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的三年茅盾
中學畢業後，擺在我麵前的就是以後的求學問題。母親早有個計劃。外祖母給她的一千兩（大約等於當時的銀幣1500元），存在本鎮的錢莊上，至此時連本帶息共約7000元之數。母親把7000元分作兩股，我和弟弟澤民各得其半，即3500元。因此，她認為我還可以再讀書三年。中學畢業，當然要考大學。母親本訂閱上海《申報》，《申報》廣告欄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學或高等學校招生的廣告，也登著北京大學在上海招考預科一年級新生的廣告。母親因為盧表叔此時在北京財政部工作，我若到北京，盧表叔會照顧我，因此，她就決定我去北京大學求學。7月下旬我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開的山貨行中（他是曾祖父八個兄弟中最小一個兄弟的兒子）。這時我才知道北京大學預科分第一類和第二類。第一類將來進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類將來進本科的理工科。報第一類的，隻考國文與英文。我自知數學不行，就選擇了第一類。
考試分兩天，都在上午。第一個上午考國文，不是作一篇論文而是回答幾個問題。這些問題是中國的文學、學術的源流和發展。第二個上半天考英文，考題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語，中空數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還有用字更恰當更優美之別）、改錯（即一句中故意有錯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譯英、英譯中。最後還有簡單的口試。
我回家後，天天留心看《申報》。因為被錄取者將在《申報》廣告欄刊登姓名。等了約一個月，果然刊登出來了，卻是沈德鳴，家裏猜想鴻鳴字形相近，故而錯了。幸而不久，學校來了通知，這才知道我考了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
這是1913年夏。北京大學由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後第一次招收預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來招生，這對於長江以南各省中學畢業生想考北京大學者，是一大方便。
這年我虛歲18，實歲17。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謝的，敘述家世，原來這姓謝的父親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間憑此世誼，往來親密。四叔祖知道謝家一個兒子名喚硯穀的，也考取了北京大學預科，就約他和我同乘輪船到天津再轉乘火車到北京。謝家十分願意。四叔祖就寫信通知母親。母親正愁我路上少伴，得信後十分高興，並函四叔祖約定於9月間動身。
我屆時到了上海，也住在四叔祖那裏，等待謝硯穀。那個大商人知道我是去北京求學的，對我很客氣，派人陪我到處玩玩。上次來考預科時，我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貨行裏，這次我又來了，理應拜見他老人家。
這樣，熱鬧地過了二三天，然後同謝硯穀乘輪北上。在這二三天內，我跑遍了上海各書坊，無意中買到一部石印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我與謝硯穀相處極熟。謝比我大二三歲，人情世故相當熟練。他見我經常翻閱那部百三家集而感到驚異，我也為他朗誦的吳梅村的《圓圓曲》和樊樊山的《前彩雲曲》與《後彩雲曲》而感到同樣的驚異。“書不讀秦漢以下”是我的教條，自然不知明末的吳梅村與晚清的樊樊山。我與謝硯穀恰好走了個反麵。他是未嚐讀秦漢以上的書，我是未嚐讀元、明以後的書。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我和謝互相補課的機會，至少在我這方麵是這樣的。
我知道謝的姐夫在天津做官，謝也知道我有親戚在天津海關工作，屆時雙方都會到碼頭接待我們。
船到天津碼頭時已是暮靄迷蒙，果然雙方都來了，我和那個親戚從沒見過麵，是祖父寫信告訴他的。現在卻由謝硯穀把我介紹給我的親戚，彼此不免大笑。謝的姐夫說，開學日期還有四五天，不如在天津玩一兩天再進京吧。
於是我住在親戚家裏，謝住在姐夫家裏。第二天上午，我與親戚到謝的姐夫家裏閑談。謝的姐夫問我：“聽說你有個表叔在財政部，是僉事呢，還是司長？”我答，不大明白。我的親戚說，出去玩玩吧。但天津沒有可供遊玩的公園之類。路過一叢洋樓，謝的姐夫說，這是南開大學。中午到了，我的親戚提議上館子。……我的親戚同謝的姐夫爭付酒飯錢，結果，二人平分。此時已近黃昏，我的親戚提議聽戲。……於是進了一個戲園，隻見舞台前擺著二三十條狹而長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裏，卻是斜欠著身子，把耳朵對著舞台。後來知道南方人叫“看戲”，而北方人叫“聽戲”，所以耳朵對著舞台。我們一行四人，也揀空位坐定。此時戲園中人聲嘈雜，我的親戚和謝的姐夫也在議論今晚的戲目，台上正演武打戲，鑼鼓喧天，可是我竟坐在這窄條凳上睡著了。
第二天我和謝硯穀進京，火車在崇文門車站停下，盧桂芳（他是盧表叔的兒子，那時在北京讀中學，他比我小幾歲，大名樹森，表字奉璋）帶了兩個男當差正等著呢。
盧表叔早知道我和謝硯穀作伴來京，料想行李必多，所以派了兩個男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