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發起任何運動，進步的報紙、雜誌，和政黨無不紛起響應。國民革命的勢力，就在這種氛圍中日漸擴展，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在這環境中漸具雛型。
五四那天
楊晦
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會上的山東問題。
當時的北京政府是親日的。日本帝國主義通過他們，進行掠奪和壓製中國人民的反抗。人民中反日情緒一直沒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學生曾罷學回國，震動一時，後來就有不少人參加了五四運動。中國人民常常發動抵製日貨，不過，常常都是在賣國媚外的政府強製下解除了抑製，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壞。抵製運動在當時是很有力量的鬥爭武器。就像日本帝國主義在北京辦的《順天時報》，專門造謠，終於被我們抵製掉了，誰也不看，報販也不給發賣，最後，隻好在日本僑民的範圍內流通了。
當時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都是安福係有名的賣國賊。曹汝霖是交通總長，章宗祥是駐日公使，陸宗輿是幣製局總裁，也是中華彙業銀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駐日公使章宗祥帶著日本小老婆回來商量如何賣國時，留日學生跟送喪似地送他，白旗丟了一車廂，他的小老婆都被嚇哭了。
北大學生的示威遊行隊伍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交涉失敗的消息，不斷傳來。北京大學和北京各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預計要在5月7日，就是袁世凱跟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國恥紀念日，舉行遊行示威，表示抗議。但是，這幾天的消息太緊張了，已經等不到5月7日了。5月3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學生在北大的三院禮堂開大會，當時情緒激昂，發言踴躍，有一位同學咬破了手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字，表示決心。
在會上，有人提議：留日學生可以那麼對付章宗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他們3個（曹章陸）來一下？就是說，要把旗子送到他們的家裏去。大家一致同意，準備行動。決定提前於明天5月4日，舉行遊行示威，並給賣國賊送白旗。當夜，住西齋的同學一夜沒睡，用竹竿做旗子：長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學生每個人手裏都有旗子了。找到賣國賊怎麼樣呢？也有人想到那裏跟賣國賊幹一場的；但是大多數人，都沒有鬥爭經驗，想的很單純，隻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學生對章宗祥那樣，搞他們一下就算完事。
1919年的5月4日，是個星期天。
那時候，北大的紅樓後麵還沒有灰樓，是一片空場，大家就在那裏集合排隊。臨出發時，蔡先生在出口那裏擋了一下，說有什麼問題，他可以代表同學們向政府提出要求。不過，同學們不肯，他也就讓開。同學們的隊伍全走出了學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門行進。隊伍前麵，舉著一副白布對聯，跟挽聯一樣：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餘孽死有頭。”
到達天安門前，在那裏停了好久，有人演說，喊口號。事前，還準備了一份英文說帖，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館去投遞，請他們支持我們的正義要求。當時對於英美，特別是對美國還存有一種幻想。誰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們不辦公，也找不到人，隻好把說帖丟在那裏，就回來了。
這時候，隊伍排在路的西邊，眼睜睜看著東交民巷的口上，有一個手持木棒的巡捕，來回走著，就是不準我們的隊伍通過。青年們的熱血沸騰，但是擺在眼前的，卻是一個鐵一般冷酷的事實：使館界，不準隊伍通過！氣炸了肺，也是無濟於事的呀！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國土，不準我們的隊伍通過？使館界！什麼是使館界？是我們的恥辱！
停了許久後來說是可以通過了，可是一進東交民巷就往北拐，從利通飯店的後麵，悄悄地穿行過去，到了東長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氣憤，也十分泄氣，說：難道就這樣回學校嗎？警察憲兵來回跟著我們跑，但不敢動手。
停了一會兒之後，又走動了。大家知道還去趙家樓，情緒就又振奮了一下，不過也還是默默地穿過了東單、東四，到了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臨街的窗口都是鐵絲網。門是緊緊地關上了，怎麼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來。其實，他當時出來了，也許大家就罵他一頓賣國賊之類，丟下旗子走開，也難說。門卻始終緊緊地關著。大家有氣無處發泄，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給揭了下來，摔了一地，卻沒留下一片碎瓦，全被我們隔著臨街房屋拋進院裏去了。
後來，有人從窗口爬進去了，從裏麵打開大門，大家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就砸東西，掄起一支椅子腿到處砸，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流著血。有的人在撕床上的綢被子，大家的情緒是十分激憤的。
打了一會兒，有許多人都從一個月洞門，擁到東邊的院子，是一個花園的樣子，正麵有一座廳房，前麵是個花池。這邊的臨街牆很低，要早發現，早都進來了。章宗祥從裏麵出來，大家以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沒有別的東西，就撿磚頭瓦片砸，把他砸得頭臉出血，倒在地上。有的記載，說他裝死，不過那一頓亂砸也夠他半死了。有細心的同學，先切斷了曹家的電話線。這時也有人取下客廳裏掛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對：原來不是曹汝霖！人就散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