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裏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同上）
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了，因為柏格森杜裏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一場論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為科學修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為人類求真理，充滿著熱心為多數謀福利，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途中，歌唱著“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的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內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產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長文裏，敘述他在淞滬總辦任內的功績，立論最公平。他那個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裏，將來作他傳記的人（孟真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我現在要指出的，隻是在君的政治興趣。十年前，他常說：“我家裏沒有活過五十歲的，我現在快四十歲了，應該趁早替國家做點事。”這是他的科學迷信，我們常常笑他。其實他對政治是素來有極深的興趣的。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杆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對於政治的自信力和負責任的態度。他開篇就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很大膽的說：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隻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他又說：
隻要有少數裏麵的少數，優秀裏麵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訴我們四條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條最可注意。他說：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著手。
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實業教育都辦不好。所以他要我們少數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擔子來。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產兒，他的科學訓練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說：
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說，
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訓練看來，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隻能期待“少數裏的少數，優秀裏的優秀”起來擔負改良政治的責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放火式的革命到底來了，並且風靡了全國。在那個革命大潮流裏，改良主義者的丁在君當然成了罪人了。在那個時代，在君曾對我說：“許子將說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隻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
這句自嘲的話，也正是在君自讚的話。他畢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他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許多奠定地質學的台柱子；他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就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之下造成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總辦，就能建立起一個大上海市的政治，財政，公共衛生的現代式基礎；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就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關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他這二十多年的建設成績是不愧負他的科學訓練的。
在君的為人是最可敬愛，最可親愛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虯起的德國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他對不喜歡的人，總是斜著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對他說：“從前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來不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對人’是怎樣一回事！”他聽了大笑。其實同他熟了，我們都隻覺得他是一個最和藹慈祥的人。他自己沒有兒女，所以他最喜歡小孩子，最愛同小孩子玩，有時候他伏在地上作馬給他們騎。他對朋友最熱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兒女一樣。他認得我不久之後，有一次他看見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勸我戒酒，還從《嚐試集》裏挑了我的幾句戒酒詩，請梁任公先生寫在扇子上送給我。（可惜這把扇子丟了！）十多年前，我病了兩年，他說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適，硬逼我們搬家；他自己替我們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貴，那時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說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墊付十元！這樣熱心愛管閑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他不但這樣待我，他待老輩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這樣親切的愛護，把他們當作他最心愛的小孩子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