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修先生,反對斡脫商人放貸取利,為何也對色目人‘包稅’如此抵觸,難道朝廷獲得充足的稅賦,又省去了諸多相關官吏的開支,不是兩全其美的辦法嗎?”趙昺笑問道。
“商人重利,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何來兩全之說!”劉因聽南朝皇帝對自己的諫議如此輕描淡寫,不由地怒道,“朝廷貪利,商人必然倍之,而所得皆出自百姓,使得民生困苦。”
“朝廷隻要加以節製,約束其所為,限製其所得,便可使百姓免受其擾!”趙昺言道。
“嗬嗬,陛下真是明君啊!”劉因讚道,可誰都聽出其中的譏諷之意,“如何加以節製,隻怕屆時官商蛇鼠一窩,上下勾結,變本加厲的盤剝百姓,能的民不聊生,天下動蕩!”
“就隻有這些了嗎?”趙昺並沒有著惱,而是笑著再問道。
“難道這些還不夠嗎?不知陛下還想要些什麼?”劉因哼聲不屑地道,剛對南朝皇帝有的些許好感又頃刻蕩然無存了。
“若靜修先生認識僅止於此,還是過於淺薄了,讓朕有些失望了!”趙昺聽罷輕輕搖頭似是惋惜地道。
“哦,願問陛下高見!”劉因有些驚訝,卻不服氣的梗著脖子道。
劉因的擔心其實有些多餘,這個問題趙昺早就有所警惕,而近現代社會雖然沒有撲買包稅這種製度,但也並沒有完全消失不見,在有些方麵不過改頭換麵依然大行其道。而西方學者很早也對包稅製有所研究。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斷言,“最殘酷的稅法,常見於公家收入大部分采用包稅製的國家”。這是因為,從長遠觀點看,包稅製既不利於提高稅收收入,也不利於減輕百姓負擔,而隻是將財富集中在包稅人手裏。
但創立明朝的朱元璋對前朝的評價則是“元以寬縱失國”,這就耐人尋味了,趙昺起初並沒有想清楚這是怎麼回事,自然他一個靠技術吃飯的也是沒有必要去深究。直到回到此間有了身臨其境的體會後,才終於明白其中的深意。
現在流行句話叫做‘不知他人苦,莫勸他人善’,按照趙昺的理解就是脫離現實環境講道理,其實就是耍流氓。
包稅製在蒙元的實施也是有曆史背景的。蒙古人出身草原,其本身不善理財,成吉思汗及其後裔麾下的鐵騎,締造了蒙元王朝空前廣闊的疆域。但這些“隻識彎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對如何管理這個龐大帝國的財政簡直一無所知。
蒙古開始向外擴張時,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掠奪。因此,每到一地後,總是把財產掠奪一空,把擄來的人民、工匠充作奴隸,按功大小分賜給諸王貴族、將領,而大汗則從中各取一份。他們簡直不知道有“賦稅”這回事,這時色目人出現了。
由於蒙古是遊牧民族,除了飲馬乳、食羊肉及圍獵所得外,手工業品極端缺乏,需要對外交換以滿足其生活需要,蒙古貴族還需要一些奢侈品如織金衣料等。而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以前,已有不少中亞的回回商人來到大漠南北各地做買賣。
隨著蒙古軍隊的幾次“西征”,西域、中亞的廣大地區都被納入版圖。因此,有更多的西域色目商人來到東方經商。當時的蒙古貴族還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剝削定居人民,而色目商人憑著“能知城子的體例、道理之故”,順理成章地充當了他們搜括財富的幫手。
大蒙古國與色目商人搭起的草台班子,他們開始參與管理經濟事務。中國傳統講究“重本抑末”。商人沒有政治地位,工商業也不受重視。但蒙元的情況就不一樣,色目商人當了家,商業稅變得相當發達。
元朝的商業稅稅率是多少呢?三十分取一。這個稅率比之現代社會都要低得多,當然其中不乏有色目人的私心在其中。但將稅收製度標準化、規範化,使地方官員無法盤剝壓榨商人,自然有利於商業的發展。
另一方麵,當時還規定,商人必須按月納稅,然後才可以進入城鄉市場進行貿易。如果沒有納稅憑證,或不出示憑證則為匿稅。如匿稅“物資一半沒官”。為了打擊偷漏稅行為,又規定“於沒官物內一半付告人充賞”。如此蒙古人的商稅收入自然是非常可觀的,大家都受益也其樂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