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重慶是一座自然環境雄奇俊美，有著悠久曆史與豐厚文化積澱的城市。重慶地理環境獨特，夾兩江而擁群峰，字水北來，文峰南峙，西通金沙，東至巫峽，山川錦繡，物華天寶，曆來有“山城”、“江城”、“霧都”之美稱。獨特秀美的山川風物，對文人的靈感和才情是一種極具魅力的誘惑與撩撥，構成了重慶文生成的自然環境。
重慶古稱江州、巴州、楚州、渝州、恭州等，公元1189年始稱重慶。重慶所轄之地古稱巴國，是古代巴族人集居地，後經曆代行政區劃變遷，以及戰爭、經濟交流引起的民族遷徙與融合，形成以巴族人為主的民族雜居共生的生存狀態。重慶地理位置優越，不僅是嘉陵江與長江的交彙處，而且是西南各省通往全國各地重要的交通樞紐，同時重慶還是中國南北文化的交彙地帶，所以民族雜居以及大量的人口流動導致的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巴渝文化，構成了重慶文學生成的社會環境。
重慶文學發展的曆史源遠流長。三峽地區更是重慶文學茂發的沃土。根據考古發現，三峽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類活動的足跡。據史料記載，記錄古代巴人勞作生息的民歌――“下裏巴人”，最早可追溯到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中提到的《峽中行者歌》。古代重慶文學，以詩歌為最盛。而重慶詩歌，一直是以民歌和文人詩歌兩種形式世代流傳。就民歌而言，《竹枝詞》與《巫山高》是巴渝地區民歌的經典。巴渝地區民間歌謠內容豐富，種類繁多，曲調優美，風格突出。無論是春秋戰國時期流行的古老“下裏巴人”、秦漢時代的巴土人歌“巴謳”以及古代的三峽民歌，還是近代巴渝地區的民歌民謠都體現出自然、樸實而流暢的民歌本色，成為現代重慶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而文人詩歌則大多為謫居或漂泊到巴渝地區的文人所作，以三峽題材為最多。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屈原的《九歌？山鬼》屈原《九歌？山鬼》中山鬼，有人說就是巫山神女。可見以三峽神話傳說為題材。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唐代詩人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劉禹錫等宦遊巴渝地區也寫下大量名篇佳作。李白的《早發白帝城》清新明快、瀟灑飄逸，膾炙人口；杜甫的《登高》，老成厚重、沉鬱頓挫，被譽為“古今七律第一”。杜甫晚年蟄居夔州2年之久，留下了400多首詩篇。杜甫的夔州詩，是杜詩中的成熟之作，約占杜詩總數的三分之一，是古代重慶詩歌創作中的傑出代表。宋代蘇轍、黃庭堅、範成大、陸遊先後遊曆巴渝地區，寫下了不少優美的詩篇。元代吳皋的《重慶》、明代楊升庵的《出嘉江詩》、清代王士禎的《渝州夜泊》等充溢著對巴渝山水風貌和曆史風雲的慨歎。而清代趙熙的《重慶》更是體現了曆史與現實的交融，蘊涵著對未來新世紀重慶發展的預言與期盼。文人詩歌的長流不息，提升了重慶文學的文化品位，為重慶文學的現代發展準備了豐厚的藝術條件。
古代的重慶不僅詩歌發展源遠流長，戲曲的發展也相當繁盛。巴渝地區是川劇重要的興盛之地。據《重慶通史》記載：“重慶川劇萌芽於清代乾隆年間，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99年）巴縣藝人馬九兒同金堂魏長生以及弟子陳銀官赴北京演出，名震一時，以至‘京師梨園以川旦為優人，幾不知有姑蘇矣’。道光年間，合州大河壩（今合川太和鎮）出現高腔戲班‘燕春班’，活動於合州、銅梁、潼南、遂寧及嘉陵江沿岸場鎮。‘燕春班’曆時百餘年，成為川劇的著名戲班，培養了一大批演員，為川劇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較大貢獻。鹹豐年間，湖北有漢調戲流傳入川，長期在重慶陝西街一帶演出，後來形成胡琴戲班‘泰和班’。與此同時，川北一帶傳入的彈戲班‘義泰班’，由合州和資陽河（今內江市）傳入的高腔戲班‘燕春班’，也長期在重慶演出。”此外，“被稱為‘四川土戲’的燈戲，在清初由巴渝南部進入城市，在全川流播，日趨繁榮，並在酉陽州一帶繼續流傳發展，成為今天的秀山花燈。”同時，這一帶流行的土家族“擺手舞”也獨具特色，從古至今，流傳不絕，影響甚廣。詩歌、戲曲等多種文學藝術的交彙積澱成為20世紀重慶文學豐厚的曆史資源。
1891年，重慶正式開埠後，帝國主義勢力大肆侵入，傳統的封建經濟逐漸解體，資本主義商業經濟迅速興起，重慶逐漸發展成為西南最重要的商業貿易中心。隨著經濟的轉型，西方文化影響向內地滲透，重慶的社會文化也逐步向現代轉型，對20世紀重慶文學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隨著社會的轉型與發展，在清末維新思想的推動之下，傳統的封建教育體製和模式在被迫適應世界文化教育的潮流中逐漸改進，重慶的教育在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融彙中得到發展。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川東兵備道黎庶昌在重慶創立四川第一所洋務學堂――巴縣洋務學堂，開設中文、英文、算學三科。革命先驅楊滄白、鄒容等都曾受教其門下。清末民初在重慶地區還掀起了一股興辦新學的熱潮。無論是外國傳教士創辦於1891年的求精中學（巴縣）、1894年的廣益中學（巴縣），還是中國人自辦於1905年的聚奎高等小學堂（江津），以及1897年以後設立的重慶府中學堂、巴縣中學堂、巴縣女子學堂等，都大量開設介紹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科目與課程。到1911年，重慶開設的各類新式中小學堂總計約70餘所，這對於開啟民智，衝破傳統封建教育一統天下的局麵，宣傳西方先進的民主思想和科學文化知識，促進重慶文化思想的現代轉型起了很好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專事女子教育學堂的開辦，擺脫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束縛，為女子的解放和爭取獨立的社會地位邁出了第一步。同時，為順應社會發展需求，清末民初還創辦了許多專門學校，如1890年創辦的合川乙種師範學堂，1906年創辦的重慶師範學堂，1925年創辦的西南美術專科學校等等。它們打破了中國傳統教育中重道德倫理輕科學技術的習俗，大量傳播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等知識，為社會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和人才資源。此外，1919年重慶留法儉學預備學校的開辦，留學運動的興起，也為20世紀重慶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