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有涉世過僅僅由文學裏看些人生的人一同社會接觸免不了有些悲觀。好人壞人全沒有書裏寫的那麼有趣，到處是硬板板地單調無聊。然而當嚐盡人海波濤後，或者又回到文學，去找人生最後的安慰，就是在心灰意懶時期，文學也可以給他一種鼓舞，提醒他天下不隻是這麼一個糟糕的世界，使他不會對人性生了徹底的藐視。法朗土說若使世界上一切實情，我們都知道清楚，誰也不願意活著了。文學可以說是一層薄霧，蓋著人生，叫人看起不會太失望了。不管作家書裏所謂人生是不是真的，他們那種對人生的態度是值得讚美模仿的。我們讀文學是看他們的偉大精神，或者他們的看錯人生處正是他們的好處，那麼我們也何妨跟他走錯呢。MarcusAurelius的宇宙萬事先定論多數人不能相信，但是他的堅忍質樸逆來順受而自得其樂的態度使他的冥想錄做許多人精神的指導同安慰。我們這樣所得到的大作家倫理的見解比僅為滿足好奇心計那種理智方麵的明白人生真相卻勝萬萬倍了。
十七年二月於北大西齋
寫作閑談
鬱達夫
（一）文體
法國批評家說，文體像人；中國人說，言為心聲，不管是如何善於矯揉造作的人，在文章裏，自然總會流露一點真性情出來。《鈴山堂集》的“清詞自媚”，早就流露出挾權誤國的將來；詠懷堂的《春燈》、《燕子》，便翻破了全卷，也尋不出一根骨子（從真美善來說，美與善，有時可以一致，有時可以分家；唯既真且美的，則非善不成）。所以說，“文者人也”，“言為心聲”的兩句話，決不會錯。
古人文章裏的證據，固已舉不勝舉，就拿今人的什麼前瞻與後顧等文章來看，結果也決逃不出這一鐵則。前瞻是投機政客時，後顧一定是漢奸頭目無疑；前瞻是誇黨能手時，後顧也一定是漢奸牛馬走狗了。洋洋大文的前瞻與後顧之類的萬言書，實際隻教兩語，就可以道破。
色厲內荏，想以文章來文過，隻期得一時的少數人而已，欺不得後世的多數人。“殺吾君者，是吾仇也；殺吾仇者，是吾君也。”掩得了吳逆的半生罪惡了麼？
（二）文章的起頭
仿佛記得夏丐尊先生的文章作法裏，曾經說起頭的話，大意是大作家的大作品，開頭便好，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開頭，以及島崎藤村的《春》、《破戒》的開頭等等（原作中各引有一段譯文在）。這話我當時就覺得他說得很對（後來才知道日本五十嵐及竹友藻風兩人，也說過同樣的話），到現在，我也便覺得這話耐人尋味。
譬如，托爾斯泰的《婀娜小史》的起頭，說：“幸福的家庭，大致都家家相仿佛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卻一家有一家的特異之處”（原文記不清了，隻憑二十餘年前讀過的記憶，似乎大意是如此的）。
又譬如：斯曲林特白兒希的《地獄》的開頭，說：“在北車站送她上了火車之後，我真如釋了重負”雲雲（原文亦記不清了，大意如此）。
真多麼夠人回味。
（三）結局
浪漫派作品的結局，是以大團圓為主；自然主義派作品的結局大抵都是平淡；唯有古典派作品的悲喜劇，結局悲喜最為分明。實在，天下事決沒有這麼的巧，或這麼的簡單和自然，以及這麼的悲喜分明。有生必有死，有得必有失，不必佛家，誰也都能看破。所謂悲，所謂喜，也隻執著了人生的一麵。
以螻蛄來視人的一生，則螻蛄微微，以人的人生來視宇宙，則人生尤屬渺渺，更何況乎在人生之中僅僅一小小的得失呢？前有塞翁，後有翁子，得失循環，固無一定，所以文章的結局，總是以“曲終人不見”為高一著。
（原載1939年11月19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星期刊·文藝》）
《我的懺悔》序
鬱達夫
《我的懺悔》，是弗蘭特兒的木刻大家麥綏萊勒FranzMasereel的自敘傳式的連環木刻畫本，德國原本的書名，叫作MeinStudenbuch，是由一百六十五頁木刻畫連係起來的一冊圖畫小說。原本頭上，有德國老大家湯麥斯·曼的一篇序引印在那裏，在這中國的翻刻本上的我的這篇短序，當然是抄襲ThomasMann的了；因為近來抄襲之風，正盛行於中國，在這裏，我也落得來學一次乖。
先來講些關於木刻的一般的話；原來木刻這一種藝術，無論是在中國在外國，老早就發達了，就是在二十世紀的現代，科學昌明，一切的技術都進了步，獨有木刻，還保持著十五六世紀的AlbrechtDuerer及LudasVanLeiden等的古風。這不是說木刻的不進步，不過因為這藝術的遒勁純美處，是依賴於作者的萬能學力的地方多，依賴於器具材料的地方少的緣故。正唯其是如此，所以木刻是一種承古開來的藝術，是可以不借科學的光而獨立的藝術。現在僻處在內地，交通不能如意，新式機械材料供給也感著缺乏的揚子江中部有些區域裏，全仗著這古風的木刻，在那裏宣傳文化，代替印刷的所以然，也就在這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