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麵飯館裏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皮的水果，必須在滾水裏浸二十秒鍾。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兒，內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著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茄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為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汙。他所謂“貪汙”，包括拿幹薪，用私人，監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淞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鍾，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著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鍾，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麵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他手裏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幹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周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麵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麵整頓稅收，一麵采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製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時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讚語定要大生氣的！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他自己曾說：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甚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簡單，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了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隻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
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張君勵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民國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隻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