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居正檢視中國傳統文化
熊召政
我在西安特別有緣，第一是有人緣；第二是有書緣。讓我感到這是塊文化的寶地，所以，這次忠實先生說白鹿書院舉行成立慶典，想叫我過來一下，我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我想，我已經放棄了一次韓城，再不能放棄白鹿原了。就這樣，今天我就終於比較準時地坐在這個地方和同學們，和各位專家教授、領導們進行交流。關於“青年作家”的問題我怎麼笑起來了，因為我20歲寫作的時候，還是下鄉知識青年。當時發表了長詩，在那種文化饑餓的年代，一個月我收了1800多封信，全國各地的。今天又聽到李書記喊我“青年作家”，一下把我喚回了當年20多歲、30多歲所有的我在文學上的美好的回憶。
白鹿書院的成立，就是研究傳統文化。忠實先生說：“你是寫曆史小說的嘛！你對傳統文化很有感情。”我說我不但有感情，傳統文化已經成了我文學最重要的基因之一。在陝西來談傳統文化，可以說是人傑地靈。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像陝西這樣的文化沃土並不很多。我小時候熟讀唐詩，從唐詩中了解了古代的長安。再加上後來我研究絲綢之路也好，研究很多曆史上典籍也好，長安永遠是像一種古文化的北鬥星一樣指引著我們這個文化星空。因此《張居正》這部曆史小說，雖然我寫的是北京，寫的是明代，可是我發現當時一個最珍貴的曆史資料就在你們西安的陝西曆史博物館。我1997年來搜集素材的時候，到了陝西曆史博物館，我看到萬曆年間的一張清賬田畝的田契。它對我這部書的寫作沒有直接的曆史背景，但它這種文化傳承的精華依然對我起了一種指導的意義。
張居正是在明代萬曆年間也就是1572年到1582年這10年的時間裏，他主政，實際上操控了政壇，成為當時那10年中間實際的領導人，他所領導的“萬曆新政”，這場改革是非常的激動人心，而且在曆史上也有非常深遠的意義。所以直到他死之後，對他的毀譽一直都存在，貶他的人可以一直把他打到地獄，讚譽他的人認為他是天堂的使者，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人物。從梁啟超一直到黃仁宇這80年時間裏麵，就不停有人為張居正鳴不平。我1992年在深圳跟一個朋友聊天，他說，其實張居正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有許多相似之處。他說了這句話，我回去以後就看《明史》，再就慢慢地看他諸多列傳，看所有有關他的書籍，慢慢就有了一個輪廓。我突然就感到，張居正的改革對現在的改革有非常深遠的借鑒意義。
我把整個中國宰相係列做了一個比較研究，又比較研究了秦始皇到最後一個皇帝宣統的所有皇帝係列，更激發了我的研究興趣。後來我感到，主要是我們的皇權世襲製，而我們宰相的出身就像在座的大學生一樣都是讀書人出身。他們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從學生到科舉，飽經挫折，慢慢走到權力巔峰。所以說為什麼每一次改革都是由宰相來發動，進而成為整個改革的工程師和設計師，而不是由皇帝發動的主要原因。古人有句話叫“學得文武藝，賣於帝王家”，就是把自己的滿腹經綸用來為人民謀福祉。這樣一分析，我就覺得張居正非常值得寫，他的家庭出身是非常卑賤的。他的祖父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公司的保安，就是遼王府門中看大門的。他從這麼一個家庭出身一步一步走向宰相之位的時候，他定下來的所有的改革方針，實施的所有的方式，有兩個。一個就是限製約束皇室以及所有士大夫的特權；第二就是極大限度地為老百姓謀利益，就是今天所講的親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