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期的重慶文學理論批評
20世紀初期（1900―1937）的重慶文學理論批評是從古典到現代的重要轉折和形成發展時期。作為一種區域性的文學，其發展態勢與全國文學形勢的變化呈現出基本同步的景象，但在表現形態上，又具有相當的自身特點和內涵。根據該時期重慶文學理論批評的實際狀況，可以粗略地將之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思想觀念的萌動時期（1900―1916），二、白話文學時期（1917―1927），三、革命文學時期（1928―1937）。
第一節 思想觀念萌動期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有一個最根本的特點，那就是它無時無刻不受著社會政治的嚴重影響。重慶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產生與發展，同樣如此。從嚴格的理論形態的角度說，重慶的文學理論批評在此階段並無明顯的表現，我們隻能從思想觀念和文學創作上去透視其變化。20世紀前後的重慶是一座具有強烈革命色彩的城市，維新變法和民主革命的浪潮在這裏洶湧澎湃，蕩滌著重慶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文學等各個領域。維新時期，1897年11月，宋育仁創辦了重慶第一份報刊《渝報》，以此為陣地，大量發表時評文章，傳播西方思想文化，主張否定封建君主專製，要求實現君主立憲，大肆鼓吹維新變法思想，以喚醒民眾救亡圖存。民主革命時期，1903年，楊庶堪、梅際郇、董憲章等人建立了重慶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公強會”（後改組為同盟會重慶支部）。他們以“尋求救國強兵之道”、“啟迪民智”、“樹立革命思想”為宗旨，討論光複，倡言革命。稍後，楊庶堪、卞小吾等人先後創辦《廣益叢報》和《重慶日報》，宣傳西方學說和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當然，該時期影響最為巨大的當數被稱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的《革命軍》。該書是“宣傳革命之旨於天下”的戰鬥檄文，“提出了開創‘中華共和國’的號召，要求永遠根絕君主製，反抗外人幹涉中國革命獨立”。《革命軍》出版之後，震驚朝野，並迅速傳到作者故鄉重慶，在民眾中競相傳閱。這些思想觀念上的變化，無疑動搖了作為傳統文學根基的封建傳統思想，使自由、民主、平等的資產階級思想開始深入人心，為文學的變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陳子展在探究中國近代文學變遷時曾指出：“這個運動（指維新運動――筆者）雖遭守舊黨的反對，不久即歸消滅，但這種政治上的革新運動，實在是中國從古未有的大變動，也就是中國由舊的時代走入新的時代的第一步。總之，從這時候起，古舊的中國總算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所以，在他看來，“時勢思潮互為影響”，“要講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實在這個時候真是中國文學有顯明變化的時候”這些說法與重慶的實際情狀也是完全吻合的。
的確，從文學上看，伴隨著“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這一場綜合性文學革新運動的發展和延伸，重慶文學界實際上已彌漫著文學革新的思潮。1905年《廣益叢報》發表《改良風格》的社論，其中的一條重要主張就是“廣泛創辦白話報”，透露出文學語言革新的心聲。而詩人們在向西方文化學習借鑒之時，亦大膽地將革新思想的內容納入文學創作之中，令人耳目一新。如鄒容的《改〈神童詩〉》、《獄中答西狩》、《和西狩〈獄中聞沈禹希見殺〉》等，反對封建統治、針砭社會時弊、宣揚愛國精神和鼓吹革命。再如同盟會重慶支部的盟主楊滄白，他的《九日永寧作》、《詠懷八首》、《山峽歌》等，大抒革命豪情，壯言報國之誌。這些詩作，大大突破了古典詩歌囿於個人感懷的狹小圈子和傳統的儒學題材範圍，引入了新的思想和詩材，顯示出廣闊的文學表現新內容和“我手寫我口”（黃遵憲語）的新創作傾向。
同時，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人們的文學視野也從以詩歌為正統的框架中掙脫出來，朝著多樣化的方向發展。隨著文學觀念的變革和報業的發展，宋育仁所倡導的包含諸多文學品種的“大散文”在創作實踐中蔓延、興旺。鄒容主張的“散文通俗化”，使文學更接近普通民眾，出現了感情奔放、語言明晰流暢的新體散文，包孕下語言革命的種子。話劇也在1913年傳入重慶、登台演出；同年，以周慕濂為首的青年人在重慶成立第一個話劇團體――群益新劇社，大力推進了重慶話劇的開展。
由上可見，此階段雖未從整體上明確打出反對封建文學的旗幟，但在文學思想觀念和創作實踐上，已顯露出不少新的思潮和傾向。而這，似可視為重慶文學革命思想觀念的萌動期。
第二節 白話文學時期
1917年，胡適、陳獨秀高舉文學革命的大旗，反對封建舊文學、提倡和建設新文學，正式掀開了中國文學史上嶄新的一頁，同時也標示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由古典到現代的轉換。雖然重慶遠離文學革命的中心北京和上海，但重慶文學界對文學革命給予了頗為積極的回應，並發出了自己的理論呼聲。
在宣傳方麵，重慶文學界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宣傳新文化新文學思想。《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等刊物通過本地書店、書社向公眾出售。同時，重慶文學界還邀請了一大批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們來渝講學，傳播新思想、新文學觀念。先後來渝講學的有李大釗、胡適、高一涵、陶孟和、鄧中夏、惲代英、肖楚女等。另外，在本地報刊上，大量刊登文學革命的訊息，以及有關人士的文章，如胡適的《西遊記考證》等。這一切，對大造文學革命聲勢，使新文學觀念深入人心，無疑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
在文學理論批評方麵，重慶文學界該時期主要是圍繞白話文學這一主旨來進行的。事實上，白話文學作為新文學的代名詞，不僅是新舊文學的分界線，而且由此涉及文學理論批評建設的一係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