觀象台，儀器也被洗劫一空：法國搶走赤道經緯儀、象限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緯儀及簡儀，運至大使館(兩年後迫於輿論而歸還);德國把天球儀、紀限儀、地平輕儀、環衛扶使儀及渾儀全裝上軍艦，打包運走(第一次世界大戰敗後才歸還)……最可笑的，是連景山吊死崇禎的那棵“罪槐”上的鐵鎖鏈也順手“牽”走了(回去捆綁黑奴嗎)——其貪婪與囂張可見一斑。簡直像篩子一樣。
中國有多少寶貝，就這樣失落了。中國又有多少寶貝,經得起如此折騰
圓明園文物的歸還，至今仍遙遙無期,它們依舊陳列在英法兩國的諸多博物館裏。不覺得燙手嗎
我隻知道，北京的保利集團，幾年前在一次國際拍賣會上，不惜重金購回了若幹件圓明園遺物(好像有獸首銅雕之類)。這屬於義舉了。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就為了讓這些離散的文物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
根據法國傳教士王致誠《圓明園紀事書劄》的記載：“水濱複有無數禽籠鳥室，畜水禽者則半入水中、半居岸上。在陸則有獸圈獵場，沿途時遇此小建築也。”可見圓明園原本設有動物園的。當戰火燃起，這些珍禽異獸都往哪裏去了還有那些奇花異草呢莫非皆已化為灰燼
強盜的邏輯，有時比野獸的邏輯還要殘酷，還要愚昧。誰把他們從籠子裏放出來了這一顆顆掙脫了韁繩的野蠻之心!
圓明園原本還有圖書館，即大名鼎鼎的文源閣。乾隆皇帝修集《四庫全書》(共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曾繕寫七份，建閣藏庋，先後置內庭四閣、江浙三閣——文源閣是其中之一。“大內曰文淵，圓明園曰文源，熱河曰文津，盛京(沈陽)曰文溯，並於揚州大觀堂之文彙閣，京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亦各庀一份。”英法聯軍同樣毫不留情地向這一流的圖書館投下一隻火把。文源閣裏的古籍、經卷、書畫、金石文具，蕩然無存。令天下書生無限神往的文源閣，變成了一小塊文化沙漠。
圓明園曾有四十景。乾隆皇帝依照承德避暑山莊三十六景之例，將這四十景各題四字為額,他給這風格迥異的風景命名時，恐怕也煞費苦心。我聯想到了《紅樓夢》第十七回的“大觀園試才題對額”——“寶玉係諸豔之冠，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脂硯齋點評)。乾隆確有賈寶玉之才情與風流，將一道道景致題寫得花樣百出，使亭台樓閣、山丘河渠各有所屬。因萬字軒南堂原有雍正禦題“萬方安和”匾額，包括十字亭、文昌閣和藏舟塢在內的這一組水景建築，仍沿襲了“萬方安和”之稱謂。萬方安和——可惜這世代清帝的祈願，在1860年還是落空了。仿佛在劫難逃，圓明園——這清帝國的大觀園，中華民族的紅樓夢，最終還是破產了。星羅棋布的四十景，名存實亡。或者說隻剩下了一景：殘垣斷柱。
這已是它最後的風景。
除了廢墟，還是廢墟。
圓明園由圓明、長春、綺春三園組成。鼎盛時還包括熙春園和春熙院。合稱圓明“五春”,又據傳是因鹹豐寵幸的五位美女而起,在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武陵春四位漢族佳麗之外，還有一位懿貴妃那拉氏(慈禧)。
圓明園始建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即使在雍正王朝擴建成禦園時，範圍也僅限於西部3千畝。是乾隆使之向東鄰、東南鄰大幅度擴展。
張恩蔭先生查閱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治計檔》和《清史稿·職官誌》等史料後得出結論：“直至嘉慶道光間春熙院、熙春園複賜皇親之前的二三十年間，禦園圓明園的範圍實為五園，占地麵積不小於七千畝。”
而其拓建過程如下：“乾隆十年至十六年，在該園緊東側的水磨村北(康熙間明珠故園)大興土木，建成長春園；乾隆三十二年，將皇親賜園熙春園(今清華大學校園西部，為康熙間所建)並入圓明園；乾隆三十五年，在緊東南鄰拓並大學士傅恒賜園(原為怡親王賜邸)，定名綺春園；乾隆四十五年，將皇親賜園淑春園易名為春熙院(位於今北京大學校園北部)，歸入禦園。”
我私下裏甚至認為：曹雪芹是以圓明園為原型而臆造出大觀園。賈府的繁榮期，如同乾隆盛世。(而家道衰落，榮國府被查抄，似乎無形中預兆了若幹年後的火燒圓明園)曹雪芹當年就住在香山腳下(臥佛寺一側有其故居)，抬頭低頭，皆可望見圓明園。
當然，圓明園可比大觀園要闊綽多了。或者說，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跟圓明園相比，頓時顯得小家子氣。
惟一的相同之處在於結局：夢終究是要碎的。夢碎之後剩下的，隻有荒涼與冷清。
圓明園布滿了夢的碎片。
圓明園：一個沒有風景的風景區。
我又聯想到雨果了。他是法蘭西的曹雪芹。《巴黎聖母院》是他的《紅樓夢》——或者說是他的“大觀園”。而曹雪芹呢，則是中國的雨果，大觀園是他的“巴黎聖母院”。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賈寶玉即鍾樓怪人卡西莫多,隻不過一美一醜，但骨子裏是一樣的。賈寶玉愛林黛玉。卡西莫多愛艾絲梅娜達。他們各有自己愛情的莊園。
—— 這些，都是圓明園的題外話。
這些，都是我在圓明園遺址公園的意識流。
我認識一位搞美術的法國留學生，他來北京的第二天，即背上畫夾去圓明園了。從日出轉悠到日落，沒找到什麼可供寫生的景物，感到有點失望。他很奇怪中國人為什麼對大水法、方外觀之類頗感興趣，這種巴洛克風格的建築，在歐洲觸目即是；況且，圓明園內造的這些西洋景，並不正宗，顯然是非專業人士草率設計的。他認為這不過是一群出現在東方土地上的“四不像”，非鹿非馬，雜種而已。
他的看法本身沒錯。西洋景的總設計師是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郎世寧為乾隆皇帝“打工”，有宮廷畫家之稱，繪有《弘曆雪景行樂圖》(情節為乾隆和子女在圓明園中歡度春節)等諸多作品，他的繪畫頂多屬於“業餘”水平。至於在建築設計方麵，更是“半吊子”了。給他當助手的法國傳教士蔣友仁，也不見得有多高明。但圓明園西洋樓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是自元末明初歐洲建築傳播到中國以來的第一個具備群組規模的完整作品，也是首次將東西方兩個建築體係和園林體係加以結合的創造性的嚐試”，屬於中西文化的“混血”工程。
張萍、柴火兩位，對此頗有研究：“西洋樓本身的價值並不在於它的造型如何，因為它們並不是地道的西方建築，而是當時西方傳教士為迎合中國皇帝口味而急就出來的作品，隻是因為它真實記錄了當時中西文化的交流才顯得珍貴。”整個建築群由中國的能工巧匠承包施工任務，曆時14年(1745——1759年)完成，可謂慢工出細活；加上材料本身無可挑剔，因而多多少少彌補了設計思路的僵化與做作。
譬如海晏堂，“為安裝歐洲噴泉機械設備而起造，是圓明園中最宏偉壯觀的西式建築。主要立麵西向，兩層11開間，中間設門，門外平台左右布置弧形石階及扶手牆，可沿石階下達地麵水池。池兩側將西方貫用的裸體人物雕像改為銅鑄十二生肖屬相，代表十二時辰，每隔一時辰(相當於現在兩個小時)依次噴水。”這噴泉居然帶有報時之鍾的性質，更有趣的，是以十二生肖屬相取代裸體人物雕塑——可算作有中國特色的西洋建築。莫非中國皇帝怕有傷風化又如黃花陣(另有菊花迷宮或萬花陣之稱)，係我國惟一的仿歐洲式迷宮：“外砌長方形迷陣，中心築高台圓基西式八方亭。陣牆高1.2米……。乾隆皇帝每至中秋佳節都在這裏觀賞宮燈，宮女們手執黃綢紮製的蓮花燈，在迷陣中東奔西馳，先至中心亭者可得到皇帝的賞賜。”看來乾隆威嚴的龍顏，掩飾不住一顆童心，居然跟嬪妃們玩起捉迷藏的遊戲了。黃花陣1989年修複，我還去鑽過呢(跟打地道戰似的)，頗動了些腦筋，才沒有在錯綜複雜的坑道裏迷失。待我終於走到頭了，下意識地抬頭，隻看見亭子裏空蕩蕩的，皇帝早就消失了。這麼說，我隻能自己獎賞自己了
圓明園好玩的西洋景還有很多，遠瀛觀、諧奇趣、蓄水樓、線法山呀什麼的，我就不一一列舉了。況且，列舉了也沒用。因為大多數都隻剩下搖搖欲墜的殘局。連皇帝都不在了，誰還有耐心，陪你下這盤永遠也下不完的棋呢除了風。風在亂石斷牆間迂回，百無聊賴地信手擺弄著這個“爛攤子”。擺弄來，擺弄去，也想不出什麼好點子，以改變尷尬的局麵。
正是在這淩亂的棋盤上，大清帝國輸了。把自己的家底子全賠光了。隔著起伏的山巒、浩瀚的海洋，它輸給了彼岸的對手。圓明園，記載著中國曆史上最慘痛的一次失敗。
貪玩的乾隆，若是能未卜先知，預料到百年後的恥辱，他老人家，還有心思跟宮女們打打鬧鬧嗎當他自以為是全世界最強悍的君主，而西洋的科技發明不過是雕蟲小技時，大清帝國就輸定了。或者說，注定會輸得很慘的。康熙最初接觸到歐幾裏德幾何學及近代天文學原理，曾憂心忡忡，意識到東方的道高一尺而西方的魔高一丈:“西洋諸國千百年後必為中國之患。”可乾隆一點也沒繼承其祖父的憂患意識，對“夷人之技”很瞧不起。他惟一引進的隻是西洋的建築藝術，在圓明園內蓋了占地100多畝的西洋樓，隻不過是為了開開洋葷、鬧著玩而已。他花高價進口了一批花哨的西洋自鳴鍾，作為宮廷的擺設，卻對天體運行儀、地球儀之類不屑一顧。他根本不相信地球是圓的。他固執地認定大清帝國是世界的中心，拱衛於周圍的皆是些弱小的藩國。
有一天，他心血來潮，將居京的“老外” (傳教士)全部召集到圓明園，勸他們改信儒學。雙方展開了辯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毫無結果。乾隆認為這些外國“傻帽”是執迷不悟。“在他的頭腦裏，西方的科學技術已經完全淪為了他眼中的‘淫技奇巧’，成了開心取樂的‘玩藝兒’。他的頭腦中已構築起傳統文化的支撐的完整宇宙，在他的世界觀中，沒有給西方思想以一寸立足之地。這位性格坦率開朗的皇帝從來不掩飾他對科學的嘲弄態度。傳教士在他眼中和那些侏儒一樣，他們的作用隻是用‘戲法’來鬆弛他緊張工作後的神經，來裝點他統治下盛世的升平。”(張宏傑語)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馬戛爾尼勳爵率領的英國使團，駕駛著先進的炮艦訪華：“把我們最新的發明如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介紹給中國人，準會讓這個好奇而又靈巧的民族高興的。”此時恰逢乾隆82歲大壽，宴會上的滿漢全席自然使英國人大開眼界，而他們遠渡重洋攜帶來的各類“土特產”，無形中成了給老壽星的生日禮物：除了工業機械、天文儀器之外，還有英國最大的裝備有最大口徑火炮110門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乃至榴彈炮、迫擊炮和卡賓槍等實物。
英國使團甚至還配備了訓練有素的衛隊，想表演一番現代炮兵的裝備與隊列，供中國皇帝檢閱。乾隆卻不稀罕聽西洋的禮炮聲，覺得不會比鞭炮爆竹之類更能烘托喜慶的氣氛。揮揮手，讓太監們將這些怪模怪樣的槍炮原封不動地運進圓明園的倉庫並且傲慢地評價：“這些可以給小孩子當玩具。”他隻是瀏覽了一遍英國使團遞交的喬治三世的國書及冗長的禮品單，告訴手下：“單內所載物件，俱不免張大其詞。此蓋夷性見小，自以為獨得之秘，以誇炫其製造之精奇。著征瑞於無意之中向彼閑談：爾國所貢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該使臣不敢居奇自炫。”英國使團在乾隆眼中，仿佛一支遠道而來的馬戲團，靠耍一些洋把戲，來噓弄看客。而且乾隆並不以為這些異域的雜技與魔術有什麼新鮮，有多麼神奇。
大清帝國的輕敵思想，正是乾隆開始的。他根本想不到，自己連看都懶得看的洋槍洋炮，在67年之後，將撞開閉鎖的國門，直逼北京城下。而圓明園將在轟隆一聲中成為炮灰。他呀，真是太迷信八旗軍的強弓硬弩了——因為其祖上，正是靠這冷兵器打下江山的。可在下一個時代，要靠長矛與弓箭守江山，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偏偏乾隆栽下的是一棵驕傲自滿的歪脖子樹。他的龍子龍孫，從道光，到鹹豐，直至光緒，都將深受被烈日暴曬之苦。而他留下的最昂貴的遺產——圓明園，將毫無招架之力地遭受一次打劫。打劫者，恰恰是他蔑視的那些洋人的後裔。
英法聯軍占領圓明園，訝異地發現：當年贈送給乾隆的禮物(槍炮)，一直“藏在深宮人不識”，閑置在庫房裏，蒙滿塵土。大半個世紀以來，仿佛被中國的帝王將相們遺忘了。他們二話不說，立即將其裝船運回老家。或許還不無僥幸心理——幸虧中國人沒把這些武器當回事，若是他們以此為模型仿製並裝備軍隊，掌握了先進的軍事技術；那麼，要想打進北京城，就不太容易了。
我看電影《火燒圓明園》，難忘裏麵的一個鏡頭：僧格林沁王爺的蒙古騎兵，在開闊地上作集團式衝鋒，遭遇英法聯軍的排槍排炮，紛紛滾鞍落馬，血流成河；最後隻剩下一杆快要被炮火撕碎的戰旗，斜插在屍骨堆上，孤獨地飄呀飄……馬受驚了，人也受驚了。一向自以為是天之驕子、隻識彎弓射大雕的八旗軍，總算領教到了洋槍洋炮的厲害。可已經太遲了!畢竟，人家已經打到自己的家門口了。想擋也擋不住。
早幹嘛了呢
乾隆時代獲得的那批西洋火器樣品，在圓明園的宮殿裏睡大覺。這一覺睡得可真夠長的。可帝國的士兵，在戰場上，卻要以血肉之軀抵抗淩厲的彈丸。這本身就是一場不平等的對弈。唉，圓明園不失火的話，昏睡百年的大清王朝，恐怕還不會醒來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把火又該燒!雖然燒得疼了點，但不疼，則無法驚醒。
縱火的強盜固然可惡，但失職(或瀆職)的守護者，同樣可恨。一個麻木的民族，終於被堅船利炮逼進了死胡同，再也沒有退路，除了背水一戰之外，似乎還應反思，檢討失敗的原因。張宏傑在《回首愛新覺羅們》一文中說得好：“人們大概都以為鴉片戰爭失敗的責任應該算在乾隆的孫子道光帝頭上，子孫的無能不應抹殺祖先的偉大，可是也許很少有人知道，乾隆皇帝和鴉片戰爭也有那麼一點意味深長的關係。”鴉片戰爭原始的種子，在乾隆的腳下開始埋下了。乾隆在圓明園裏蓋西洋樓，僅僅實現了中西建築文化的媾和(況且還是不倫不類的)，但這兩大文明，卻呈現為格格不入的局麵，終將產生悲劇性的衝突。所謂的鴉片，僅僅是一根導火索。但這足以使圓明園像火藥桶一樣爆破了。我把那帶有煙熏痕跡的殘磚碎瓦，視為冷卻的彈片。
許多人都憑印象以為圓明園是一座“全盤西化”的皇家園林，而大水法、方外觀、海晏堂等西洋景代表著其靈魂。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圓明三園占地5200畝以上，殿堂廟宇、亭台樓閣、橋梁軒榭、館院廊廡等各類園林建築加起來，總麵積約16萬平方米(超了紫禁城的全部建築麵積)。而整個西洋樓建築群位於長春園一隅，占地100餘畝，隻相當於圓明園全局的五十分之一。有人說這不過是“乾隆皇帝的一時心血來潮之作”，純屬點綴性的小品。可見中國的帝王並不見得真住得慣洋房，亦非為了追求中西合璧，僅僅是在炫耀自家園地包羅萬象、百花齊放。
然而在火災中，以石料砌築的西洋樓，比“土木工程”的中式建築稍占點“便宜”，被烈焰吞噬之後，至少還能多剩下點“骨頭”呀什麼的，以證明那“最後的晚餐”。以至遲到的觀眾，麵對著剩菜殘羹，誤認為圓明園原本就是一席“西式套餐”呢。並且，似乎還不夠原汁原味……所以我前麵提到的那位法國留學生，覺得圓明園被毀固然可惜，但充斥於其中的，原本就是模仿痕跡濃重的“贗品”，並不值得為之痛心疾首。
這種普遍存在的錯覺，是應該及時糾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