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軍權的同時，趙匡胤派轉運使到各州官吏財政，地方的財政收入除必要的經費支出外，全部由轉運使收歸中央。這樣，又收回了財權。
在政權方麵，趙匡胤采用了“四權分立”，中書省和樞密院分掌文武權柄，三司掌財政，禦史台和諫院掌監察和輿論，分別直接對皇帝負責，削弱了宰相（同平章事、中書省首長）的權力和禮儀待遇。並縮短官員任期，實行職位和職權分離等，以防止官員在某一職位上培植個人勢力。
趙匡胤生長於五代亂世，深知武將專權的禍害，這可能是促成他“右文抑武”政策的根源。他除了廣泛任用文人為官以取代武將外，還立下了包括“不殺大臣及上書言事者”在內的誓碑。對曆史的影響更為深遠的是他對於科舉製的改革。他禁止了唐五代以來盛行的“公薦”、“公卷”等考前推薦製度，使試卷成了評定錄取的唯一標準，大大增加了考試的公正性，使沒有任何背景的窮人也有機會中式。他還確立複試、殿試製度，同樣有利於選拔出真正的人才。宋代文化發達，文人地位較高，與趙匡胤的首倡不無關係。
趙匡胤在位期間未明立繼承人，但他封其弟趙光義為晉王、開封尹、同平章事，對自己的兒子則沒有給予任何權力，傳位於趙光義的意向已十分明顯。976年，趙光義在“斧關燭影”的疑雲中登上帝位。趙光義是趙匡胤事業的良好繼承者，統一了除幽雲十六州之外的全國（傳統的漢人地區），繼續鞏固了中央集權，使北宋政權通過了發展的“瓶頸”。
趙匡胤的偉大之處除了結束近百年的分裂局麵，大體上統一了漢族地區外，還在於他生長於殘酷血腥的五代亂世，卻開創了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在於他成長於戎馬倥傯的生涯，卻營造了一個有利於文人文化蓬勃發展的氛圍。但他使權力過軍事分集中於中央，致使地方力量衰弱，不足以拱衛中央；他的軍事改革使得“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降低了軍隊的作戰能力，以致後來在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中一直處於劣勢；他營造的使各級各部門互相牽製的官製，也降低了辦事效率，導致冗官冗政。這些都使他受到後人的指摘。我認為，對曆史人物不必過於苛求。趙匡胤根據時弊改革了製度，適應了當時的形勢，而他的後繼者們未能根據時政的變化，繼續去完善去改革，導致了積貧積弱，這也不能歸罪於趙匡胤。
趙匡胤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不僅是開創了一個朝代，他還是一個階段性轉型的實現者。他在這個影響世界的帝王排行榜中列第5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