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也很重視唐太宗個人的品德修養。他曾引用荀子的話勸諫唐太宗說：君主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托舟，亦能覆舟。這句話對唐太宗震動很大，他牢記在心，並用這句話告誡太子，讓他永遠不要忘記。
最著名的，是魏征關於忠臣和良臣的見解。有一次，唐太宗聽信讒言，批評魏征包庇自己的親戚，經魏征辯解，唐太宗知道自己錯了。魏征趁機進言道：“我希望陛下讓我成為一個良臣，不要讓我做一個忠臣。”唐太宗驚訝地問：“難道良臣和忠臣有區別嗎？”魏征說：“有很大區別。良臣擁有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名聲，子孫相傳，千古流芳；忠臣得罪被殺，君主得到的是一個昏庸的惡名，國破家亡，忠臣得到的隻是一個空名。”唐太宗聽後，十分感動，他連聲讚美，並賜給他絹五百匹。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最好的諫臣，魏征也確實起到了重要的監督作用。魏征死後，太宗十分痛心，無限感慨地說：“用銅作鏡子，可以正衣冠；用曆史作鏡子，可以知道國家興衰的道理；用人做鏡子，可以看到自己的過錯。現在魏征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麵鏡子。”
文治武功一代明君
隨著國內政治經濟形勢迅速好轉，國力逐漸增強，唐太宗為建立強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國，開始了統一邊疆地區的戰爭。
唐太宗首先征服的是當時對唐朝威脅最大的東突厥。在與東突厥初期的戰爭中，唐中央的軍隊實力還不能戰勝東突厥。一次東突厥首領頡（ｊｉé）利可汗親率20萬騎兵攻到長安城下，唐太宗設下空城計，憑借著自己的機智和勇敢，沒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20萬突厥大軍。
此後，經過唐太宗所進行的一係列改革，唐朝國力大增，漸漸地在與東突厥的戰爭中占了上風。唐太宗采取遠交近攻的方針，扶持頡利可汗的反對勢力，牽製頡利可汗，並積極備戰，與曾經臣服於東突厥的強大勢力薛延陀部建立聯盟，造成了南北夾擊東突厥的有利形勢。同時，唐太宗又設下離間計，利用東突厥貴族的內部矛盾，拉攏和頡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突利可汗歸唐，為唐太宗提供了裏應外合的有利戰機。公元629年，唐將李靖夜襲陰山，大敗東突厥，俘虜頡利可汗，滅掉東突厥。當地各少數民族勢力紛紛歸附，從而統一了北方邊境。
之後，唐太宗又相繼派兵收複了吐穀渾、高昌、焉耆、龜茲（ｊūｎ ｚī）等地區，並在龜茲設立了安西都護府，重新恢複了對西域地區的統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邊境重新得到了鞏固和擴大，也使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重新得到了暢通，加強了中原地區與西域和中亞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
在利用戰爭以軍事打擊震懾的同時，唐太宗又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不強行改變這些少數民族原來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並任命原來的首領擔任各級官職，管理本地區或本部的人民，同時還送給他們農具耕牛等物品，幫助他們發展農牧生產。
此外，唐太宗還通過和親政策，加強少數民族同唐朝的聯係和團結。公元640年文成公主入藏，將農耕、紡織、建築、造紙、製筆、釀酒、冶金以及農具製造等技術帶入西藏，對吐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加強了吐蕃與唐朝的聯係。
同時，唐朝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也越來越頻繁。亞洲、非洲地區許多國家不斷有人來唐朝訪問，當時的長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太宗對中外交往采取了積極友好的態度，專門設立鴻臚（ｌú）寺接待各國使者，設立商館以招待外商，那時和唐朝交往的國家達到70多個。外國商人進入中國後，唐政府允許他們長期居住，還可以和中國人通婚。這一時期，胡椒、菠菜、鬱金香、天竺幹薑等植物相繼從波斯（今伊朗）和印度傳入中國。玄奘（ｚàｎɡ）到天竺帶回了大量的佛教經典，並將其譯成漢文，玄奘取經的故事後來還成為《西遊記》的素材。其他宗教如景教、回教、摩尼教等也在此時傳入中國。
同樣，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紙張等也在此時傳入西方，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就是在貞觀時期傳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過阿拉伯傳到歐洲和非洲，對西方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唐朝高度發達的封建文化也深深影響了當時的世界，尤其對朝鮮、日本的影響更大。公元645年，日本廢除氏族製度的“大化改新”，吸收了均田製、租庸調製、官製、府兵製以及刑律等等，建立起了完備的國家機構和製度，大大促進了日本的封建化進程。
唐朝對世界的影響非常深遠，直到現在，很多國家華人聚居的地方還被稱為“唐人街”。
唐太宗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而且還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君主。他精於弓馬，擅長詩書，是一位文武雙全的皇帝。
當時李淵在晉陽起兵時，李世民就曾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李淵建立唐朝後，李世民便擔負起統率三軍征代各地割據勢力的使命，為李氏王朝的統一立下汗馬功勞汗馬功勞：原指戰場上立下戰功。今泛指貢獻、功績。。李世民對弓馬特別精通。後來登基做了皇帝，他嫻熟的騎射技術仍然不減當年。昭陵六駿雕刻，既是唐初雕刻藝術的高度成就，也是唐太宗嗜馬成癖與他馳騁戰場的真實寫照。
唐太宗還是個詩人、文學家和書法家。他所寫的詩文，被編入《全唐文》和《全唐詩》中，其中就有文七卷、賦五篇、詩一卷六十九首，代表作是《帝範前後序》、《金鏡》。唐太宗非常喜歡晉代著名書法家王羲（ｘī）之的書法，最為擅長的是飛白書法。唐太宗還十分重視對書法的鑽研，他寫的《筆法論》、《指法論》、《筆意論》等，對書法也有指導作用。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使得貞觀時期出現了一場書法革新運動，統一了南北朝以來南師王帖、北師魏碑自立門戶的局麵，使王書成為全國書體的正宗。
不可否認，唐太宗是中國曆史上眾多皇帝中少有的明君，但在貞觀後期，唐太宗還是出現了驕傲和自滿情緒，思想和行為逐漸發生了變化，封建帝王的貪欲和專製本性越來越多地在他身上體現出來。
到了晚年，唐太宗還滋生了乞求長生不老的迷信思想，迷戀方土煉製的金石丹藥，結果因服食金石丹藥過多，中毒暴亡，享年5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