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逢祿被學者認為是常州學派之關鍵人物。嘉慶五年（1800）舉拔貢生，赴都，不事幹請，“唯就張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竟因此被黜”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四《禮部劉君傳》。
嘉慶十五年（1810）成進士，授庶吉士，已是39歲，散館改禮部主事，在禮部十二年，以主事卒。
劉逢祿的學術淵源“大抵於《詩》、《書》及六書、小學多出於外家莊氏（述祖）；《易》、《禮》多出皋文張氏（張惠言）。至《春秋》則獨抱遺經，自發神悟。”劉承寬：《先府君行狀》，見《劉禮部集》附。
其外祖莊存與對他的影響，首先是通過他母親的教誨，他在文集中，不止一次提到母親對他灌輸莊氏家學的情形，“餘幼時，先妣誨之學，必舉所聞於宗伯公（莊存與）經史大義以糾俗師之謬”。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一○《記董文恭公遺事》。
“逢祿年十一二歲，每當晚課畢或塾師解館，即授以《楚辭》、《文選》及唐宋人詩文，曰：家學不可廢也。”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一○《先妣事略》。
自敘15歲時，就開始治公羊春秋條列之學，當莊述祖與他言《夏時》之說時，令他大感興趣，他在回憶中，讚道：“文約而旨無窮，與《春秋》相表裏，……由是以知《春秋》改周之正，行夏之時，百世莫之能違者。”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二《夏時等列說》。
劉逢祿治《公羊》，有家學的影響，然研究重點和其外祖已有所不同。莊存與治《春秋》更注重於大一統，而劉逢祿較傾向以孔子為“素王”，講“三科九旨”，宣揚“張三世”、“通三統”，稱他對《春秋》“獨抱遺經，自發神悟”當不為過。張舜徽評價：“餘則以為逢祿所以大過人者，尤在能發凡起例，若是集（《劉禮部集》）卷四、卷五所載公羊諸例，固已極其淵邃，不愧專門名家，即卷七所載《詩聲衍》條例二十一則，詳究字書，博綜傳注，循流溯原，窮極要眇，非深通文字、聲韻、衍變異同之故者，何足以語此。
他用公羊義法講《論語》，如《論語·為政第二》記載孔子曾說：溫故而知新。他對此發揮道：“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通其大義而得之於心，則能以斟酌後世之製作，若漢初經師以春秋決事，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庶乎不愧已。”又如《論語·八佾》記載儀封人對孔子學生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劉逢祿又解道：“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製作素王萬世也。”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二《論語述何篇》。
他反複強調孔子受天命為後世製作垂教之書，把《論語》同《春秋》聯係，於是《論語》也就變成他宣揚《春秋》重要意義的介質。
春秋三傳中，《左傳》、《公羊》兩者和《春秋》經的關係，在經今古文之爭中，自是焦點。劉逢祿認為《左傳》隻是史籍，而非傳春秋之書，對錢大昕的《左氏》優於《公羊》說，專加申辯：
《左氏》詳於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一於千百，所不書多於所書；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以為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累見之義。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三《春秋論上》。
但他並不否定《左傳》的曆史地位，而是意欲使《公羊》獲得獨注《春秋》的地位，提出：
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末嚐求，附於春秋大義，後人增設本例，衍事跡強以為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為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其真者事雖不合於經，益可以見經之義例。……其偽者文雖似比於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三《申左氏膏肓序》。
而公羊學不明千餘年，要恢複本來麵目，就需要有一套條例來統率全書。對公羊義例的看法，孔廣森與劉逢祿就完全不同。前者自創“三科九旨”，以何休為非。孔廣森在《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序中就開宗明義：“《春秋》之為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一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有是說焉。”他亦稱何休《公羊解詁》，“體大思精，詞意奧衍”，然也說此書不通之處，如“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據《穀梁》釋傳：‘叛者五人’，不肯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
後者奉何休為法，道：“尊奉何氏，竊取斯旨。”劉逢祿要確立何休在公羊學中的地位，首先要駁斥孔廣森，指責孔氏不通公羊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