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地區常州地區
功名比例中，揚州的諸生在總體人數上達到45%，就是說近一半的揚州士人獲得低級功名，相對而言，常州在三類功名中，舉人占的比例最高，為44%，舉人是士人的中堅部分。
我們再看看兩地入仕情況。1區標示正三品以上的高級官員；2區標示三品-六品之間的中級官員；3區標示七品及以下的低級官員；4區為未入仕者。
揚州地區常州地區
我們發現，兩地士人中高級官員比例較少，揚州隻占本區域士人的7%，常州甚至沒有一人。其中，揚州未入仕人數，高達此地區士人總數的80%，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常州隻有28％。占常州士人大多數的是低級官員，尤其是知縣，據統計，常州選入的25人中，任過知縣一職的達11人之多。
以上的圖表，讓我們注意到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就舉業和入仕情況看，兩地存在較大差異。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如果說一個地區在幾年內，舉業和入仕情況出現波動，亦是正常之事，但從乾隆晚期至嘉慶、道光之間，在沒有其他異常因素如政治的幹擾下，兩地士人在較長時間段裏的舉業和入仕狀況存在較大的差別，讓我們不能不想到兩地士人受到各自的區域文化影響。我們知道，一個區域內部士人形成的相同認知，自然會對個體的人生價值取向產生較大影響。
不可否認，有清一代，揚州、常州在江蘇甚至全國都是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而在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社會，優秀的人才也往往同功名和入仕相聯係。沈登苗做過關於人才與進士的關係課題。他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43個學科所收的明清專家學者914人，加上其他史料的補充，共1000人作為人才的取樣，與朱保炯、謝沛霖編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所收入的進士相比較，以城市而非省份作為計量單位，得出這樣的結論：科舉發達地區成才的機會遠遠大於其他地區，有無科舉功名、功名高低、名次先後與成才的概率完全成正比例關係，學者型人才基本上是科舉出身。
至於進士的數量，如果按府而論，明代前三位的是蘇州、常州、杭州，清代依次為杭州、蘇州、常州。如果明清兩代通算，則依次為蘇州、杭州、常州。
比起蘇、常兩府，揚州地區稍為遜色，但在清朝也排列在全國各府的前列。
我們認為，常、揚兩地舉業的突出，當能反映文化的發達，但需確定的是，這個結論是在比較長的時間段觀察得出的。如果我們把這結論套用於乾隆晚期，嘉、道之際的兩地，就會發現存在一定的偏差。事實上，此時兩地文化精英與功名高低沒有必然的聯係，兩地均多為中低功名。下麵我們探討揚、常兩地文化特點，並從中找出它們功名和入仕存在如此大差異的背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