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用人也有標準。像清官海瑞，他批評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把他打入死牢。給他平反的時候，張居正還是一個副部級，但是張居正的老師徐階是首輔。宰相給徐階建議把海瑞放出來，說這樣一個人非常有民心、有民望，就給了他全國最好、最富的府——蘇州府，讓海瑞當知府，結果當知府兩年，整個蘇州的賦稅少了一半，為什麼呢？海瑞抓腐敗不管生產。很多人告他的狀，隻有免了他的職，回海南島當一個閑人，就在這個時候，張居正上任了。海瑞很高興，他就給張居正寫了封信表示祝賀，並表示自己還可以為國家貢獻餘熱。這個時候，就有很多人又推薦海瑞。吏部尚書就是我們周至縣人，楊柏。他是三朝元老，有一天就到內閣，就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找總理談話，說海瑞你還得用，為什麼呢？他的名氣太大了，不用的話你對天下的讀書人是一個傷害。他人品好，不貪。張居正說，柏老，你想過沒有，我們用人的政策曆來有偏差，把人品放在第一，把事功放在第二；朝廷用人，第一要讓皇上放心，第二要讓老百姓滿意，他這樣做事，皇上也不放心，老百姓也不滿意，如果你清官自守，這個品質是非常好的，但是老百姓的生產還是得發展。他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搞窮一方；他人品非常好，是天下讀書人的楷模，但是做人和做官不一樣，做人講品質，講情操，做官除了品質和情操，還要有政績，還要為老百姓謀利益，我寧可要天下罵我，我要保持海瑞的清官形象，不用他，現在國家百廢待興，就是要有搞經濟建設的人才，用勳吏不用清流。這也是他死後，攻擊他的重大原因，所以有人問我，說：“熊先生，你說張居正這麼好，為什麼他死後這麼多年，老百姓不知道他，而且後代的人對他都那麼反感？”我說，曆史有一個很怪的現象，凡是皇帝不喜歡的人，就是當權顯赫的利益集團不喜歡的人，讀書人一定喜歡，李贄也好，海瑞也好，有很多例子；凡是讀書人批駁的人，像嚴嵩等很多人，皇上喜歡他。唯獨張居正，皇上不喜歡，讀書人也不喜歡，因為誰對社會沒有利益，他都不用。因此，掌握政權的人不喜歡他，讓你無法在正史上留名；掌握話語權的讀書人也不喜歡他，讓你在口碑上也沒有。這就是傳統文化，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
我再講一個問題，親情、友情。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很多事情法製碰到人情得繞著走，的確是這樣。當時張居正一當了首相後，他的所有同學和朋友欣喜若狂，就感覺到出頭之日到了。他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古人把同一年同榜的進士叫同科也叫同年，嘉靖二十六年的同學裏邊，都一下子很高興，奔走相告，很多人就給他寫信，其中有一個平常跟他關係不錯，叫汪道昆，當時在湖北當巡撫，就相當於今天湖北的省委書記。他就想，現在我該當部長了吧，我的同學現在當總理了。他就給張居正寫了信，張居正回信說有機會我會安排你。汪道昆想，有機會是不是說我還不懂事？然後就利用他的名義，倡修“大學士牌坊”，就是在張居正老家找了一萬六千兩銀子，給張居正修一個很大的牌坊。張居正知道以後，立刻快報製止，說：“做了一半給我拆掉。”他說：“今天拆，比我死後別人拆更好。這種沽名鈞譽之事萬不可做。”但是怕他再鬧事，就把他調到了兵部左侍郎，就是國防部常務副部長，從二品升了一級，從正三品當上了從二品的國防部副部長。進京來以後，讓他視察邊關。他幹什麼呢？他是個詩人，喜歡寫詩，他每到一地，首先把當地的文人找來，宣紙鋪上，筆墨伺候，光寫詩，三個月視察完了，回到北京，字斟句酌寫一篇非常優美的散文，彙報他的視察的情況。他為了顯示才華，加了很多文學用語。張居正就覺得這個人不大務實，他跟海瑞的表現是另外一種。他就在他的奏章上批了八個字——“芝蘭當道，不得不除”，就是說你是最美的蘭花，你長在大路中央，這個路不是用來種花的，是用來走馬車的，那我得把你鏟掉，你生錯了地方，你不能搞行政，隻能去當作家，就把他免了職，說你回老家當詩人去。他是明代有名的大詩人，今天的文學史上都談到他，可是他的官就是這麼丟的。
所以這個人就這麼絕情。他死後，第一個罵他的都是他的部屬。他得罪讀書人，但是有一點，他的第一批尚書中，除了老臣，四個正部長全是他的同年，就是同學中有真正的從政才能的。你看海瑞也的確想為老百姓辦事，但他的方法不對，所以張居正不用他，不是對他人品不肯定，是非常肯定，但是感覺到他執政能力有問題。這個是需要智慧的，智慧就是執政的能力。執政的能力就是智慧加勇氣。第二個就是你看清的事情，你要敢做。他說了一句話：“中國的讀書人，十個有八個看得清，但十個有九個人不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