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地說，由於重慶地處西南邊陲，社會政治環境和文學界的狀況，相較於文學革命的中心區域來說，就遠不如其那樣複雜紛紜、衝突尖銳。故在肯定文學革命主張的基本前提下，重慶的白話文學觀和理論批評也不像陳獨秀所說的那種“不容討論”之決絕和激烈，顯示出一種革命的霸氣，而是呈現出一種相對平和的學術探討氣氛，表現出一種較為單純的頗具文學意味的追求。
吳文祺在《聯綿字在文學上的價值》一文中肯定胡適之等提倡白話文學之後，便用寬容的態度談到新文學在語言上的建設問題：“文章的形式，和內容很有關係，假使有了真摯的情感，微妙的思想，而沒有適當的詞類來充分地很好地表現出來，也是徒然……”因此，他認為：“白話的詞類的貧乏，幼稚，不足以一曲競其致（善）地表現複雜微妙的思想和情感。”吳文祺：《聯綿字在文學上的價值》，1923年3月20日《商務日報？藝林》。所以，須用多種方法補救此缺點，而采文字中的聯綿字乃其一。最後，吳文祺還提出了一個判斷語言有無價值的標準：“一些詞類，隻問他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不必強分什麼死活。”吳文祺：《聯綿字在文學上的價值》，1923年3月22日《商務日報？藝林》。
設若將上述話語撂置在北京和上海那樣的文學場景中，這些論調即使不歸到複古派之中，也肯定會遭到折衷派的指斥。但憑心而論，吳說不無道理，語言的意義、價值，歸根結底是社會的人及其社會存在來決定的。究其實質而言，吳說也與胡適在一般意義上談曆史上的文字的死活沒有根本衝突。
語言的死活問題，必然牽涉到新文學與曆史遺產的關係，而這一點，卻是文學革命的中心區域較少涉及的問題，以致有人為此提出過新舊文學的“斷裂論”。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武斷地說新文學的倡導者沒有考慮或認識到繼承與批判的問題，事實上他們的文字中已有所涉及，隻是由於打倒、推翻舊文學是當時壓倒一切的重要大事，不便或不適宜直接提出而已。但重慶就沒有這樣的思考包袱和策略考慮，他們可以按照文學的理論邏輯去作出思考。太白就在吳文祺之文編後談到如何對待曆史遺產的問題：“但是所謂破壞舊的，並非把舊的一切摧毀了，連曆史上有用的遺產都掃除淨盡，因為要建設新的時候，當然要采用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有用的舊材料，而不能作赤手空拳的建設，任何種革命，都是如此，文學革命，當然逃不出這個公例，所以我們要建設語體的新文學自然要用白話作工具；可是這種工具，因為向來不夠多數的文學家所運用，以致機能底進化遲滯，不能滿足我們建設上的充量的要求，那麼，當然有采用曆史上有的舊材料來培養建設底機能底必要了。”太白：《〈聯綿字在文學上的價值〉編後》，1923年3月22日《商務日報？藝林》。在這裏，太白盡管沒有深入地闡釋繼承與批判的關係，也沒有具體地提出如何吸收曆史遺產的標準，但其理論的基本指向卻是可取的。
另類一點的聲音還是有的，我們大致可以將他們定位於站在時代潮流中的純文學立場。胡夢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鄭振鐸提出整理國故之時，認為其功利主義的說法隻是“副要之使命”，“最重要之使命應當是‘為研究文學而研究舊文學，而整理舊文學’”胡夢華：《整理舊文學與新文學運動》，1923年3月23日《商務日報？藝林》。甚而提出“文學本身並沒有‘新’‘舊’之別”，新舊文學隻是區別時間上的古人所做或今人所做。在這裏，文學本身成為一個最高的目的。與胡夢華相近但說得更明確的是張友□。他將愛的文學視為“人生的文學”，把愛作為文學的核心、靈魂。而生的文學和美的文學則都歸屬於愛，前者為時間、後者為空間，由於社會思想的變遷，從而產生文學的由死到生，倡文言變白話就是如此。所以，在他看來，“是愛字的文學才能生，惟其是愛字的文學才能美。”張友□：《愛的文學》，1923年7月17日《商務日報？藝林》。把對人類的愛和文學的美聯係起來，並由此判定文學的生存問題，實際上已把文學的愛和美的問題，推到了文學的終極目標的位置，且成為評價的最高標準。這種觀念，顯然是將西方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東西混合在一起，體現出重慶文學革命時期頗為複雜的文學思想狀況及純文學的追求傾向。對此，我們沒有必要去進行簡單的否定（要批評也是大有話可說），因為文學太複雜了，它是由無數因子複合而成的晶體，隻要注視它的人稍稍移動一下位置，它就會發出不同的光澤。惟需注意的是，我們切不可將站在某種立場上的東西擺到絕對的位置就行了。更何況，這種唯愛唯美的文學，在當時自有其積極的意義。
在新文學理論批評的建設上顯得最為寬容和最為客觀的代表人物當首推甘蟄仙。他在《白香山的文藝》一文中提出：“我們由曆史的眼光觀之……原來詩的進化，與社會的進化，其關係很是密切。”甘蟄仙：《白香山的文藝》，1923年3月24日《商務日報？藝林》。由此分析中國的詩，從商周直到六朝及之後的變化。進化論文學觀作為文學革命的理論基石，在全國的影響是非常深廣的。甘蟄仙用進化論來闡釋詩歌的曆史變遷，顯然受到胡適曆史進化的文學觀的影響。倘若甘蟄仙的論述到此為止，那也就無需多說，但他卻筆鋒一轉，將問題引向文藝的發展道路上，用兼容並包的口吻說：“不過就文藝的本體上看，除了‘為人生而做文藝’一條路外，還有‘為文藝而做文藝’的一條路。”甘蟄仙：《白香山的文藝》，1923年3月29日《商務日報？藝林》。眾所周知，文學革命時期文研會“為人生的藝術”和創造社“為藝術的藝術”是文學界論爭得最為激烈的熱門話題。盡管創造社並未真正丟棄過“為人生”的文學取向，但雙方的衝突仍勢如冰火之不相融。但到甘先生這裏，一切爭論都煙消雲散了，因為他根本就不站在任何特定的立場上，而是以一種超然的理論態度來看待已然發生過的文學現象，將“為人生”與“為藝術”同時並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從純粹的理論眼光來說，甘蟄仙的話是有道理的。當然，站在特定的曆史階段而言，我們更讚賞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和更有利於社會進步、文學發展的傾向性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