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芳表弟又告訴我，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孫經理近來很巴結盧表叔，希望承印政府所發大量公債票。孫說，北京分館擁有京華印書局，設備和技術保證所印公債合乎規格。
當時我漫然聽之，真是做夢也沒想到這件事和我後來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大有關係。
我於同年7月回家。
在回家前，我和若幹同學及凱叔遊了一次頤和園。我和凱叔受了桂芳表弟的慫恿，他說，頤和園此次開放數日，機會難得。他已遊過。我們各包一架人力車，講定來回共付大洋兩元。這是一般的成規。在遊覽時，我想起人家常說頤和園布局有如西湖，我看不大像，而且有許多地方，還不能進去。但我當時所喜歡的，還是長廊及其彩繪。佛香閣石級太陡了，上去太費力。
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鄒樹文
北京大學將於本年校慶之日，舉行五十周年紀念。我是本校第一班得有學位的畢業生之一。而況十二月十七日，大概即是壬寅年我入學開學的一天。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的權利，亦同時是我的義務，應該將我所記得及經過的事實，寫些出來，以資紀念。
北京大學校慶十二月十七日，決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紀念日，而是壬寅京師大學堂的開學紀念日。何以說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經過了政變風潮，康有為、梁啟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經殺身成仁了，那還在反動潮流初發展的時候，由此反動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變，何以能那樣的開這個“二毛子”的洋學堂呢？何以說是壬寅呢？（一）北平師範大學導源於京師大學堂師範館，這個師範館是壬寅才創始的，這個校慶日期，據說是我的同館同班同學王桐齡先生所考訂出來的，師範大學即用此同一個日期為校慶而紀年，則推始於壬寅而不溯及戊戌。（二）我在壬寅年入學開學的時候，還記得每日天還未亮，每桌點了蠟燭吃早飯，學生與教職員同桌進餐，如此開學不久，約有一個月光景，亦就放學了。那時用的是陰曆，放學總在封印將近的日期。前清以十二月下旬封印，那時候各衙門將官印封起，以便過年後再擇日開印，所以封印與開印的時間以內，便成規定的假期了。胡適之校長對於我這個推斷，亦頗為首肯。但是全憑記憶與推想，還不足成為定論。我願胡校長本地的考訂《水經注》精神，將這個校慶日期的來源，確實考訂一下。
壬寅京師大學堂開辦的時候，隻有仕學、師範兩館，其他馬神廟，是從前的四公主府，亦即是戊戌京師大學堂舊地址，即是現在北京大學的校本部。仕學、師範兩館之創辦，乃取古語“作之君作之師”的意思，創辦的人當然有他一種偉大的抱負。仕學館當時學生取的是在京官吏，我還記得同學中有一個達壽，他在入學時已是翰林，初開學時學生少，學生請假亦掛牌，（用現在名詞說是布告）達壽因“迎鑾”請假，讓我腦海中留下一個印像，達壽在我畢業時做學部侍郎，所以在入學時他是我的同學，畢業時名義上為師了，亦讓我更記得他這個名字。仕學館當時在馬神廟住的是十二簾，師範館宿舍是南北樓，這兩個地名，都成曆史，不知還有舊跡可尋否？仕學館後來遷出，又添了一個進士館與仕學館合並，進士館是為新進士讀書之所，仿佛葉恭綽是當時的第一名。仕學館隻招過兩班學生，遷出馬神廟以後，我還記得，有一天他們曾來馬神廟，與師範館學生作友誼的拔河運動，以表示好感。
師範館在仕學館遷出以後，曾有一個短時期獨做了馬神廟的主人翁，那時教職員學生，甚至仆役，絕對沒有一個女性，所以可當此“翁”字而無愧。師範館在馬神廟畢業了幾班，我沒有考究過，我是第一班的最早一批，亦比較是最倒黴，因為四年的學製，硬教我們最早一批的人讀了五年。我們最早一批入學後，各省陸續考試，並入第一批同班受課。所以最早者讀了將近五年，最遲者勉強四年。因為學製屢改，我們第一批的入學時，屬望最高，入學後逐年降低了。這大概是張之洞及其他人等，與吾師長沙張百熙先生政見之爭，讓我們學生吃了苦。我還記得遇著總教習張小浦（鶴齡）先生，屠敬山（寄）先生，對我暗示若有不能盡言之隱，依稀尚在目前呢。
有一天有人問我那時候讀的是什麼課程，即有人插嘴說，大概多部分是經典。我們所讀的書，並不如此，現代科學是占最大成份的。全部課程，在所謂“奏定學堂章程”及“欽定學堂章程”兩書內，均有記載。我們最早一批開學時，章程還沒有頒布，我們課程隨不同時期章程之頒布，而有所更改，這亦是我們最早一批吃虧之一端。我記起上心理學課的一件故事，有一天服部宇之吉教習講心理學，恰巧張之洞來查學，服部正在講人的記憶力，說是中年的時候記不起少年或幼年的事情，因中年事多，把少年所經過的事遮蓋了，等到老年的時候，往往把中年的事忘了，於是少年及幼年的事，反而浮現出來，所以人到老年，往往可以想得幼年的事了。這一小段對於記憶力的討論，觸怒了張之洞，以為是譏笑他老了。後來商定學堂章程時，曾有一度要想取消心理學課程。服部是外國人，張之洞無法施威，可是要在師範課程裏取消心理學，這個遷怒的辦法，當然亦不能實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