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任何一個大學校裏，閑談的時候，總常常聽到人們談起：這個大學裏麵，曾經陸續的或在同樣的時期中有過多少位名教授，或是，從這個大學畢業出來的學生，有多少位已經成功了中國的某某幾方麵的“偉人”。
蔡先生任北大校長對近代中國發生的巨大影響
陶希聖
蔡先生來校以前的預科
我在民國四年考上北京大學預科。那時北大預科的學長是徐崇清先生。他辦理預科一切從嚴，學風很好。預科三年，分文科和實科。實科需修英文和德文；文科則是英文、法文、也有日文。一般說起來，外國語以及科學水準都相當高。預科設在譯學館，有一個獨立的局麵；而預科的學生甚至對本科的學生看不起。當時有這麼一種情形。
改製後的法律係
民國六年蔡先生來了之後，他就把製度改了。他認為北京大學應該注重理論的科學，設文、理、法三科（學院）就好了，把北大的工科移交北洋大學，而把北洋大學的法科挪到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的法科也歸並起來。這是民國七年的事。我那時由預科升法科法律係一年級。經過這一歸並，我這一班就成了很大的一班，有一百多人，包括三個學校法律係學生，即北大預科升入本科的，以及北洋大學和中國大學法科一年級的學生。這三校校風不同，學生的態度也就不一樣。下課休息時一眼就看得出來。北大預科升上來的，大家同學多年，都很熟了。下課時大家在一起有說有笑；北洋大學的學生讀書用功，下課十分鍾他們仍然留在課堂上；中國大學的學生則吊兒郎當，自成一格。這一個課堂三種作風留給我的印象，到今天還是很深。
法科原來三年，這時改為四年。預科則改為二年。預科一改為二年，它的獨立性就取消了，附到本科裏麵來。這是北大學製的一次大改革。
教授陣容也有改變
就法律係來說，教我們書的原來都是留日的學生，現任大理院庭長、推事、總檢察廳的檢察官以及高等法院的庭長、推事等來教我們的課，最出名的就是滿清末年起草中國的刑法民法的日本學者的助手和譯人，例如岡田朝太郎起草刑法，由張孝〈〉先生翻譯；民法是鬆岡義正起草的，由一位屠先生翻譯；張屠諸位教我們的刑法與民法。商法由周先生教，發講義，他用的底本是鬆本蒸治的商法，諸如此類。蔡校長來了之後，有一批留歐的學者來了，王雪艇先生就是一個，他在法科教我們“比較憲法”。那時教我們的都是留日的或是用日本的課本來教，對於留歐回來的人覺得他們的方法不一樣，有點怪怪的。我在法律係四年級的時候，到圖書館去看書，見雪艇先生也坐在那裏看書，卻從來不招呼，不交談。當時的一般同學不大跟師長接觸，就是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參加運動乃至被推任學生聯合會職務的同學們也不到校長那裏去。
後來北京大學收女生，不過我們法律係沒有女生，整個法學院隻有一個女生，不知是在政治係還是經濟係。
兩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顧客
那時北京的生活很便宜，一個北大學生一年的生活開支包括學雜費在內，平均有一百八十塊錢也足夠了，節省一點的有一百二十塊錢就可以過了。但當時北大學生之中，有繼承清末以來的流風餘韻。在清末的時候，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有些貴族達官的子弟。到了民國初年，貴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邊有一個學生坐自用人力車（洋車）來上課，他的洋車有六個電燈，兩個鈴，一路鐺鐺鐺的響著來，而他的頭發更是梳得油光發亮。在民國初年，兩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受歡迎的重要的顧客。兩院是國會的參眾兩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學生之中這種貴族子弟還是不少。北京是都門，政治社會風氣仍有滿清末年留下來的。在那種氛圍之下，蔡校長來了之後，他把學風改變下來，所發生的影響和意義何等的重大。
進德會的八戒
學風的改變第一是學術自由，這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學術自由，各種學說都可以講，學生的眼界寬，胸襟也開了，不是從前那種樣子。第二是進德會。進德會有三種等第，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於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丙種會員：於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喝酒、不食肉三戒。所謂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是針對當時的政客，針對民六、民八的國會。民六、民八的北京政風實在不成樣子。而不嫖、不娶妾是針對此而發。學風在這種潛移默化之下無形的改變，主要的還是學生眼界寬、胸襟大，從古老的傳統裏解脫出來，增廣見聞，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收女生是打破傳統的大事
北大收女生，在當時北京的社會裏頭是一件打破傳統的大事。當時北京的社會風氣是很保守的，如前門外的廣和樓，富連成社在那裏演戲，不賣堂客票，女人不能進去看戲。東安市場的吉祥茶園，有一個門寫著“堂客由此進”，女人要進去必須走那個門，男人則由另一門，男女之分，其嚴如此。在這種風氣下，而一間國立大學竟然招收女生，這是一件很特別的大事。不過北京大學的學風，男生跟男生也沒有什麼社交。女生來了之後，跟男生也沒有什麼來往，即使是同班有女生，男生也不跟她們有什麼來往，北大的風氣一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