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思潮興起原因：清朝國勢衰落，政治腐敗，社會動蕩，士大夫提倡經世之風，紓解民困，在與國計民生有關的方麵舉行改革，形成經世致用思潮。這一觀點為學術界共識，台灣學者更有意識地把此時期變革思想針對於費正清等學者提出的“衝擊-反應”理論，認為中國近代改革思想，並非都源於西方的影響，而自有製度改革和思想進化的內在根源。
此外，考據學的流弊，也被一些學者視為經世思潮形成的思想背景。馮天瑜論述乾嘉時期學術主潮折入追究名物訓詁之精微的考據一途，經世意識十分淡化，遭到宋學家和今文學派的抨擊。
王先明指出考據學發展到後來，少有直麵世務、關注民生利病的士人，學風時尚所趨，即使有少數經世意識的學者，也隻能被淹沒在漢學的時流之中。
盧鍾峰認為考據學研究路數僅限於借訓詁的方法以考證古書、古訓的真義，求得古字、古音的真解，這是一種厚古薄今的學風，必然遭到經世思潮代表人物的嚴厲批判。
黃長義考察嘉道之際“漢學”、“宋學”、“今文經學”等三個學術領域的變遷過程，認定嘉道之際的學術轉向是從考據到經世。
經世致用思潮的形成時期，學術界並無定論。
一種是道光、鹹豐年間，孟森、李國祁、馮天瑜、盧鍾峰、周積明、王先明等人所提出。
近來，黃愛平還把經世思潮確定為乾隆、嘉慶年間。 由於“乾嘉漢學”代表著清代學術成就，認為經世思潮形成於道鹹年間的學者，他們大多考慮到經世致用思潮出於對乾嘉漢學的反動，因此把思潮形成的時間斷在乾嘉以下。如王聿均、馮天瑜等上揭文所提出的。
但事實上，經世致用形成思潮，造成一定的聲勢，應開始在包世臣、李兆洛、陶澍等人時期。他們大多出生在18世紀70年代，活躍在嘉、道之際，較早提倡經世致用思想，相互間聲氣相投。乾隆晚期，嘉道之際，既是考據學高度發達時期，同時又是經世思潮形成的時期，前者以揚州地區為代表，後者以常州地區為代表。據此，我們認為對於經世思潮形成的時期，還是以嘉道年間較能準確描述。
雖然學術界對晚清經世思潮形成時間有分歧，但是對於經世者，學者的認定就一致得多。陶澍、賀長齡、沈垚、李兆洛、林則徐、包世臣、魏源、龔自珍、張穆、俞正夑、姚瑩、徐鬆等人大多在他們的視野之中，隻是在各自的文章論述中略有增減而已。試舉幾例，如馮天瑜前揭文以包世臣、龔自珍、魏源、張穆、徐鬆、姚瑩等為主要論述對象，周積明前揭文論述包世臣、陶澍、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陳振江前揭文論述包世臣、龔自珍、魏源、馮桂芬、張穆等人，李誌茗前揭文論述陶澍、賀長齡、龔自珍、魏源、包世臣、姚瑩、林則徐等人。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包世臣、李兆洛、俞正夑、徐鬆是同一時代之人，而魏源、龔自珍、沈垚等人普遍比他們小二十多歲，包世臣等人和魏源的關係就不是很緊密。包世臣活躍的時期，他的同黨應是周濟、沈欽韓、李兆洛、張琦等人。如《清史稿》所說，當時數吳中士有裨世用者，必首及包世臣、周濟兩人。(《清史稿》卷四八六《周濟傳》)
這些人年歲相當，關係密切，互相探討經世之術。嘉道時期有五十多年，學術界對經世者比較籠統的歸類，且過於偏重包世臣、魏源、龔自珍等人，把他們放在一起加以分析，實不便於仔細觀察晚清經世思潮的具體發展過程。對於經世諸人，我們有必要具體劃分他們的年輩，確定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學者研究經世思潮或經世者的具體主張、治學取向、思考重點等方麵，大體以今文經學的興起、邊疆史地學、鹽業、河工、漕運幾個方麵作為論述的主題，各人側重雖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大同小異。如孟森闡述道光朝士風的轉移，主要考察經世者對於清朝三大政--鹽業、河工、漕運的論述；孟森前揭文。
陳其泰從乾嘉學者趙翼、章學誠的史學、今文經學、邊疆史學三個方麵考察嘉道學術風氣的轉移；陳其泰前揭文。
馮天瑜從經世者對時政看法、邊疆史學、鹽業、河工、漕運等國計民生的領域對經世者加以論證；馮天瑜前揭文。
黃愛平關注於今文經學的興起、邊疆史學、鹽業、河工、漕運、銅礦等幾個層麵。黃愛平前揭文。
陸寶千分析嘉道史學的發展，認為乾隆以來，漢學家以治經之法研究史學，不涉及政事，但是到了嘉道年間，史學經世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