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革命文學時期
1928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正式登上中國的曆史舞台，使文學發展方向來了個根本性的轉變，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便是一個經典的概括。文學立場的更移，必然帶來理論批評的變化。當“革命文學論爭”和左翼文學運動由上海發起並向全國擴展之時，重慶文學界亦毅然投入到這個新興的文學洪流之中。
如果說前一階段重慶的文學理論批評盡管各自的觀點存在不少差異、但卻目標一致地反對封建文學的話，那麼此階段觀點上的分歧，導致的則是文學立場上的分野。或許由於地域性文學圈子及其平和氛圍的因素，兼之論爭雙方都是朋友關係，文學立場觀點上的對立並沒有使重慶的文學人士充滿火藥味，雙方觀點的辯析尚能基本控製在學理的範圍內進行，這倒使得某些文學見解顯示出其獨到和深刻。
毫無疑問，當時重慶文學界絕大多數人都是站在進步的無產階級文學立場上的。西門藻、胡曉羅、高正知、李依若、嚴顏□姬、楊默知、張致中等紛紛撰文鼓吹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批駁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文學思想，為重慶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抹上了濃重的政治化色彩。
西門藻在《漫罵與批評》中，批評朱××認為文藝與外界的社會生活無涉的“文藝超然論”，肯定文藝要受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起社會生活的再見，與社會生活的改造所利用”西門藻：《漫罵與批評》，1933年6月13日《新蜀報？副刊》。胡曉羅則在《新興文學之我見》裏，引述波格達諾夫的觀點，說明新興文學之產生是“形成在勞動和鬥爭中”胡曉羅：《新興文學之我見》，1933年6月23日《新蜀報？副刊》。為無產階級文學的興起尋找曆史的和理論的根據。最具時代特色和理論態度最為鮮明的要算嚴顏□姬。他的《把火力集中起來》一文，站在無產階級文學立場，大聲疾呼：“進步文學者，應當攜帶文學的武器去加入文學的革命鬥爭，創造革命的大眾文學”，使“五四”以來的文化革命向新的更高的水準發展。同時號召：“我們的文學者，更須嚴厲地猛烈地向胡適之主義、梁啟超文化、張恨水小說，林語堂等一切愚民政策的別動隊開火。”嚴顏□姬：《把火力集中起來》，1934年8月1日《新蜀報？副刊》。在這裏，政治實際上成為文學評判的唯一準則。
文學的階級性是無產階級文學理論批評的核心，自然也會成為非無產階級文學關注的焦點，而其代表人物，就是當時重慶文學界最活躍的《新蜀報》的編輯金滿成。他在《幽默是一種文體》中，以一種超階級的立場去分析幽默這一文學現象，旋即招致革命文學者們的批駁。高正知認為金滿成之說是引達官貴人小姐太太們發笑，受壓迫的支那民族掙紮在生活的重壓之下，無閑情逸致去欣賞幽默。針對金滿成將幽默視為文體、手段及趣味的辯解，他又明確指出：“滿成先生與我立場根本不同。”“舊的皮囊盛不得新的酒漿。所以，某一種內容，必然的要某一種形式來表現。”正知：《我也說出了我的見解》，1933年7月8日《新蜀報？副刊》。戰秋則在廣義上承認文學的幽默，但卻反對“金先生以興趣為文學的中心”，“在我則以文學不是專以興趣為主，而是以確定的思想，熱烈的感情，豐富的想像為內容，用優美的適當的文字把它表現的，四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的。”戰秋：《論幽默文字的意義》，1933年7月8日《新蜀報？副刊》。戰秋的批評比起高正知的定性判斷來說，顯然客觀多了。不過，隻有李依若的批評，稱得上是一種持平之論，盡管這與當時的激烈的革命氣氛有些不協調。李依若在《戰鬥底幽默文體論》裏首先“觀察‘這一趣味’意識形態之所在”，認為滿成別有懷抱，並非讚成有閑階級的趣味幽默。在他看來，普羅階級失卻了文學的享受，乃是我們的作家不肯采用所謂此階級語言和趣味的緣故。因此，要“從全部人類的文學觀念為出發點，去創造出新的文學來”李依若：《戰鬥底幽默文體論》，1933年7月4日《新蜀報？副刊》。文學的階級性和人類性在這裏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在當時的文學環境下也可說是相當可貴的。稍後，金滿成又提倡“新聞文學”，意在作家可利用報上的新聞作創作題材。本來，這作為作家取材方式之一種，並非毫無道理，托爾斯泰的《複活》就是如此產生的。但問題是在革命立場和當時的理論氛圍之下，金滿成的說法不僅受到“以合乎當局的口味”的指責，而且認為這是與革命文學理論要深入社會、充實生活，要以實踐來創作的觀念相違背的。論爭的結束最後還是回到文學的階級性質上，西門藻在《創作與實踐》的按語中作出判定：“為反對才子佳人派們發動的文藝論戰，現在算是告了結束，欺騙群眾底改良主義者的文章，又顯現在吾人之前，‘新聞文學’、‘幽默文體’便是這一派所建樹的文藝理論。”西門藻：《〈創作與實踐〉》按語》，1933年7月18日《新蜀報？副刊》。該文以鮮明的階級立場否定了布爾喬亞文化，肯定無產階級的文化和文學。
此外，重慶文學界在該時期對民族主義文學的批判，以及在理論上對現實主義的提倡，對藝術的宣傳性的探討，對報告文學、雜文的研究等，都有相當的表現，呈現出一種較為自由、活躍的理論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