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任何一個大學校裏，閑談的時候，總常常聽到人們談起：這個大學裏麵，曾經陸續的或在同樣的時期中有過多少位名教授，或是，從這個大學畢業出來的學生，有多少位已經成功了中國的某某幾方麵的“偉人”。可是事實上，“偉人”兩個字本來就很難說。於是乎北平某著名洋化的大學——已有二十多年與國同慶的曆史——的學生，在某一個不很公開的場合裏，曾經公開的說過：他們學校裏雖然沒有出過什麼特別有名的人物，可是南京紫金山上麵的某一個巍峙的銅像，倒的確可算是本校畢業的某名雕塑家的得意的傑作。結果呢，這個大學的全體員生，從此由於傳統的習慣，經驗和修養，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能夠很清楚的記憶這位雕塑界名人的大名。至於類似的其他方麵，無論像黨，政，軍，教育，農，工，商界，等而下之的重要人才，也都一批一批的把他們的名字流傳在各地公私立的大學的人們的口耳裏。特別是政界裏的大小人物，大約最容易得到大家的豔羨。譬如，你到昨天止仍可以有緣聽見上海某教會大學的第一年級的學生，談起現在任駐法大使的惠靈吞·顧，三十年前在他們校裏夜間爬牆偷出宿舍的韻事。當他在喝完冰淇淋蘇打水，把話匣子打開的時候，那一種眉飛色舞的情形，真好像他親眼看見過似的，自然而然的流露著有一種不易形容出來的羨慕的感想。即使沒有產生過什麼大使的大學，也照樣的有他們的心目中共同的崇拜的偶像：本校畢業的出過部長，廳長，專員，司令，……甚至參加太平洋學會的教員，列席廬山暑訓的校長，也無不膾炙人口的成為某某大學的“懿歟盛哉”的紀錄。這個，倘使我不願意掩飾的說，當然也是人之常情。假如你沒有忘記幾年前某雜誌裏登過一張富有諷刺意味的名片，它所諷刺的深刻的意義，居然引起了某一部分人的赧顏和咒罵，那是一張名片上麵印著“某省省政府主席之同鄉某某某”的笑話，那你一定能夠原諒這種慣會“隱惡揚善”的美德或專長，也應該算做中國的一種國粹。恐怕隻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幾乎是一個例外。這個大學，雖然有點兒違犯了“好漢不提當年勇”的原則，它的著名是因為有了四十多年的悠遠的曆史，又因為民國八年震炫世界的五四文化運動開始的時候是借它做了努力集中的大本營，至今還給於這幾十年間幾千萬人以極深刻極重大的影響，並且在這個大學裏麵，這幾十年來所產生的特出的人才——如果也像其他各校標榜的所謂人才的話，——那麼，它所已經產生的能夠獨當一麵的“要人”，也決計不僅僅限於區區的古語所常說的車載鬥量。其中，有的已經是官高極品的院長部長，雖然在校內大約最少得人崇頌，也已列為黨國名人。有的也是大學校長，駐外使節，實業巨擘，文壇名流，列為二三流的知名人物。又有的竟然因著事業的不幸，羅網的株連，熱血的沸騰，成了著名的烈士；或環境的惡劣，人事的蹉跎，變為落伍的蠹蟲；甚或變誌失節，不知所終的，詳細統計雖然不易獲得，想來也不止三萬五萬，這些人也都曾經在報紙的要電欄裏，排過或消失或大或小的鉛字，記載過多多少少的新聞。然而奇怪的是，在這個俯拾即是“要人”，同學多半不“賤”的古城老學府裏麵，很少——我甚至於想說沒有——人會引以為榮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榮”的或“偉人”的史跡。就是在學校裏，當著胡適之或顧頡剛的麵前，也不會有一個學生走上前去，說上幾句應酬恭維他們的客套話，更從來沒有聽見過張口“院長”閉口“主任”的稱呼，雖然他們的名字在別處也許會令人心醉。也許偶然會有人談到黃季剛，劉師培，辜鴻銘，林損，陳獨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歡講他們的逸聞軼事的，似乎總是出之於白頭宮女話天寶滄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時候為多。教員間閑談拿同事做材料的很少，學生呢，偶然說說是有的，譬如在圖書館翻看《太平禦覽》翻厭了的時候，然而，那種談話照例被大家——校內自己人中——認做是消遣時候的點綴，決不加以重視。我知道至今也許有人指得出北大宿舍西齋裏，葛天民君情變案女主角某君自縊的地方，但是決沒有人能夠或者願意，證明已經成為文化界名人的傅斯年和顧頡剛同住的房間在那號。至於肯說我的同班的王君現在官運亨通，做到××省教育廳長，或李君現在在上海經營商業，賺了幾十萬幾百萬的財產那樣的話，那如果不是這些話有資格被大家認為最無聊最討厭的腐化濫調，就是大家會指摘談說這些話的人的本身，大約是一個智慧商（I.Q.）很低很低的低能兒。
然而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裏，受過它的優美的薰陶和孕育的，雖然已經有過好幾十萬人，然而從來沒有一個人對它發出過一句輕微的讚美的話，並且把這句讚美的話，用筆墨加以形容。正好像我們對於自己的母親一樣，平素的大發脾氣，互鬧意見，新舊的衝突，禮教的爭執，幾乎沒有一時一刻我們會表現出來我們是在愛著她的，雖然也許當某一天的晚上，你和母親大吵大鬧之後，你忽然負氣去睡著了，到半夜偶然清醒的時候，你嗅著了你床頭的清新的花香，看見母親站在床前瞧著你，也許會不期而然的有一陣子熱淚的衝動。這個時候你才有一點兒觸摸著母親的慈祥的愛境的深處的某一個微渺的角落。對於北京大學的感想，我不能夠說就是這樣，不過多不有一點兒彷徨。我在有機會考進北京大學以前，一向渾渾噩噩，聽到關於它的好處很少，進了北京大學以後，又一天到晚埋頭伏案，看到它的好處也仍不多。隨便的談起，它的曆史，校舍，教員，學生，工友，幾乎無一處不會叫人感覺著一種老譜，一種老氣橫秋的滋味。差不多在裏麵居住了四個月以後，我才習慣了它的生活，過了兩年以後，我才體驗出它的整個生活的合於至善。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南遷，舊遊星散，否則如果我在今天還有機會住在東齋西齋的矮小卑濕的宿舍裏，我決不會，也不能寫出這樣一篇一定會被我的師友同學譏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並不奇怪我要做一個公認的低能兒，然而我現在卻不願意顧這許多。我不願意忘記，也猜想其他的師友同學們也永遠沒有忘記那黴濕滿牆，青苔鋪階的北大二院宴會廳，更決不會忘記那光線黑暗的宴會廳裏，東邊牆上懸掛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畫，和他在畫中的道貌盎然和藹可親的笑容。這幅像，這個古舊的廳堂，也許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餘。我們一坐在那裏喝茶，一抬頭就可以瞧見蔡先生了，同時也就可以回想起整整四十年的越是物質古舊，越見精神革新的北京大學的身世。現在我們離開那裏已經三年，從苦住在北平籠城中的師友們來的通訊裏，隱隱約約的告訴我們，宴會廳已經非是從前的麵目了，而蔡先生今春在香港逝世，更讓我們增加多少無言的悲痛。有人出版書籍紀念失去了的“水木清華”，我們，可惜我們沒有適當的文字來概括北大的全貌，不過，我倘若現在能夠抽暇寫一篇關於我最敬愛的學校的小文，雖然像這樣零零星星，若斷若續的寫得不成材料，因為低能兒的談吐總不會天才溢發，但是倘若能夠把我個人所感受的回憶，老老實實的紀錄下來，萬一有一點半點的說到了北大的對於中國教育的特別的長處，多少也可以紀念一下綿長幾十年間的師友同學們的艱苦的努力，做將來複興計劃的奠基石下的一塊小小的泥塊，不僅是想紀念蔡先生畢生精力的經營也。這樣說來，“好事別攔著他”，我現在就用腐儒編高頭講章的態度，嘮嘮叨叨的先“賦得”記北大的教授的一個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