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母性和易，但有時也很強毅，雖然家裏也很窘迫，但到底要比別房略為好些，以是有些為難的本家時常走來乞借，總肯予以通融周濟，可是遇見不講道理的人，卻也要堅強的反抗。清末天足運動興起，她就放了腳，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綽號“金魚”的頑固黨揚言曰，“某人放了大腳，要去嫁給外國鬼子了。”她聽到了這話，並不生氣，去找金魚評理，卻隻冷冷的說道：“可不是麼，那倒真是很難說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這話告訴家裏人聽，所以有些人知道。我將這事寫在《魯迅的故家》的一節裏，我的族叔冠五君見了加以補充道：
“魯老太太的放腳，是和我的女人謝蕉蔭商量好一同放的。金魚在說了放腳是要嫁洋鬼子的話以外，還把他們稱為妖怪，金魚的老子也給她們兩個加了‘南池大掃帚’的稱號，並責備藕琴公家教不嚴，藕琴公卻冷冷的說了一句，‘我難道要管媳婦的腳麼？’這位老頑固碰了一鼻子的灰，就一聲不響的走了。”所謂金魚的老子即《故家》裏五十四節所說的椒生，也就是冠五的先德藕琴公的老兄，大掃帚是罵女人的一種隱語，說她要敗家蕩產，像大掃帚掃地似的，南池乃是出產掃帚的地名。先母又嚐對她的媳婦們說：
“你們每逢生氣的時候，便不吃飯了，這怎麼行呢？這時候正需要多吃飯才好呢，我從前和你們爺爺吵架，便要多吃兩碗，這樣才有氣力說話呀。”這雖然一半是戲言，卻也可以看出她強健性格的一斑。
先君雖未曾研究所謂西學，而意見甚為通達，嚐謂先母曰，“我們有四個兒子，我想將來可以將一個往西洋去，一個往東洋去留學。”這個說話，總之是在癸巳至丙申（一八九三至九六）之間，可以說是很有遠見了。那時人家子弟第一總是讀書趕考，希望做官；看看這個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學幕做師爺；又其次是進錢店與當鋪，而普通的工商業不與焉，至於到外國去進學堂，更是沒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後，兒子們要謀職業，先母便陸續讓他們出去，不但去進洋學堂，簡直搞那當兵的勾當，無怪族人們要冷笑這樣的說了；便是像我那樣六年間都不回家，她也毫不嗔怪。她雖是疼愛她的兒子，但也能夠堅忍，在什麼必要的時候，我還記得在魯迅去世的那時候，上海來電報通知我，等我去告訴她知道，我一時覺得沒有辦法，便往北平圖書館找宋紫佩，先告訴了他，要他一同前去。去了覺得不好就說，就那麼經過了好些工夫，這才把要說的話說了出來，看情形沒什麼，兩個人才放了心。她卻說道：“我早有點料到了，你們兩個人同來，不像是尋常的事情，而且是那樣遲延盡管說些不要緊的話，愈加叫我猜著是為老大的事來的了。”將這一件與上文所說的“一幅畫”的事對照來看，她的性情的兩方麵就可全然明了了。
先母不曾上過學，但是她能識字讀書。最初讀的也是些彈詞之類，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個時期很佩服過左維明，便是從《天雨花》看來的，但是那裏寫他劍斬犯淫的侍女，卻又覺得有了反感了。此外還有《再生緣》，不過看過了沒有留下什麼記憶。隨後看的是演義，大抵家裏有的都看，多少也曾新添一些，記得有大櫥裏藏著一部木板的《綠野仙蹤》，似乎有些不規矩的書也不是例外。至如《今古奇觀》和《古今奇聞》，那不用說了。我在庚子年以前還有科舉的時候，在“新試前”趕考場的書攤上買得一部《七劍十三俠》，她看了覺得喜歡，以後便搜尋它的續編以至三續，直到完結了才算完事。此後也看新出的章回體小說，民國以後的《廣陵潮》也是愛讀書之一，一冊一冊的隨出隨買，有些記得還是在北京所買得的。她隻看白話的小說，雖然文言也可以看，如《三國演義》，但是不很喜歡，《聊齋誌異》則沒有看過。晚年愛看報章，定上好幾種，看所登的社會新聞，往往和小說差不多，同時卻也愛看政治新聞。我去看她時，輒談段祺瑞吳佩孚和張作霖怎麼樣，雖然所根據的不外報上的記載，但是好惡得當，所以議論都是得要領的。
先母的誕日是照舊曆計算的，每年在那一天，叫飯館辦一桌酒席給她送去，由她找幾個合適的人同吃，又叫兒子豐一照一張相，以作紀念。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為先母八十六歲的生日，豐一於飯店為照相，及至曬好以後，先母乃特別不喜歡，及明年去世，唯此相為最近所照，不得已遂放大用之於開吊時，一九四三年四月份日記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