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是清代的主導學術，在乾嘉之際得到充分的發展。我們也注意到，乾隆晚期、嘉道之際，經世思潮開始形成。那麼在嘉道之際，考據學和經世思潮在空間、時間分布上，兩者的關係如何？是並存，還是後者承前者衰落而興起呢？
嘉道之際常州區域文化十分發達，在古文、詞學、公羊學等多個文化領域都有創新，取得了驕人的成就，成為全國文化活動最活躍的地區。而問題是：這一地區各個文化領域之間是獨立發展，還是互有關聯的呢？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揚州地區作為商業繁榮之所，文化交流頻繁，然而文化特征卻呈現高度的同一性，崇尚樸實無華之學，以經學作為主要的研究領域，成為乾嘉學術之後勁，體現出經學領域的最高水準。它的文化特征是如何形成，其學術譜係又是如何呈現的呢？
此等種種問題，成為本書寫作的動力，在論述展開之前，我們先闡述本書涉及的主要概念。
1．區域的劃分
區域的概念，按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說法，是“有內聚力的地區。根據一定標準，區域本身具有同質性，並以同樣標準而與相鄰諸地區諸區域相區別。。國內學術界對於區域概念的闡述，以人文地理學和區域經濟學為多。
一般認為形成區域有四個標誌：（一）空間地域性，各種類型的區域總與一定範圍的地理環境聯係在一起。（二）內部統一性，或是地理或是經濟、文化等領域，就某個確定的領域而言，內部具有自身的共同特性。這也是一個區域區別另一個區域的前提所在。（三）特征差異性，隻有幾個空間存在較明顯特征差異的時候，才能產生區域的比較。（四）標準主觀性和確定性，這是區域研究中值得重視的地方。各學科由於研究的意圖不同，造成了區域範圍的主觀性。
但是一旦確定了標準就不能隨意變更，否則區域的比較就毫無意義。
很明顯，區域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統一。一方麵空間的分布是客觀存在的，另一麵不同的研究視角會產生不同的區域範圍。區域空間的確定來源於研究者的研究需要。
研究區域文化現象，首先就碰到兩個問題：區域範圍的確定和文化領域的界限。而兩個問題又是密不可分的，人類的文化活動需要依存空間才能展開，空間範圍又受到文化標準的限製。因此可以說，有什麼樣的研究目的，就會選擇什麼樣的區域範圍。擺在研究者麵前的一個難題，就是區域劃分是否恰當。地域劃分能否準確地體現研究者的意圖，而不是適得其反，這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問題。我們應該提防由於地域劃分的不準確，使地區的文化差異性得不到體現。如果研究者提煉出的某個區域的文化特征，在其他地區也是明顯存在的，這樣就無所謂文化區域的存在。比如程美寶對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的書評中，專門辟出一章以“如何劃分地域？為何劃分？誰來劃分？”為標題，質疑楊念群的儒學三大地域劃分的合理性。
她提出的問題對於區域文化研究很有啟發意義。
三大區域相對應於儒學的三種不同特征，就是他做的嚐試。
楊氏打破儒學在時空分布上鐵板一塊的思維模式，采用區域研究取向，無疑是對以往研究的一大突破。但問題在於，他所采用的三大儒學區域能不能真正吻合他提煉出來的儒學特征，這些儒學特征（如湖南注意經世致用，廣東強調心智功能的浪漫態度等）多大程度上具有曆史的真實性，都是讓讀者懷疑的地方。程美寶對此有感而發：
史學界對於“區域研究”方法的理解其實很難說有多少共識。目下所見打出“區域研究”的招牌的論著，所劃定研究的“區域”的學理根據本身就頗可質疑……普通的讀者也罕有質疑這種以行政區域或習以為常的分類作為所謂的區域研究的基礎，但在實證研究中，我們不難覺察這種劃分其實是相當主觀和隨意的。
這個問題，周振鶴已較早注意到，他認為由於中國疆域的廣闊，不但存在如戰國秦、齊之間大範圍的文化地域差異，以及省區與省區之間體現出來的明顯有別的文化特征，即在同一省區內，也有地域文化的差異存在，對這種差異進行實質性的探索，而不是發表大而化之的議論，是我國文化地理研究中一個值得重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