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應恐懼死亡，他應恐懼的是從來未曾真正地活過。”——（古羅馬）馬可。奧勒留
2014年10月，塞拉利昂，凱內馬。
我們繼續向著凱內馬進發，在接下來的行程中，我算是把安德魯煩的夠嗆，因為是他重新燃起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我迫不及待的想從他那裏知道更多的信息，而這對於一個久經沙場的雇傭兵來說，不得不說是件頭疼的事。
“Alex，真的很抱歉，目前我掌握的情況可能也隻有這麼多了。”安德魯一臉無奈的說。
“不過，還有兩點是詹姆士特意囑咐給我的。”他補充道。
“哪兩件？”我像個孩子一樣，瞪大了眼睛，認真地聽著。
“一個是他囑咐我千萬不能讓警方和政府知道，因為這件事遠遠沒有我們想象的簡單；二是他絕對不能答應那個日本人的條件，所以一定要將蒂娜安全的救出來，如有可能的話，殺了那個日本人。”顯然，這是他最後的陳述了。說罷，他轉過身去，戴上了墨鏡，看起了窗外的風景。
我終於安靜了下來，呆呆的坐在那裏，大腦中不斷翻滾著各種各樣信息的碎片：陶敏、凱內馬、綁架、詹姆士、蒂娜、安德魯、埃博拉、日本人、條件……然而我始終無法將這些信息整合到一起，我仍然毫無頭緒，剛剛好一點的心情又再次變得沉重起來。
“既然陶博士與蒂娜是在同一個地點，先後被綁架，那麼兩者必然具有一定的關聯性。而那個日本人為什麼隻向詹姆士提出釋放條件而沒有向你或者中國政府提出條件呢？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麼呢？”伊薇特若有所思，疑惑的看著我。
“是啊，為什麼呢？”其實，現在的我根本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腦袋已經變得一團漿糊了。
“也許綁架蒂娜和陶博士的原因並不一樣吧。好了，現在我們掌握的信息太有限了，再怎麼猜測也沒有用，等到了凱內馬再說吧，沒準在那裏會找到一些線索。”加斯帕爾的話不無道理，我們通過默認表示了讚同。
“也多虧了安德魯提供的信息，既然我們的目的和行程都一致，倒不如你也加入到我們的隊伍吧，大家可以相互關照，成功的幾率也會大些。”加斯帕爾正式向安德魯提出了邀請，這也說出了我們大家的心聲，我和伊薇特也點了點頭，不約而同的看著安德魯。
“好吧。”安德魯的回答總是這麼幹脆、有利。
這樣，由我、加斯帕爾、伊薇特、安德魯、班古拉組成的五人營救小分隊算是正式形成了，此時，凱內馬已出現在了眼前。
說到這，我才發現對於這個西非的國家和城市我還沒有做過介紹，下麵我就簡單說一下。
基本情況——塞拉利昂共和國位於西非大西洋岸，北部及東部被幾內亞包圍、東南與利比裏亞接壤，首都弗裏敦位於西部沿海地帶。整個國家分成南方省(SouthProvince)、北方省（NorthProvince）、東方省(EastProvince)弗裏敦所在的西區(WestArea)四個部分構成，我們前往的凱內馬以及之後要提到的凱拉洪，是東部兩個重要的城市，靠近利比裏亞邊境。如果把塞拉利昂想象成正方向，那麼從弗裏敦到凱內馬相當於從塞拉利昂的西北角到東北角，全程約300多公裏。因此，塞拉利昂並不大，國土麵積僅7000多平方公裏，與中國青海省的麵積差不多，可想而知，跨越全境也不是件難事。人口僅610萬人，與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人口數相當，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社區、郊區，其餘全部是茂密的叢林和低矮的山丘。
貧窮落後——塞拉利昂的礦產十分豐富，經濟主要依賴礦業，尤其鑽礦業占了很大分量，其中最為世人所知的是從塞拉利昂開采的血鑽石，每年出口鑽石40多萬克拉。然而，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塞拉利昂人民生活水平極其低下，曾經是歐洲奴隸的供應來源地，現為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無論是購買能力、健康長壽或是受教育程度都是世界後列，建設更是嚴重不足，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都因內戰而崩潰，人均年收入僅15英鎊。導致這種結局的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塞拉利昂連年戰亂，少數野心家為了牟取巨大的財富和礦產資源，不惜煽動群眾，四處造反，而最終得益的總是那些野心家，受苦受難的還是不明真相那些老百姓。
11年內戰——塞拉利昂內戰始於1991年，由福迪?桑科領導下的革命聯合陣線（聯陣）聯合查爾斯?泰勒的利比裏亞民族愛國陣線發動，旨在推翻時任總統約瑟夫?莫莫。莫莫政府雖然在1992年被成功推翻，但戰爭仍膠著地繼續進行且長達11年。戰爭造成5萬人死亡並導致超過200萬人（超過塞拉利昂三分之一人口）流離失所，鄰近國家成為了接待因躲避戰爭而產生的大批難民的地方。戰爭於2002年1月18日正式宣布結束。2014年，塞拉利昂政局基本穩定。
人質危機——2000年，桑科及其領導的“聯陣”再次在世人麵前大出了一把“風頭”。當年5月，“聯陣”公開與聯合國叫板，綁架了500多名聯合國駐塞維和部隊士兵並將其扣為人質。此事一經報道，全世界一片嘩然。要知道，數百名聯合國維和士兵被綁架在聯合國維和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聯陣”的舉動終於惹怒了全世界，討伐之聲也隨之而起。有意思的是，在“聯陣”綁架維和士兵的同時，桑科本人也神秘失蹤。正當聯合國為人質事件絞盡腦汁時，秘密潛伏在首都弗裏敦的桑科被當地平民抓獲並交給了塞拉利昂政府。桑科的被捕終於使人質事件有了轉機。在國際國內的強大壓力下，“聯陣”最終釋放了它所扣押的聯合國維和士兵。自此，桑科開始走起了背運。盡管“聯陣”仍然把桑科當作領導人，並聲稱桑科是唯一可以代表“聯陣”與政府和聯合國談判的人，但被惹怒了的聯合國說什麼也不同意桑科繼續參與塞拉利昂和平進程。
內憂外患——塞拉利昂內戰之所以拖了那麼長的時間沒有得到解決，首先與這個國家的畸形的政治生態有關。就像在不少非洲國家過去經常發生的那樣，塞拉利昂也長期存在著一種通過軍事政變來解決國內權力繼承的惡例。軍事力量不能保證為國家和人民利益服務，卻常常為少數野心家所利用，軍隊在行使國家職能時，常常為少數人的私利所左右，甚至成為顛覆國家和政府工具。其次，與冷戰後大國尤其是西方國家對非洲的戰略有關。冷戰結束後，西方大國在非洲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普遍采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即讓非洲國家“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的內部事務”，尤其是1993年聯合國在索馬裏維和行動中讓美國大兵吃了大虧之後。而聯合國的行動，如果沒有美國的首肯，是萬難成其事的。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的不作為，使許多可以實現和平的良機白白錯失。另外，還與塞拉利昂所處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有關。塞拉利昂是以尼日利亞為首的“西非經濟共同體的成員”，與同屬“西共體”成員的利比裏亞有一條有邊無防的當年殖民主義者劃定的非自然邊界，再加上反叛頭子桑科與利比裏亞軍事強人泰勒有著特殊朋友關係，叛軍每次遭到重創後，都能在利比裏亞的幫助下東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