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劉因的質疑，鄭虎臣接過了話題，他作為大宋秘密情報機構的首領更為了解社會黑暗的一麵，而當前一個‘老吏’身份，也更容易讓人信服。
在元朝平定南宋後，統治者對江南地區采取較為粗疏的管理，以致統治勢力難以深入基層社會，不借助當地有名望的地主、士紳之手來管理。但漢地的地位又太過重要，光是南宋舊地的江浙、湖廣、江西三個行省的稅糧一項，所收便達六百四十九萬六千零一十八石，占全國稅糧總數的五成還多。
在這種情況下，元朝統治者不得不沿用原南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保留原有稅製的基礎上，元朝政府還承認並保護南方原有的封建土地占有關係，進而放任地主富民集團的發展。某種意義上說，這也算是“雙贏”：元朝的軍國所需與北方貴族及官僚的奢靡生活都有了保證，南方地主利益也實現了“最大化”。
在這種“寬縱”政策的包庇下，南方地主的權勢惡性膨脹，民間更是有說“一家雄踞一鄉，小民懾服，稱為野皇帝”的說法。所以蒙元朝廷裏的色目商人就算把“撲買”的金額定得再高，也影響不到這些地主的利益，因為所有的稅賦以及包稅人中飽私囊的部分都壓在自耕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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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江南一帶地主隱匿土地的現象很突出，如果“再行檢覆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按理說，這是有利於元朝廷的事情，可時任官員卻以“江南之平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的借口予以暫緩執行。個中緣由，無非是擔心影響到“富民”集團的利益。
種種壓迫之下，有些破產的農民，雖然已是“田入他戶”，但仍需照樣納稅，隻得“逃之四方”。再加上豪民地主在“寬縱”的旗號下，享受“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的優越待遇，欺壓百姓無所不為，各地百姓走投無路，隻得鋌而走險。
據統計，僅至元二十年這一年，江南人民“相挺而起”的大小起義“凡二百餘所”；到至元二十六年，更激增為“四百餘處”。在中國曆史上，王朝初建的盛時就出現民眾蜂起的局麵是不太多見的。而歸根結底，色目商人當家的“草台班子”，恐怕是難辭其咎的……
“在收複江南後，中原風傳陛下肆意屠戮元廷官員，迫害鄉紳士人，強征豪門富戶土地和財產，以致江南地區士人怨聲載道，民意沸騰，想來也是緣起於此吧！”劉因聽著鄭虎臣所述的一樁樁、一件件元廷官員及色目商人勾結江南豪紳所做的惡行，也是沉默良久後才道。
“不錯，是有此因在其中！”趙昺毫不猶豫的接下了這口戕害鄉紳的鍋道。
“陛下鎮壓土豪劣紳，沒收其土地和財產，但是並未收入皇室內庫，而是將抄沒的土地分與失地百姓，財物用於改善民生，修繕水利，恢複生產之用。怨聲載道是那些昔日為虎作倀的劣紳，而百姓無不歡呼雀躍，盛讚陛下為仁君。現下江南百姓耕者有田，戶有餘糧，居有定所，寒有冬衣，比之蒙元所在時強之百倍。”鄭虎臣言道。
“既知商人誤國壞政，吾也聽聞陛下施政事功，重工商，而輕農耕，來日不怕重蹈覆轍嗎？”劉因又問道。
“嗬嗬，此言有誤。陛下重工商不假，卻是農商並重，發展工業，且強調農業是百業之本，而非棄農輕農。”鄭虎臣解釋道，“再者陛下行商海外，將海內所產銷往外藩，賺回金銀；又將海外珠寶香料販回國內，即解決了短缺，又向朝廷繳納商稅，此利國利民之舉有何不可呢！”
“而我朝早有法度，嚴禁官吏極其近親經商，且軍隊經商更是禁止，違者皆會受到重處。從而避免了官商勾結亂政，為獲利而貪贓枉法。另我朝嚴禁私人買賣授田，避免了土地兼並，導致百姓流離失所之事發生，又選調官吏管理鄉間事務，使那些鄉紳無法幹涉地方事務，行亂民壞政之事！”
“如此而言，是吾偏聽偏信，對其中有所誤會了！”劉因大概了解了‘實情’，卻也以為那老吏因皇帝在前不敢妄言，而是有所保留，半信半疑地道。
“俗話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先生來日盡可到江南一行走走看看，若有不妥之事也可告知於朕！”趙昺看出其仍有所保留，但能夠開誠布公的說出來也算是有所進步，笑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