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37年7月7日，以盧溝橋事件為標誌，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隨著國民政府遷渝，全國文化中心西移，20世紀的重慶文學也開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其中，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為分界線，中國抗日戰爭分為抗戰前期和抗戰後期，戰爭也從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內戰爭轉向反法西斯主義的世界大戰。這樣，抗戰前期的重慶文學發展的文化導向主要是高舉愛國主義的時代旗幟，而抗戰後期的重慶文學發展的文化導向主要是高揚民主主義的時代精神，並且在抗戰勝利之後一直延伸到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因此，抗戰以來重慶文學的階段性發展，在時間範圍上可以把從1937年7月7日到1949年11月30日新重慶的誕生看做一個整體，並且與民族解放轉向人民解放的戰爭進程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在階段分期上也隨之分為抗戰前期和抗戰後期。
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不僅與中國社會的政治進程保持著一致，更是與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保持著同步。從區域文化與全國主流文化的關係來看，正是在抗戰時期，重慶被國民政府明定為陪都，在成為暫時性的戰時首都的同時，也成為階段性的區域中心城市。於是，陪都重慶在意識形態主導與行政區劃調整這兩個方麵，從區域文化的角度推進了重慶開始向著現代大都市的方向發展，由此而帶動重慶文化從區域文化向全國主流文化方向發展，從而促成抗戰以來的重慶現代文學具有了區域文化和全國主流文化的雙重內涵，進行了從區域文學向著全國主流文學的調整和發展。
這一發展的標誌就是重慶形象進入文學的視野，在所有文學樣式中得到逐漸充分的文本表達。所謂重慶形象，就是以陪都文化這一區域文化為表現對象而形成的區域文學形象。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學的現代發展呈現為區域性分化，而抗戰時期的重慶文學在這一中國文學的區域發展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引領著戰時文學主流的全國發展。因此，隨著陪都文化形成之中陪都文學的興起，重慶形象在文學區域發展中的突顯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現實發展的現代文化需要。重慶形象具有兩大構成層麵，一個是陪都氣象，一個是山城意象，它們都是在陪都重慶的戰時生活基礎上生成的區域文學形象。不過，在陪都氣象與山城意象之間，不僅兩者在區域文化的內涵構成上各有不同，而且兩者在重慶形象的構成層麵中有內外之分。
陪都氣象的文化內涵構成是陪都文化之中的主流文化，表現出戰時生活中陪都重慶從意識形態主流到行政權力控製的政治特征，既達成抗戰建國的共識，也進行思想自由的限製，而直轄市的行政地位對主流意識造成的兩極分化，在戰時體製下都分別以不同的形式進行了程度不等的強化，這就賦予陪都氣象以兩極對峙的外觀，在文本的表達中呈現出從明朗到陰暗的文學形象變化來。
山城意象的文化內涵構成是陪都文化之中的區域文化，表現出戰時生活中陪都重慶從人文地理環境到本地生活導向的民俗特征，既升騰起青山綠水的驚喜，也湧動著大霧彌天的消沉，加之峽江生活的粗放與粗獷，在戰時條件下分別從兩個向度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著強度不同的衝擊，這就給予山城意象以兩極對立的外觀，在文本表達中呈現出從明朗到陰沉的文學形象變化來。
由此可見，在陪都氣象與山城意象之間，兩極化的文學形象外觀具有著相同性，這正是它們彼此在文本表達中有可能融合成為完整的重慶形象的內在連接點。在這樣的意義上，文本中“陪都重慶”綻放的明朗，不僅能喚起陪都氣象的溫暖感，而且能喚起山城意象的溫柔感，也可能喚起重慶形象的溫馨感；而“霧重慶”的文本進入，既可特指陪都氣象的陰暗，也可專指山城意象的陰沉，更可表征重慶形象的陰森。可以說，重慶形象在遊動於陪都氣象與山城意象之間進行文本表達的同時，還有可能在史詩性的文本表達中進行陪都氣象與山城意象的文本融合。這一點，至少在抗戰以來重慶的長詩、長篇小說、多幕劇的創作中已經顯露出來。
不過，陪都氣象是重慶形象的構成層麵的主流文化表層，當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退，最後隨同陪都行政地位的消失而成為曆史性的文化景觀，因而無法在其後的重慶形象中得到延續；而山城意象是重慶形象的構成層麵的區域性深層，自然會因為空間的長存而常在，即使陪都消失也會保持住現實性的文學更新，不斷地在重慶形象中生長。從區域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陪都文化的區域文化價值，首先需要在文本表達中得到文學的確認，其次需要對陪都文化的完整性進行文學的文本表達，從而促成區域文學的陪都文學的出現。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下，可以說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應該被稱為陪都文學。
陪都文學雖然是區域文學，但是它在抗戰時期發揮的文學影響與文學作用，實際上並不偏於陪都重慶一隅。這首先是因為陪都重慶在抗戰時期已經成為全國文化中心，而文化中心的標誌之一就是出版中心。
在抗戰前期，首先是陪都重慶報刊紛紛改版，從《新蜀報》到《商務日報》，從《春雲》到《詩報》；其次是大批報刊遷渝之後的複刊，從《新民報》到《新華日報》，從《抗戰文藝》、《戲劇新聞》到《七月》。諸多報刊，以專欄或專刊的形式，都為陪都文學的發展，尤其是為擴大陪都文學在全國的影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傳播陣地。隨著重慶報刊的創刊數量不斷增加，到抗戰後期，不僅重慶新創辦報紙的數量達到了110家，其中抗戰前期為44家，抗戰後期為66家；而且重慶新創辦文藝刊物的數量也達到50家，其中抗戰前期為17家，抗戰後期為33家。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在抗戰後期，隨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遷渝，作家在重慶也掀起了自辦出版社的熱潮，從郭沫若等人創辦的群益出版社到老舍等人創辦的作家書屋，數量達到120家左右，與此同時，還出版了120種以上的文學叢書，無疑更有利於陪都文學之中的優秀作品、尤其是全國文學之中的典範作品的社會傳播。當然，在抗戰勝利以後“回老家”的遷徙浪潮中，從各大報刊到各大出版社都紛紛“複員”離開重慶，直接影響著陪都文學的發展。陪都重慶的全國文化中心地位從穩固轉向動搖，實際上也動搖著陪都文學的全國中心地位，從而賦予陪都文學以戰時性特征。
其次是全國性作家社團的成長壯大，從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到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遷來陪都重慶以後，各大協會在陪都重慶的總會與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分會之間進行了較為緊密的組織聯係，形成了推動抗戰文學運動在全國開展的社團體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先後在昆明、成都、延安、桂林、貴陽等地建立了分會，並且在長沙、香港等地建立了通訊處，尤其是晉察冀邊區分會的建立，被總會稱為“在敵後建立的一巨大文藝堡壘”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也在昆明、桂林、延安等地建立了分會。正是通過在陪都重慶的各個總會對全國各地分會的有效組織，有力地發揮了陪都文學在全國的主導作用，促成陪都重慶的抗戰文學運動能夠顯示出中國文學運動的全國方向來。陪都文學的這一主導作用在抗戰勝利之後，隨著各大協會的離渝也隨之不複存在。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大批外地作家來到重慶，他們與本地作家一起，一方麵直接推動著重慶文學的階段性發展，為陪都文學這一區域文學的形成進行著共同的努力；另一方麵，無論是外地作家，還是本地作家，他們的文學創作空間並不限於陪都重慶，而是向著全國進行拓展，抗戰區與淪陷區的戰時生活都成為文學創作的對象，突破了區域文學的文化限製，從而使陪都文學在具備區域性的同時又具有了全國性。在這樣的意義上，陪都文學不僅能夠代表區域文學的重慶文學，而且也能夠代表全國文學的現代文學。正是因為如此，從外地知名作家到本地新進作家，通過他們的創作，不僅為陪都文學奉獻出優秀之作，而且也為全國文學提供了典範之作。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陪都文學，也就是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在此時全國文學版圖上所占有的中心地位，完全是建立在厚重而堅實的文學文本基礎之上的。
從抗戰前期的重慶文學發展來看，通常文學史中所謂抗戰文學在創作上的小型化現象，實際上與報告文學熱的興起是分不開的。這就在於報告文學以其迅速及時的紀實性敘事，達到了動員全民抗戰的宣傳要求，成為抗戰前期文學創作的文學體裁樣板，隨之出現了報告長詩、報告小說、報告話劇的個人創作，不僅成名作家是如此，新進作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見，報告文學熱的興起固然有其宣傳抗戰的必要性，在趨於強勁的寫作熱潮之中，同時也付出了戰時生活紀實流於粗疏這一文學創作的藝術代價。可以說，抗戰前期文學創作的小型化，實際上也就是報告文學化，其根本則在於個人的文學創作是為擴大全民抗戰的社會影響而進行的。
從抗戰後期的重慶文學發展來看，必須回到作家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才有可能在進行基於戰時生活的文學創作之中，促成具有史詩性的文本產生。這首先需要作家在擺脫主題先行的創作前提下，進行張揚創作個性的自由寫作；其次也還需要作家在張揚自己的創作個性的基礎上，進行現實性與史詩性相一致的個人寫作。這樣，作家通過對不同文學樣式中不同文學體裁的個人選擇，從自己熟悉的生活出發，展開具有史詩性追求的個人寫作，來滿足進行文化人格重建的中國文化發展的戰時需要，從而創作出各種各樣形式多變的文學史詩來，展現出從個人心靈的更新到民族靈魂重鑄的一致性進程。可以說，無論是外地作家，還是本地作家，都能夠通過個人寫作來自由地體現出這一文學創作的史詩性趨向。
顯而易見的是，從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發展中湧現出來的優秀之作到典範之作，主要出現在抗戰後期也就不是偶然的。這一方麵表明作家對於戰時生活的熟悉需要經過一個較長的體驗與回味的個人過程，個人寫作所能顯現戰時生活的深度與廣度，實際上取決於自己對於戰時生活的熟悉程度；另一方麵作家對於創作自由的把握需要一個較長的適應與調整的個人過程，個人寫作能否在顯現戰時生活中達到藝術創新的高度，事實上依托於自己在顯現戰時生活過程中的創作積累。這就是說，戰時生活對於作家的影響，一是文學對象的生活形態由和平到戰爭的現實轉變，二是文學主體的自由狀態由被動到主動的個人把握，從而使戰時生活在成為個人寫作的主要對象的同時，又規定著個人寫作的自由限度。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在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文學批評，還是文學論爭，從抗戰前期到抗戰後期，文學的藝術真實性始終是一個關鍵性的熱點問題。這首先與文學創作者與文學接受者之間，對於戰時生活的感受存在著個人差異有關，從而造成了彼此之間的“先見”衝突，而藝術真實性也就成為進行文本價值判別的起點。其次這也與文學評價的個人標準、與居於“藝術”或“宣傳”之間的戰時選擇有關，從而導致了彼此之間的評價錯位，而藝術真實性也就成為進行文本價值衡量的終點。因此，不僅是對於觀眾多、影響大的話劇創作來說，有關藝術真實性的文學批評一直在陪都重慶沸沸揚揚，而且對於時間久、分歧大的“現實主義在今天”的討論來說，有關藝術真實性的文學論爭也在陪都重慶此起彼伏。所有這一切自然都是不足為怪的。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對於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的曆來評價，較多地關注其進行抗戰宣傳的一麵，而沒有能夠對其藝術創新的一麵來進行較為客觀的評價，直接影響到對於這一階段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曆史評價，結果導致抗戰時期中國文學發展居於“凋零”與“健全”之間這樣的對立性評價的出現。不過，表麵上截然相反的這兩種評價，具有著共同的評價底線，也就是政治對於文學的幹預：或者是成為所謂的“破壞力量”而使文學走向“凋零”，或者是成為所謂的“建設力量”而使文學趨向“健全”事實上，這種“政治第一”的評價標準主要是基於文學的宣傳效應這一表層價值構成之上的，而忽略了文學的藝術審美這一深層價值構成，致使“政治第一”的評價標準遮蔽了文學曆史的真相。
如果要對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進行文學史的藝術還原，就必須承認陪都文學這一區域文學現象的存在：不僅存在於與重慶形象有關的文學文本之中，而且更存在於與中國戰時生活相關的文學文本之中。通過對詩歌、小說、話劇、散文、兒童文學、文學理論諸多方麵文本的整理與選擇，將它們置於抗戰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曆史語境中進行深入細致的文本闡釋，對它們進行文學史的重新定位，從而予以合乎文學發展規律的應有評價。這樣，從文學縱向發展的階段來看，陪都文學就是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而從文學橫向發展的現象來看，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就是陪都文學。無論是抗戰以來的重慶文學，還是陪都文學，從總體上看，都發揮了區域性與全國性的文學作用和文學影響。
抗戰爆發後的重慶詩歌
第一節 詩歌的多樣選擇
1937年12月16日，重慶的第一個現代詩歌刊物《詩報》試刊號，伴隨著抗戰的隆隆炮聲在中國大地上的回蕩而誕生。正如《詩報》的發刊詞《我們的告白》中所說：“詩歌，這短小精悍的武器，毫無疑義，對抗戰是有利的，它可以以經濟的手段暴露出敵人的罪惡，也能以澎湃的熱情去激發民眾抗敵的意誌”，與此同時，抗戰更需要“強化詩歌這武器，使它屬於大眾，使它能衝破四川詩壇的寂寞”李華飛：《〈詩報〉創刊五十年》，《重慶文史資料》第29集。這就表明，現代詩歌不僅要成為激勵抗戰到底的精神武器，而且也要為滿足大眾而堅持詠唱，以滿足重慶詩歌區域發展的戰時需要，從而奠定詩歌多樣選擇的現實根基，使之呈現出詩歌全麵發展的現代趨向來――從詩歌題材的擴大到詩歌語言的多變、從詩歌審美的現代浸潤到詩歌境界的傳統延續、從詩歌敘事與抒情之中的史詩性追求到詩歌體裁與形態的個人性創新……
然而，重慶詩壇的寂寞並沒有因為《詩報》的出現而立即衝破，《詩報》反而因戰時審查而很快消失。這就難怪一些本地詩人要離開重慶，不過，仍然要堅持詩歌的個人呐喊。何其芳在《成都，讓我把你搖醒》中進行了這樣的激情宣泄：“這時代使我想大聲地笑，/又大聲地叫喊”，因為“敵人搶去了我們的北平、上海、南京，/無數的城市在它的蹂躪之下呻吟”，“於是誰都忘記個人的哀樂，/全國的人民連接成一條鋼的鏈索”，與此同時，“我像盲人的眼睛終於睜開，/從黑暗的深處看見光明”。這樣，當追求光明離開重慶而奔赴延安的詩人，重新回到重慶以後，除了寫出諷刺詩《笑話》（後改名為《重慶街頭所見》）之外，直到抗戰勝利之後的1946年2月，才寫出了《新中國的夢想將要實現》（後改名為《新中國的夢想》），來歡呼光明的即將到來。何其芳既是重慶本地詩人，更是中國現代詩人。隻不過，自從他在抗戰初期離開重慶到延安去之後，極少寫出與陪都重慶相關的詩作，僅僅是在抗戰之前，尤是在他寫詩之初，寫出了大量以自己家鄉的風土與風物為抒發對象的詩作。由此可見，何其芳既與重慶文學的現代發展有關，又與其保持著階段性的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