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朝曆代實施‘花錢買和平’的策略中，雖然許多人認為遼和本朝的澶淵之盟大約算是一個正麵典型，通過固定的歲幣，雙方在訂約後的一百多年基本相安無事，且這點錢兒在宋的收入中占比很低，比之戰爭獲得和平所耗成本而言是極為合算的買賣。
但這種相安無事很大程度是因為本朝被迫忍氣吞聲，被迫放棄了燕雲十六州。而遼也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安分，在與西夏爆發戰爭時，遼就趁火打劫、在邊境挑事，最終逼迫本朝增加了歲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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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宋朝南渡後對金的歲幣，更多是戰場失利下的無奈之舉。自最初的“天眷和議”，金以歸還河南、陝西等諸多占領區換取宋朝稱臣納貢，對宋朝來說其實不算虧。但是不久金人毀約，經過紹興十年和十一年戰事，尤其是淮西之戰後重訂的紹興和議中，本朝是土地沒得到、歲幣還照交，吃了大虧。
到了後來的隆興北伐和開禧北伐，宋廷都以失敗告終，錢自然得繼續交，稱得上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由此可見軍事上的軟弱，歲幣的效果越來越低了，花錢買和平雖然比戰爭成本低，效果卻取決於對方意圖。
從宏大的戰略敘事角度看，這是一種很憋屈的方案。但從財政上看，如果不能完全消滅對方，那麼這種方案毫無疑問是成本較低的。當然，花錢能不能買來和平，要視具體情況而定。所以趙昺以為非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此策是不可取的。
不過當前的形勢是己方占據上風，要求和花錢的是蒙古人，但是趙昺覺得並不妥當。因為在成吉思汗真正意義統一蒙古高原之前，草原世界的許多行事邏輯並不能用中原大一統王朝的思路來推斷。
在匈奴、柔然、突厥、回紇等民族相繼統治蒙古高原的時代，草原世界遍布著各種部落。這些遊牧國家內部，存在著王族旁支和諸多臣屬部落，雖然在外交和軍事方麵通常聽命於單於或可汗，但在內部問題上更多是一種協商為主的聯盟性質，而統治草原世界的那個民族更多隻是一個盟主。
對這些盟主來說，他們的權力合法性一方麵來源於祖先戰勝了草原世界的其他競爭者，有權在草原部落之間擔任軍事領袖和內部仲裁者；另一方麵也作為談判者和戰爭首領，代表整個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這種國家結構與其說是自身進化的結果，不如說是草原世界為了解決其自身組織問題、有效團結起來同中原打交道而逐漸形成的。
正因為如此，能否有效和中原王朝打交道，也決定了當時草原世界統治者對其他部落統治的穩固程度。畢竟，壟斷了和中原王朝的貿易權，就意味著財政上對各部落的絕對優勢，也意味著他們對其他部落統治權的穩定性大大增強了。
蒙元不同，其不僅在形式上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並且形成了國家政權，建立了國家製度，對轄境實施有效的管理。按理說已經可以與國家名義與大宋談判，但是趙昺不願意，一個統一的遊牧民族國家，比之鬆散的部落聯盟更具威脅性，同樣需要花費大量軍費保持強大的武力予以壓製，以其這樣不若將其滅國，起碼在一段時間內可以保證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和平……
“陛下，曆朝史家皆已大漢武帝‘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而自豪，即便草民今日說起亦是不免心中激蕩，欲提刀上馬酣暢淋漓以犁庭掃穴之威封狼居胥。想陛下同樣有將蒙古人逐出中原，牧馬塞外之誌，而今陛下收複中原在望，自不會與敵媾和！”劉因看南朝皇帝若有所思，也大概明白了其的心思，又言道，“但是此策亦有隱患，不惜代價的進攻，實際上對國家的財力、人力和物力皆會造成極大的負擔。”
劉因邊說邊看著南朝皇帝的臉色，並非出於膽怯和奉承，而是清楚自己的身份，說好聽點兒勉強算是謀士。而他行事有些迂腐，性格倔強，可讀了那麼多書，也明白君王的謀士盡管能量巨大，甚至可以影響到其的決策。但事實上，謀士的主要責任還是出謀劃策，那個拍板的人不是他。
且劉因清楚謀士的定位與求勝之道。相比於武將，做謀士是風險低收益大的差事，可作為一國之君可攬天下英才，正是所謂的謀士如雲，若想在其中脫穎而出，讓君主見到自身的才華，往往會多給君主出幾個主意，才能出將入相，封妻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