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乾嘉時期的學術文化特色
毫無疑問，考據學是清代的主導學術。對清朝主導學術的名稱界定，自清至今名目繁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江藩等稱為“漢學”。除以上之外，還有“樸學”之稱，如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等。目前，學界一般稱之為考據學。
研究清代學術流變的各種書籍和文章中，大多數把皖派和吳派作為考據學的兩大派別。乾嘉時期學者也曾經對惠棟和戴震的學術做過類似的總結。戴震自稱和惠棟的區別為“定宇求古，吾求是”（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卷一五《古經解鉤沈序》，乾隆三十一年刻本），錢大昕稱戴震“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錢大昕《潛研室文集》卷三九《戴先生傳》，四部叢刊初編本）。《四庫全書總目》說惠棟：“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王文簡文集》卷四《與焦禮堂書》，民國24年高郵王氏遺書本）。但是以上諸家，隻是提到了惠、戴兩人的學術特點，把乾嘉學術按地域劃分成吳、皖兩派，最早提出並係統研究的是章太炎，梁啟超亦從此說。
眾人分析兩派特點主要是遵循章太炎的觀點：
其成學著係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以異也。
章、梁觀點代表著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學者的主流觀點。較有影響力的著作如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和侯外廬的《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等，就采用此觀點。錢穆雖然稍有疑義，說“其時不徒東原極推惠，而為惠學者亦尊戴，吳、皖非分幟也”。但是具體分析時，仍然派分吳、皖，指出：“徽學原於述朱而為格物，其精在三禮，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韻、名物諸端，其用心常在會通諸經而求其通；吳學則希心複古，以辯後起之偽說，其所治如《周易》，如《尚書》，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吳學進於專家，而徽學達於征實。
在考據學派分吳、皖幾成定論的同時，也有人提出應重視揚州學者。
從而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範圍，許多觀點至今被沿用。
台灣文哲所從90年代末期開始，專門成立了為期兩年半的“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課題組，和揚州大學展開合作。
戴逸進一步發展用地域劃分考據學者的思路，提出吳、皖、揚、浙是考據學的四大學派。即：乾隆前期、乾隆中期、乾嘉時期和晚清時期。吳皖揚浙時代先後不同，各為其一個階段”。
而漆永祥反對傳統的地域劃分，認為應從學術特點劃分乾嘉考據學，提出將乾嘉考據學分為惠棟、戴震、錢大昕三派。
不過以上兩位學者的說法僅為一家之言。應該說，考據學分成三個學術區域的觀點現已被大多數研究者認同。很明顯，學術派別主要依據風格特征劃分，傳統習慣或以地域（如桐城派），或以師承（如彊村派），或以特征（如格調派），或以時代（如唐宋派）等命名。我們認為沒有必要膠執於學派的名稱，因為名稱隻是出於研究的方便，命名惠棟學派和吳派其實一樣，本身就體現著對於複雜曆史現象的簡約化處理，重要的是學派劃分所依據的特色能不能成立。較早明確反對考據學分派的是楊向奎，他認為應從曆史發展而非地域劃分來研究乾嘉學派。近幾年陳祖武、暴鴻昌、鮑國順等人也對吳皖分派提出質疑。
近百年學界對考據學派的研究成果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幾個地區明顯的學術特征，考據學是清代學術的中心，學者們也正是從此出發分析清代區域文化。在研究過程中，考據學往往成為學術文化的代名詞，但是考據學並不等同於學術文化，雖然前者是後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區域文化，我們需要區分考據學和文化的關係，這樣才能全麵了解區域文化特征。
2．晚清經世思潮
在20世紀50年代前，學者對於經世思潮並未多加注意，更多地集中於研究個人，對象主要是龔自珍、魏源等人。
經世思潮研究風氣的形成，應是旅美學者劉廣京首開先河。他在1972年到台灣近代史研究所公開演講，提交《鹹同中興與傳統經世思想之窮途》一文，論述了研究經世思想的用心，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後通過他的倡導，促成台灣近代史所在1982年和1983年兩次召開近世思想研討會，並由該所於1984年出版《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大陸學者在80年代後，開始研究經世思潮，龔書鐸較早關注此論題，1981年發表《清嘉道年間的士習和經世派》，嗣後大陸學術界對於經世思潮的研究逐漸增多。以下我們從晚清經世思潮形成的原因和時期、經世者的組成、經世者的主張等幾個方麵論述學術界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