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建議漢武帝廣設學堂，在國都設立太學進行教育，在縣邑設立縣學、鄉學實施教化，用“仁”來教育人民，用“義”來感化人民，用“禮”來節製人民，所以，雖然刑罰很輕，卻沒人違犯禁令，這是教化施行，習俗美好的緣故。
隨後，董仲舒又以自己的眼光回顧了漢代以前的曆史，說明周代興盛是因為教化，秦代敗亡則是因為暴政。而漢王朝繼秦代的天下，就如同得到朽木糞土一樣，一定要好好治理。
於是，他又一次向漢武帝表明，要想大治天下，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必須首先從思想上改變，使全國上下在思想上達到統一，這才有大一統的希望。
漢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對策，感到十分驚奇，他異常高興，因為終於發現了最適合自己的思想基礎。他對董仲舒十分滿意，十分欣賞他的才幹。
然而，由於漢代初期推崇黃老學說，推行“無為”的政策。而且當時太皇太後，即漢文帝的皇後竇氏還在世，她十分喜歡黃老學說，而且堅持黃老之學，這是一個必須逾越的障礙。
於是，漢武帝就這個問題第二次策問，要賢良們再對策。在這次策問中，他提出了古代帝王的“勞”與“逸”的問題，“奢”與“儉”的問題，還有“質樸”和“雕琢”的問題。他說：“有人說美玉不用雕琢，又有人說仁德要用文來修飾才完美，兩者豈不相矛盾嗎？”
他要臣下們回答為什麼這兩種說法相異，實質上他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有為而治”和“無為而治”到底哪一個更正確。
董仲舒又寫了一篇近2000字的對策，在策問中，他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觀點。然而在字裏行間，無處不充溢著孔孟的儒家思想。這一篇文章更詳細、更係統地提出了為君之道和治理天下的方法，對漢武帝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
在策問中，董仲舒敘述了自堯以來，直至周文王的幾位君王的所作所為，得出結論說：“由此看來，帝王治國的道理是一致的，然而之所以有‘勞’和‘逸’之分，主要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的緣故。”這實際上是回答了漢武帝有關“勞”和“逸”的問題。
君王的“勞”和“逸”是因為時境的變化。對於“奢”和“儉”的問題，他引用孔子的話回答說：“所以孔子說：‘奢則不遜，儉則固。’”用以說明“儉”是自古治國的一項重要原則，對國家的興亡有著深遠的意義。
隨後，董仲舒又用大量篇幅向漢武帝建議實行有為的政策。他認為曆史上有為的帝王能做到“有為而治”的話，便天下升平；相反，如果做不到的話，便會天下大亂。
而能做到有為的帝王，正是與儒家的主張相符合的；不能做到的帝王，則與儒家的主張相背離。
他還引用曾子的話說，希望漢武帝尊崇適合於他自己的思想，並做出相應的行動，自然可以成為與前代賢明聖主相並肩了。接著，董仲舒順承他在頭一次奏章中的提議，建議漢武帝興辦太學。
董仲舒的這兩次“對策”，逐漸深入而明確地提出了尊儒興教、德刑並施的主張，贏得了漢武帝的充分信任。但漢武帝意猶未盡，又下第三道策問：為什麼夏商周三代的治國思想不一樣？
董仲舒的回答是：是因為天性完整而人性不足。針對當時的治國問題，董仲舒指出，大漢建國至現在已經70多年了，不如回頭來進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國家治理好了，災害就會一天天消除，福祿也就會一天天到來。執政能適合人民，自然會得到天給予的福祿。
《天人三策》的三問三答看起來就像一個渴望知識的後生請教一個學有所成的智者，這裏麵可以看出董仲舒高屋建瓴的理論水平和漢武帝超人的智慧。
董仲舒以其滔滔不絕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論準備，借助於可以自由闡發的春秋公羊學，投漢武帝之所好，公開援道入儒，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資料充實、發揮儒家義理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個讓漢武帝心醉的“三綱五常”政治儒學體係。
在3次策問中，董仲舒既回答了皇帝提問，又提出自己的建議。麵對董仲舒的回答，漢武帝滿意了。
但董仲舒並未就此擱筆，緊接著他又寫了一些文章，極力讚美儒家思想。他把《春秋》作為儒術的象征提了出來，而且還把它提高到上察天道，下察人事的神聖地位。
然後，他又表達了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宜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治製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多年以來一直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8字加以概括。
董仲舒所總結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同，漢武帝由此施行了一係列措施，對當時的社會和曆史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董仲舒以“君權神授”這一基本思想和模式，也為“大一統”的我國古代政治文明建設提供了成功範式，影響、造福中華民族近20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