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選擇嘉道時期常州和揚州作為研究區域，是出於對區域劃分中存在問題的考慮。上文已經提到區域文化中區域範圍的劃分受到文化概念的限製，而文化概念本身對於學者來說又是見仁見智，大體有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之分。廣義指人類全部社會生活、人類所創造的一切財富，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狹義是指觀念形態的文化，是與政治和經濟相適應的文化。我們文中取狹義的定義，類同龔書鐸所編《中國近代文化概論》書中所取的文化內涵，龔書鐸：《中國近代文化概論》前言，中華書局，1997年。
並且不包括語言、風俗習慣、宗教領域等文化形態。同時，本文所指的士人，是在當時或以後有一定影響的文化人士，也就是俗稱的文化精英，外延上等同於正史列傳中“儒林”、“文苑”、“藝術”、“疇人”四類，與功名、官職沒有必然聯係。
我們研究常州和揚州區域文化，把時間選擇在嘉道時期，主要考慮到三方麵因素：
（一）史學界對這個時期研究不夠，往往隻是被學者作為近代開端的時代背景，做大致的描述。但毫無疑問，嘉道時期也是承上啟下的時期，鴉片戰爭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是很緩慢的，更多的還是呈現傳統的學術文化脈絡，研究嘉道時期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此後中西交融的發展曆程。
（二）區域文化的穩定性。作為一個區域的文化在某個時期表現出較顯著的特征，但是不可能永遠保持下去。由於跟文化密切相關的政治或者經濟因素的變動，很自然地影響這個地區的文化發展，比如太平天國運動對於江浙文化的影響。這些就提醒我們研究區域時應注意曆史的因素，嘉道時期的常州和揚州文化特征則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三）有清一代常州和揚州人才輩出，嘉道時期尤其是如此。此時的常州和揚州比較以往曆朝，是文化成就最高的時期，與全國此時期文化水準類似的區域相比，更具有創新性，且在經世意識和文化領域趨向性上更一致，更能體現區域性。
理論上，我們不能貿然把文化區域範圍的劃分等同於行政區域，兩者研究的側重不同，但在具體操作上卻常以行政區劃界線為界線，正如有人指出：“政區對其轄境內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深遠的影響，使其中的文化因素趨向一體化，特別是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所轄的地域不大不小，對於文化的一體化來說是最適中的。州或府是一群縣的有機組合體，州（府）治不但是一州（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該州（府）的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
清朝大部分時間，常州府管轄八縣：武進、陽湖、無錫、金匱、宜興、荊溪、靖江和江陰。民國後常州行政區域有了較大的變動。如今，常州所屬三個市：武進市、金壇市和溧陽市。除了保留原屬的武進外，其他兩個市從鎮江地區劃歸而來。隨著無錫（無錫和金匱已合並）地位的日益增強，已獨立而成為地級市，所轄錫山市、宜興市和江陰市。靖江已劃給泰州市。有清一代常州實際上是由現在武進市和無錫市、靖江市組成。行政區域上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世對常州的注意。
府治在武進縣，陽湖在雍正二年從武進析出，民國元年兩縣合並一直到今，兩縣關係一直十分密切。無論地方誌編撰還是曆史人物的地域認同，兩地都可以看做一處，從武進、陽湖分離後的縣誌編撰，可以看出兩縣在時人眼中的密切程度。如虞鳴球、董潮同纂《武進縣誌》和《陽湖縣誌》（乾隆三十年）；黃冕修、李兆洛纂《武進陽湖合誌》（道光二十三年）；張球修、湯成烈纂《武進陽湖縣誌》（光緒五年）；莊毓纂《武陽誌餘》（光緒十四年）。
後人往往以曆史上的名稱“毗陵”統稱之。如民國張惟驤所編的《清代毗陵名人小傳》，就主收武進、陽湖中人。
武進、陽湖兩縣是常州的文化中心，本文主要以兩縣人物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兼顧常州其他各縣。
區域文化的研究，士人的選定是比較複雜的問題，我們確定以下界限：（一）本區域大多數士人在某時間段具有類似的風格特征；（二）由風格特征而不是師承關係，或人際交往，或血緣姻親來規定人員的組成；（三）本區域還有一些士人，並不體現此區域的特征，一般不考慮在內；（四）人選包括受到此區域文化特征影響的其他地方士人。一言以蔽之，本文研究的對象就是具有較緊密聯係，治學宗旨、研究範圍、學術精神類似的文人區域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