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酒店業隨著釀酒業的發達而擴展，大小酒店遍布全國各地。尤其是江南一些市鎮，“茶坊酒肆，接棟開張”，酒肆生意興隆，繁華程度絲毫不遜於唐宋時期。京師為全國政文化中心，酒肆也最為奢華。
在現代的北京，清代開張的老酒店還可尋覓。如建於乾隆六年（1741年）的沙鍋居，老字號全聚德、豐澤園、東來順、回來順、西來順、來今雨軒等。舊時北京的民間小酒店，大多店麵簡樸，粉壁牆上往往書一大“酒”字，屋簷下也掛有類似酒樓的招牌。室內陳設簡單，木桌木長條凳、資碗、錫或白鐵皮製成的酒壺。櫃台頂上多寫有“太白遺風”、“太白世家”、“劉伶停車”這類豎匾，有的牆上還掛有名人畫，其內容也多與酒有關。
宋至清代，大型酒樓的建築形式，分為樓房型和庭院型兩種。樓房型的酒樓，宋代稱為“閣子”，清代稱之為“雅座”。有的酒樓內部廊廡環繞，形成了獨特的建築群體。
清乾隆年間徐揚所繪《盛世滋生圖》展示了蘇州木瀆經胥門、閶門直至虎丘的市容，圖中所繪飯店酒樓有18家之多。蘇州的王四酒家、石家飯店也聞名遐跡。唐伯虎在《姑蘇雜詠》中是這樣描蘇州酒肆興旺的“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門五日一嚐新。”沈朝初的《憶江南》詞雲：“蘇州好，酒肆半朱樓。遲日芳樽開檻畔，月明燈火照街頭，雅生列珍饈。”
晚清各地酒樓更趨繁盛，出現了許多各具特色的地方風味酒樓。尤其是京師為王公貴族聚居之地，酒樓之盛超過他處。
晚清上海為中外交通樞紐，商旅往來頻繁，酒樓更是繁多。戊戌變法期間，汪康年在上海辦《時務報》，梁啟超為主筆，汪康年主持對外之交涉，日夕酬應，苦於酒食征逐之煩。《清稗類鈔》記：
一夜赴十四處晚餐會：則為酒樓九，長三、麼二妓院五也。其中先時而至，僅道謝者七，略坐而把盞，僅以酒沾唇者四，有二處則大嚼，而疲於奔命之如是者，實恐有一不到，開罪於友人耳。宴會之苦，非個中人不知，蓋食無定時，方饑不得啖，過食則傷生也。
舊時上海，妓女之高等者為長三，幺二為亞於長三之妓，時人常在妓院設席宴客，謂之“擺酒”，而喚妓俏酒則為“叫局”。
杭州雖向以繁盛著稱，然在光緒初，城中無酒樓，若宴特客，必預囑治筵之所謂酒席館者，先日備肴饌，但送至家而烹調之。倉猝客至，僅得偕至豐樂橋之聚勝館、三和館兩麵店，河坊巷口之王順興、薦橋之趙長興兩飯店，進魚頭豆腐、醋摟魚、炒肉絲、加香肉等品，已自謂今日宴客矣。蓋所謂酒席店者，設於僻巷，無雅座，雖能治筵，不能就餐也。光緒中葉，始有酒樓。最初為聚豐園，肆筵設席，咄磋立辦。自是以降，踵事增華，旗亭遍城市矣由此可見，晚清雖社會矛盾、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而宴飲之風卻日趨豪奢，頗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味道。如蘇州虎丘，“繁華甲全國，酒樓歌榭，畫肪燈船，留連其中以破家者不可勝計。尤盛者，競渡之戲，粉黛雜，笙歌敖曹，逾月不止，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皆趨之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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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北京的酒肆
北京酒肆有三種。一種為“南酒店”，出售女貞、花雕、紹興酒及竹葉青酒，並提供火腿、糟魚、蟹、鬆花蛋、蜜糕等佐酒菜；一種為“京酒店”，出售雪酒、冬酒、酒、木瓜、幹榨，佐酒菜有煮鹹栗肉、幹落花生、核桃、仁、蜜棗、山植、鴨蛋、酥魚、兔脯；一種為“藥酒店”，有玫瑰露、陳露、蘋果露、山
露、葡萄露、五加皮、蓮花白等，售賣藥酒者不提供菜， 須飲酒者自買於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