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在這樣重要的關頭，說上麵這段話的時候，開端竟忘記了加上（我們在上海的大學裏所常聽到的）When I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大約總有一班聰明博學的人，是要替他深為遺憾或惋惜的。
我在北平的時候所看到所聽到的錢賓四（穆）先生，可算是當地很著名的質樸的學者中的一個，雖然他的家鄉是江蘇無錫，並不能夠算是道地的北方人。顧頡剛先生也可算是其中的一個，他的故鄉則是蘇州。錢先生，我第一次見他麵的時候，他已經是四十以上的年紀了，紅紅的麵孔，矮矮的身材，非常的堅實強健。正像他的史學考據文一樣，即使不是因為他的文章極不容易被人挑剔、攻擊，他的身體也難得受到病魔的侵襲、糾纏。至少我可以證明，在朝夕相處的幾年之內，他沒有叫他的洋車夫送信給學校，叫注冊組的人為他出過一張因病請假的布告。他所擔任的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中國通史……都是兩個鍾點連起來上的，中間並不休息。當然，照著普通的教育經驗看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教員雖然想並不休息，一個人繼續演講下去，學生的疲倦的眼睛在繼續的注視了幾十分鍾之後，總是要隨著值得沉醉的鍾聲而略微的閉上一閉的。何況北大二院的退課的大鍾從來不是用電機鈕去控製，而是有一架高高的，古舊的朽木座子，上麵懸掛著一口黑黝黝重沉沉的鐵鍾，至少已有七八十年建造的曆史。當初學校開辦的時候，辦事的人不知道從哪裏物色得來，而至今仍由一位年紀已近七十，滿麵灰白的短胡須，身上穿著一件褪色得發白和起毛的藍布短襖的老工友來敲打，每次約敲十六到十八響。這鍾聲，不但在北大二院，清聲嘹亮，就是在一院、圖書館、研究院、東西齋、五齋、甚至於附近的景山、景山東街、鬆公府夾道、五老胡同，也沒有不能夠很清楚的一聲一聲的送到耳裏的。同學們住在附近胡同裏麵的什麼漢園公寓、寶祥公寓……的，早晨躺在滿屋陽光中的床上，一覺醒來，聽到清晰的上課鍾聲再起來穿衣服漱口都來得及。因此，這種鍾聲的富有詩意，自非普通的一掀即響的電鍾所能及其萬一。可是這詩意的、悠遠的鍾聲，在清晨可以喚起人們的精神，在下午可就隻有催人的疲倦，引人入睡的作用。這樣的情形，雖在胡適之先生的課上也不能例外。然而在上錢穆先生的課，雖然他的課的上課時間是最容易叫你打瞌睡的下午一點到三點鍾，然而在二院的大禮堂裏麵，黑壓壓的坐著一百五六十人，睜大著三百幾十隻眼睛，攤開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樣的筆記簿，擺動著一百多支筆，在一聲一聲的肅穆雍雍的退課鍾聲的籠罩之下，每人依舊一個字一句話的記著錢先生的講辭。因為正是錢先生在講得起勁的時候，聲音越來越洪亮，呼吸越來越急促，臉上也越加泛出一陣一陣的紅潤，帶著一種南方之強的學者氣息。這個時候，才使我明了什麼是考語“實大聲宏”的明確的解釋，雖然錢先生的聲調，身材並不比我大或高。而我的身材，據最近在上海的一家保壽險的公司的特聘醫生的證明，也並沒有大於我所等於的一般的普通身材的五尺二寸半。
那麼，為什麼錢先生有這樣大的吸引的力量來號召學生？
在這裏，我覺得要特別提起令人欽佩錢先生的地方，是時時刻刻蘊藏在他的腦子裏麵的一股新鮮活潑的動力和精神，因著這種動力或精神的至大至剛的繼續不斷的擴張、發展，自然而然的擴大了他的研究學問的內容，充實了他的強健不息的身體，其根本的原因，又可從他的治學的基本的態度來表達出來，那可歸納於他幾十年來朝夕不忘的一句簡短的話，就是：“從三千年來的中國曆史的動態波蕩仔細的觀察思考，今日的中國是絕對的有希望有前途的！”這句話說起來好像很簡單，然而它卻是錢先生幾十年來研究學問積累而得的寶貴的結晶品。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的學者或通人，無不是有著一顆頂熱烈頂誠懇的愛國家愛民族的心腸，特別是這一顆寶貴的愛國的熱心又一定是蘊藏在冷靜的客觀的頭腦裏，情感輕易不會發泄奔放。在民國二十四年的冬天，北平學生運動正在澎湃極盛的時候，我曾經有幾次有機會聽到錢先生對於時局的警辟的高論，這議論使我去年夏天在上海某處和他重新見麵的時候，一方麵回憶，一方麵驚奇這一位外表像是埋在故紙堆裏的學者的書生議論的奇驗。他的對於近幾十年的大局的議論的起點，是由於他積極的主張我們當前在生活著的這個階段，從鴉片戰爭起一直到最近，都不能夠說是我們悠久的曆史上麵的最黑暗的一個時期。在過去幾千年裏麵，中華民族所遇到的幾十百次的天災人禍，黑暗荒淫，亡國播遷的慘痛苦難，結果總是在苦撐中得到支持延續，若幹的例證都能夠反映出我們民族的抱負著一種自強不息的信仰，具有剛健堅忍的毅力和雄心。他所覺得擔憂而且常常大聲疾呼喚起國人猛醒的，僅是近二三十年來我國國民體力的孱弱，和普遍的精神退衰。體育事業的壟斷，謬誤的提倡選手製度，公共體育場建築的落後，都市夜生活的奢靡浪漫、賭博、酗酒、吸食鴉片，都是他所深惡痛絕的事情。他在北平的時候，因為常往來於城西海澱的清華、燕京大學，和城中區的北大，他不得不按月的包雇了一輛代步的破舊的洋車。他的家是住在東城馬大人胡同，每逢他要離開北大而他的洋車還沒有早來等候著的時候，他總好像是有急不容緩的事情似的，挺著胸脯，部分的敞著灰黑相間的舊圍巾，冒了隆冬的嚴寒的氣候，踏著大步走幾裏路回家，藉此來鍛練一下他的本來就並不算弱的身體。他的頭發左右分梳，麵色向來紅潤，在講書的時候，體力非常充沛，無錫官話可以說是十分的響亮。照例，南方人的國語向來是道地的北方人所不歡迎的，其所以不受歡迎的原因，無非是因為南蠻舌，不能聽得明白清楚。可是，錢穆先生的國語雖然一句北平的俚俗土話也沒有，卻是連蒙古、廣東、山西、綏遠、雲南的窮鄉僻壤的遠道負笈的同學，也沒有一個人因為言語不通和他發生爭辯誤解。我不知道在我的禿筆底下現在所寫出的錢先生的梗概會在他的心裏麵發生什麼樣的感想，也不知道在讀者的心眼中的錢先生又是怎樣。像我所知道的，在他的心裏除了顧炎武、顧祖禹外他並不希慕任何飛黃騰達的學者。他於民國初年曾在清苦的小學教師的生涯裏博覽居停主人的群書，在內戰頻起骨肉離散的時候平心靜氣的整理那一部奠定了史學界的釋古派的基石的著作——《先秦諸子係年考辨》（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本），這部書的自序可以讓昔日的北大、清華的任何一位史學研究生細讀兩天，而每十行文字又可以叫世界上隨便哪一個有地位的研究漢學的“專家”把眼鏡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驚炫於他的淵博，又讚歎於他的精密。至今沒有人敢為這書寫下一篇五千字以上的書評，而五千字以下的書報介紹文字也從來沒有比他的學生鄧恭三先生所寫的一篇更多，這真是我國學術界的恥羞，而更足於此顯襯出錢先生的偉大。除了這部書和享名的《向歆父子年譜》而外，《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是盧溝橋事變前在北平城內軋軋的異國飛機聲中寫成的，述往矚今，條細縷明，暢論漢宋學術是近三百年學問的淵藪，真夠得上昔賢所說的“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的同樣的豪邁的精神和氣概。而他跋涉於湘滇旅程中所寫的一部《國史大綱》，正像馬一浮（浮）先生所印的《泰和講錄》，馮芝生（友蘭）先生近年所著的《新理學》、《新世訓》等書一樣，又是這一位悲天憫人的學者哲人，在戰亂播遷的動蕩的時代裏，苦口婆心的給予我們整個民族國家的指示、勇氣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