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玄英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
此處“經世”大意為記錄時代，作為先王典誥，流傳人世。然“經世”另有一意，為治理世事，秦漢後此意是“經世”的主要解釋。如《抱樸子·審舉》：“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範生懷治國之略。
“經世”亦即治世，主要指經邦治國、建功立業，是中國儒家文化的一種傳統精神，其價值取向與隱世、遁世相反。經世士人具有用世之心，在傳統的社會裏，往往表現為入仕意識，而不是純粹的為學問而探討學問，其學在實用，排斥空談心性或純學術、藝術創作的探討。
“經世”與“修身”，是儒家基本思想的兩個方麵，用“內聖外王”可以概括。“經世”凸現的是外王的一麵，注重政製，關注社會、國家，與講求個人修養的“內聖”相對應。根據張灝的研究，“經世”體現在宋明儒學的主流是修身與經世的結合。宋儒重視四書，並以此取代了五經在儒學領域的中心位置，其出發點就是強調修身，由修身而治國平天下，體現為道德理想主義的政治觀。宋儒認為“一個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須從個人修身開始。一個善良的社會是建築在善良的個人上麵”的。
程朱談“理學”，意圖在人世間建立道德秩序，陸王談“心學”，“致良知”，主張知行合一，知識與實踐並重。隻是宋明諸儒之說的流弊，在多談義理，對世事已不大關注。明清之際的社會大動蕩，促使一批士人對於宋明之說尤其是晚明流行一時的陽明學進行反思，而把明朝的滅亡同陸王之學相聯係。顧炎武等人提倡考據學風，反對空談道德性命，力圖恢複經書麵貌，而目的在於經世致用，解決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挽救社會危機，以至“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潘耒：《日知錄》序，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嶽麓書社，1996年。
。隨著清朝統治的鞏固，至乾隆時期，考據學日趨發達，士人反對宋儒脫離經傳而空談義理，注重文字訓詁和文獻考證，雖其中亦有戴震、汪中、章學誠等人的用世之心，然經世未受重視，當時的學風以“考證”為主，呈現出為學問而學問的趨向，很少關注現實問題，有悖清初諸儒初衷。
乾隆晚期社會各種矛盾逐漸顯現，經世思潮開始出現，並形成於嘉道之際。
同為“經世”，但是內容在宋明和清卻有異同。兩者的相同點在於：都具有入世精神，不同的是：宋明諸儒重視個體的道德修養，闡發義理，把政治視為人格化的擴大，其政治具有濃厚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發展到後期，其流弊就是空談心性，內聖一麵高度發達，而外王逐漸淡漠。南宋亦有陳亮等永嘉學派，講求功利，但非當時主流。
清儒見宋明之弊端而力挽之，反對空疏之學，而“崇實黜虛”，提倡實學，雖亦不摒棄修身之法，但隻限定於躬行實踐，而不講學論道。清儒經世主張，更多體現在有用、實用性上，可分兩個層麵：（一）講求治法，研究政事如鹽業、漕運、河工、賦役、銓選、保甲等；（二）提倡人心風俗，整頓紀綱，維係社會道德秩序。與宋明諸儒不同的是，他們更多注重於義理的實踐，而少發揮。清初至道光之際的經世學說，集中體現在魏源、賀長齡於道光六年（1826）所編的《皇朝經世文編》，全書分為學術、治體及有關六部各種事務三大部分，主旨是圍繞在六部製度的政體結構下要求改革。劉廣京前揭文對經世文編早就深入研究過，並十分詳細。
近世的經世主張不能全麵突破傳統的政製重圍，而隻能在枝節上有所增補，在西方入侵之後，傳統經世思想逐漸分化，雖亦有維護傳統體製之人，但總體已形成向西方學習之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