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的記載，範蠡在離開越國之後，還給老朋友文種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長頸鳥喙，隻可與同患難，而不可與之同樂，子何不去？
意思是說，當飛鳥被捕捉盡之後，再好用的良弓也會被封藏擱置起來。當野兔都捕捉到了，再好的獵犬也逃不過被拋棄甚至滅口的命運。越王這個人，隻能同患難不能共富貴，您為什麼還不快快離去呢？
文種見信後，也感到後怕。他雖然憂心忡忡，卻始終抱著一份微茫的希望，想證明越王不會那樣對待自己，範蠡的想法是錯誤的。但是，越王最終還是除去了文種。
範蠡能看破人心，懂得進退自如，從大局著想。先是以儒家的奉獻精神和忠勇之義幫助越王奪回了江山，後來又以道家的姿態灑脫而去，這就成了範蠡著名的“一聚一散”。
範蠡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國，齊國自然環境優越，物產豐富。到齊國後，範蠡變了姓名，自謂鴟夷子皮。
所謂“鴟夷”，是古代盛酒之壺狀器具，是一種皮製的口袋，用時“盡日盛酒”；不用時，可收起疊好，隨身攜帶。是古代民間普遍使用的一種韌性很大的“酒囊”。直到宋代仍有此物。北宋文學家蘇軾曾在詩中寫道：“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
所謂“子皮”，就是“皮子”。“鴟夷子皮”，就是“酒囊皮子”。範蠡為何會用這麼一個看似粗俗的名字呢？ 智者見智，仁者見仁。鴟夷子皮雖然是牛皮做的酒器，看似粗俗，實則蘊含能屈能伸，包羅萬象、吞吐天地之意。範蠡的境界達到了“空”和“忘我”，揮灑自如，姓名更是如此，從這一點能看出其胸襟之開闊，超凡脫俗。這是範蠡用此姓名的最重要原因。
範蠡經營的主要是飼料、繁殖、銷售牲畜的農牧業，雇用了大批勞動力，要和農夫、馭手、屠戶、運夫等人打成一片，和當地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促進事業的發展。
在當時的情況下，範蠡如果用自己的大名，就會顯得冷僻嚴肅。而用通俗幽默的“酒囊皮子”介紹自己，恐怕話一出口，對方就樂了，雇主和雇工之間的隔膜也就會衝破。一個“外來客”想在陶地治產經商，不放下架子入鄉隨俗，不和當地人融在一起，是寸步難行的。
此外，“鴟夷子皮”這個字號本身就具有招牌效應。當人們對看起來很好聽的名字感到麻木時，對這種反其道而行之的“俗名”更容易記住和關注。
根據《史記》記載，當時的範蠡帶領全家人種莊稼，還經營其他產業。比如，利用海上資源，曬鹽和捕撈海產品。還可能經營其他副業，包括養殖業。經過努力，很快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終於致富。
範蠡依舊有著儒家的文雅和仁慈，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不久就廣為人知。齊王得知範蠡在齊國後，便迫不及待地請他到朝廷任相。範蠡雖然答應了，但到任時間不長後就辭職，再度離開了功名利祿。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說，範蠡曾經感歎說：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居官至於卿相，治家能有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
於是，範蠡任相3年，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成了範蠡的“二聚二散”。
一身布衣的範蠡第三次遷徙至陶，就是後來山東肥城的陶山。當時的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居於“天下之中”。
範蠡在這個最佳經商之地，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予，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再次散財，稱為“三聚三散”。
在這之後，範蠡自號為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我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被稱為一代“商聖”。
範蠡作為財神的形象是很豐滿的。他心善懂奉獻，也不留戀功名金錢，懂得急流勇退，轉換角色，棄官務農、經商，體現了儒道互補的人生哲學。
唐代詩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詩，對範蠡大加讚揚：
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揚五湖風。
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
後世有很多崇拜敬仰文財神陶朱公的人，紛紛研究起範蠡的為商之道。可以說，在所有的財神之中，隻有範蠡離人們的生活最近，也最能幫助人們以仁義聚財。
首先，範蠡經商不是盲目出擊，而是精心選擇地點，充分發揮自然環境的優勢，以求最好的經濟效益。他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國。
根據《史記》的記載，當時的齊國“地帶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具有良好的從事生產的條件，為範蠡經商奠定了基礎。範蠡充分利用齊地的資源和環境，帶領全家人，“耕於海畔，苦身戮力”，多種經營，“父子治產，居無幾何，治產數十萬。”
範蠡從越國的上將軍一變而為勞動者，在官為本的時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祿，而範蠡坦然改變身份，潛心從事生產，埋頭苦幹，迅速致富，對傳統觀念作出了大膽的挑戰。僅此一點，對後人的啟迪就已極其深刻。
其次，範蠡豐富的經商理念也使財神之美譽名副其實。在範蠡的經商原則裏，有一條就是強調主張把握商機，侯時轉物。他遵循經濟豐歉循環論經商，提出“待乏論”，不要人等貨，應讓貨等人。也就是說，要準備別人沒有的或想不到的貨物，這樣才能在市場上占據優勢。
範蠡主張“逐什一之利”，薄利多銷，不求暴利，這正符合我國傳統思想中經商求“誠信”、求“義”的原則。
範蠡經商就和他從政一樣，既擁有古代儒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也有道家順應自然大道的豁達人生觀，儒道互補，外道內儒，順應自然，所以他無論是在從政還是經商中都保持了心態的平和、淡定。
在範蠡思想中，追求和諧的天道、地道、人道尤為可貴。他曾說過，治理國家有3件事要注意：國家強盛時要設法保持下去，這叫持盈；國家將要傾覆時要設法轉危為安，這叫定傾；平時治理國家政事要得當，這叫節事。
範蠡還曾對勾踐說：“天道要求我們盈滿而不過分，氣盛而不驕傲，辛勞而不自誇有功。”這些，也正是經商的人需要注意的事情。
人們還從範蠡的經商事跡和經商思想中總結出了《陶朱公生意經》，又稱《陶朱公商經》、《陶朱公商訓》或《陶朱公經商十八則》。
其主要內容包括：生意要勤快，勿懶惰；接納要謙和，勿暴躁；價格要訂明，勿含糊；賬目要稽查，勿懈怠；貨物要整理，勿散漫；出納要謹慎，勿大意；期限要約定，勿延遲；臨事要盡責，勿放任；用度要節儉，勿奢侈；買賣要隨時，勿拖延；賒欠要識人，勿濫出；優劣要分清，勿混淆；用人要方正，勿歪斜；貨物要麵驗，勿濫入；錢賬要清楚，勿糊塗；主心要鎮定，勿妄作；工作要細心，勿粗糙；說話要規矩，勿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