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氏家族中，繼莊存與而起講經的是莊有可。有可，諸生，淡泊名利，唯勤於著書，聲望亦不逮莊氏其他研經之人。一生著述多達62種，遺著凡119冊。“取諸經傳，精研義理，參考禮製，句櫛字比，求其異同損益之故，使如軌轍之合，浩然無滯於心，然後核諸儒之書正其是非而自為之說。
群經中，獨於《春秋》功力最深。
昔傳春秋者甚眾，左氏以事，公、穀以意，程、胡以理。餘家亦錯綜文辭。參伍情勢，比類引申，莫不各有所得，而按之於文事，俱未能無謬戾也，而況於義乎？可自讀《周官》，稍通周製，因知孔子之誌，無一不本文武之治治春秋也。於是循程、胡之理，用公、穀之意，核左盲之事，雜取諸家之說。為之注解，而要無不以周製為本。莊有可：《慕良雜著》卷三《春秋注解序》，商務印書館，1930年。
莊有可治春秋，以《周禮》為本，綜合漢宋諸家而自為之說，以求有得於心，不喜固守。他說：
學者治經，原不妨各攄所見，以庶幾於一得，亦以經義無窮，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推之無不通也。若乃任情橫議，甚至移易經傳，割裂增損，失其本真，則誣聖蔑古，弊可勝言哉？莊有可：《慕良雜著》卷二《〈春秋〉〈左傳〉論》。
類同莊存與治經之氣象，實得其心，也難怪莊存與對他讚賞有加。
莊存與和莊述祖對莊有可的一讚一否，很能說明問題。自莊述祖後，以公羊學為主的今文經學愈推愈密，壁壘森嚴，兩漢之今文經學之爭亦重現於晚清學術界。
莊述祖少莊有可6歲，乾隆十五年（1750）出生，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進士，由於和珅幹擾，歸班銓選不就，奉母以居。乾隆五十三年（1788）任山東昌樂知縣，後改任濰縣，在濰五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因大計卓異而上京引見，由軍機處記名而不謁和珅門，被和珅所抑，乞終養而歸，鄉居二十二年而卒。
莊述祖經學取法伯父莊存與，文從其外舅彭紹升。母為長洲彭啟豐之女。《清史稿》卷四八○《彭紹升傳》，“紹升，頗傳家學，述儒行，有二林居集。然彭氏學兼朱、陸，識兼頓漸，啟豐、紹升頗入於禪。休寧戴震移書紹升辨之。紹升又與吳縣汪縉共講儒學。縉著三錄、二錄，尊孔子而遊乎二氏。此後江南理學微矣”。長洲彭氏在清朝為顯族，興起於彭瓏，順治十六年（1659）成進士，選知縣，其子定求，康熙十五年（1676）狀元，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啟豐，雍正五年（1727）狀元，官至兵部尚書，啟豐子就是彭紹升，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選知縣不就。啟豐孫希濂，乾隆四十九年（1784）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曾孫蘊章，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官至大學士。蘊章子祖賢，官至湖北巡撫。長洲彭氏顯赫地位可謂貫串於有清一代。莊述祖並娶侍郎錢塘倪承寬女。又，莊存與和大學士劉綸通姻，自從莊存與父莊柱通籍以後，其家在仕途迅速崛起，在姻親中亦可見一斑，隻是未過多久，和珅掌權，其家隨之退出政治舞台，雖和珅下台，但是已元氣大傷，再也無法重現莊存與時期的輝煌。
“先是於經學之外製詩賦詞章甚富，以不入翰林遂棄去，從事小學，治許氏書”宋翔鳳：《莊先生述祖行狀》。
他長於文字訓詁之學，已入樸學門徑，然依舊從莊存與之說，尊《公羊》貶《左傳》，論道：
《春秋》之義，以《三傳》而明，而《三傳》之中，又以《公羊》家法為可說。其所以可得而說者，實以董大中綜其大義，胡母生析其條例，後進遵守，不失家法，至何劭公作《解詁》，悉隱括就繩墨，而後《春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皆得其正。凡學《春秋》者，莫不知《公羊》家，誠非《穀梁》所能及，況《左傳》本不及《春秋》者哉。假設無諸儒之句剖字析，冥心孤詣，以求聖人筆削之旨，則緣隙奮筆者皆紛紛藉藉，以為《左氏》可興，《公羊》可奪矣。莊述祖：《夏小正經傳考釋·自序三》，《珍藝宦遺書》，嘉慶十四年-道光十七年脊令舫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