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根據幾套總集和專集來確定兩個地區的士人，人物選定的標準，以在各種總集裏出現的次數較多為準。所根據的傳記有：《清史稿》,《清史列傳》（儒林、文苑兩傳），《國朝耆獻類征初編》（詞臣、儒行、經學、文藝），《國朝先正事略》（名儒、經學、文苑），《碑傳合集》，《清代七百名人傳》（學術、藝術），《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清代學者象傳》，《清儒學案小傳》，《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碑傳合集》，上海書店，1988年影印本；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中華書局，1998年；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嶽麓書店，1998年；葉衍蘭、葉恭綽：《清代學者象傳》，上海書店，2001年；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國史館：《清史列傳》；李桓：《國朝耆獻類征初編》；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以上五部均收錄於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選取人物時，我們注意三個方麵：（1）由於各書編寫的時代差異，對於傳主的選擇也有時間的限製。如李元度於同治五年（1866）編成《清朝先正事略》，卒年最晚的傳主是吳嘉賓，同治三年（1864）去世。李桓在《國朝耆獻類征初編》敘意裏談及此書選定人物卒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實際上潘諮、張鳴珂、汪佑等人卒年都已超過，張鳴珂更是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而卒，當然這幾個人僅是例外）。由於本文所作的時間段的限製，幾種總集的編寫時間沒有成為影響漏收人物的因素。（2）編寫者選取的標準不一，人物的選定有較大的出入。（3）雖然同一人物被許多總集收入，但是歸類不一。如洪亮吉歸類於《清史稿·列傳一百四十三》（大臣列傳），在《清史列傳》就放入“儒林傳下二類”，《國朝耆獻類征初編》為“詞臣類”，《國朝先正事略》為“經學類”。
由於工作量和時間問題，本書采納的傳記除了《清史稿》是完整外，其他大都選定傳記總集中的學術藝術類，所以造成一些人物漏收，這需要我們從其他途徑加以補充。本書之所以選取盡可能多的總集，就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這些偏差。
以下是根據士人在諸種總集出現頻率三次以上而定的乾隆晚期，嘉慶、道光年間揚州和常州士人的表格：表中的士人生卒年，由於格式的考慮，一律以公元紀年。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在位期間王朝紀年和公元紀年對照如下：乾隆元年（1736）-乾隆六十年（1795）、嘉慶元年（1796）-嘉慶二十五年（1820）、道光元年（1821）-道光三十年（1850）、鹹豐元年（1851）-鹹豐十年（1860）。本書後麵的附表，收錄有清一代揚州和常州地區的士人名籍。
揚州士人：
姓名字號生卒年出身官職著作
鍾懷保岐1761-1805優貢春秋考異說書區別錄筠心館集興藝塾筆記祭法解
禮記補疏三卷春秋左氏補疏五卷論語補疏三卷論語通釋一卷孟子正義三十卷群經宮室圖二卷邗記六卷北湖小誌五卷裏堂家訓一卷李翁醫記三卷地球圖說補一卷天元一釋二卷加減乘除釋八卷釋弧三卷釋輪二卷
釋橢一卷開方通釋一卷花部農談一卷憶書六卷雕菰樓集二十四卷紅薇翠竹詞一卷
阮元芸台1764-1849進士內閣學士、侍郎、學政巡撫、總督、大學士
三家詩補遺三卷車製圖考一卷曾子注釋四卷詩書古訓八卷浙士解經錄五卷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石經儀禮校勘記四卷經籍撰詁一百六卷附補遺一百六卷皇清經解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十卷國朝儒林文苑傳四卷疇人傳四十六卷
四史疑年錄七卷廣東通誌三百三十四卷浙江圖考三卷兩浙防護錄不分卷竹垞小誌五卷兩廣鹽法誌三十五卷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卷積古齋藏器目一卷山左金石誌二十四卷兩浙金石誌十八卷，補遺一卷粵東金石略十八卷華山碑考四卷石渠隨筆八卷
石畫記一卷定香亭筆談四卷
小滄浪筆談四卷揅經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一卷詩集十二卷續集九卷再續集六卷淮海英靈集二十二卷江浙詩存六卷兩浙軒錄四十卷補遺十卷八磚吟館刻燭集二卷廣陵詩事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