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孔子愛國思想的實踐
如果說伊尹具有強烈的濟天下之難的責任心，那麼生活於春秋時期的魯國的孔子，則在以仁義為靈魂，以天下為己任，濟世救民的價值觀支配下，在治國方麵提出了自己的“仁治”、“禮治”主張。他的這一思想主張，成為當時及後世知識分子報國捐軀的行為準則。
那是在魯昭公管理國家的時候，魯國發生了內亂，魯昭公被迫出逃。孔子也離開魯國來到齊國，做了齊國執政大夫高昭子的家臣。
有一次，高昭子把孔子推薦給齊景公。齊景公問孔子國君應該如何施行國家政事，孔子回答說：“國君在施行國家政事時，首先是做國君的要像個國君，做臣子的要像個臣子；做父親的要像個父親，做兒子的要個兒子。”
齊景公又問施政原則是什麼，孔子回答說：“施政最重要的是控製支出，節省財力。”
從此以後，齊景公常常與孔子一起談論政事，時常約孔子同去郊外打獵，感覺和孔子在一起如沐春風。由於相處日久，教益日深，還給孔子提高了待遇。
有一年春夏兩季，齊國滴雨未下，農作物顆粒無收。孔子日夜牽掛災民，但自己身居客地，也沒有辦法救濟他們。齊景公更是為此心急如焚，要前來向先生請教解救的良方。
孔子說：“您如此憐惜百姓，仲尼實為敬服，這也是齊國百姓有福，能遇上這樣一位仁德的君主。民為立國之本，一個國君能愛惜百姓，這個國家必能興盛，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難，也是可能戰勝的。”
齊景公又問用什麼辦法來賑濟災民為好，孔子說：“過去堯帝時發生過9年水災，商湯有7年旱災。水旱災荒，古代聖明帝王在位，也是無法避免的。堯舜時代，常常遭遇水災，後來經過大禹治水13年，水災才慢慢減少了。丘認為最好的賑濟辦法首先就是免除百姓的苦役，開倉放糧，賑濟災民，然後向豐收的鄰國買糧食，並半價轉賣給饑民，這叫平糶。最重要的是水旱災荒必須常年預防，不可臨渴掘井。”
齊景公擔心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問題，孔子說：“丘的想法，就請國君勸導那些富足的官家，每戶拿出數十石，就可以救活一批災民。”
齊景公於是決定召集大夫出糧賑災，孔子又說：“開倉放賑，容易被一些昧著良心的人從中作弊，即使國君拿出了糧食，饑民所得無幾，因此必須選派賢德的大夫去做才是！”
就這樣，齊國上下都投入了賑濟災民的熱潮之中。孔子因此在齊國百姓中享有盛譽。
孔子主張用“仁愛”的方式治理天下，在齊國施教的影響越來越大，但一些大臣嫉妒孔子之心也日漸強烈，一次又一次地在齊景公麵前貶低孔子。由於壞話說得太多，齊景公的態度也慢慢轉變了。
這一天，孔子的弟子南宮適差人送來書信，信中介紹了魯國政治已趨穩定的情況。孔子閱信後，更有歸國之意，就對弟子子路說：“我離開魯國已是數年，魯國畢竟是父母之邦啊！”
於是，孔子啟程歸國，時年38歲。
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稱為“陪臣執國政”，因此孔子雖有過兩次從政機會，卻都放棄了。直至公元前501年，孔子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的孔子已經 51歲了。
在中都宰的位上，孔子與他的弟子們做了很多的事情，卓有成效。有一次，魯定公問孔子，能不能用治理中都的辦法治理魯國，孔子回答得相當有信心：“用我的方法治理天下都可以，何況隻是一個魯國呢？”
於是，一年之後，孔子便被另任為司空，接著再任為大司寇。這樣，孔子參與政治的抱負終於實現了。
孔子在任司寇時，強調“仁治”、“禮治”的教化作用，反對濫施刑罰。比如，有一次在處理父子訴訟案時，麵對父親告兒子不孝、兒子告父親打人的控告，問清情況的孔子並沒有立即判誰的罪，而是把他們監管起來讓他們各自反省。等到都想通了並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對之處，孔子竟然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是自此父慈子孝，連個口角也不再發生。
當時的當政者季桓子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孔子是背離以孝治民的道路。但是孔子仍然堅持自己的做法，認為為政者要做表率，反對不教而誅，主張不殺無辜、不濫施刑罰。
還是在孔子的司寇任上，有一次從衙署下班回家，路上聽到了馬廄失火的消息。他首先關心和問及的，是人有沒有受傷，而沒有問及馬匹及財產的損失情況。
雖然這隻是一件不大被人注意的小事，卻也反映著孔子內心深處的“仁愛”的思想，體現了對於人的重視，而且危急時刻，更能夠看出人的根底的善惡。
作為全權負責公檢法的官員，處理案件，審判官司，當然是他的首要任務。在完成這一任務的時候，他一改以往由貴族官吏根據慣例專斷判決的習慣，而是從“仁”的精神出發，將民主的東西引進訴訟。將凡與案件有關的人員找來談話，一一問詢他們的意見，然後他再根據大家的意見做出分析，做出正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