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隊進入東交民巷西口，帝國主義者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拒絕我們通過。洪流的怒潮就轉向趙家樓卷進，卷向在二十一條上麵簽字的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宅。進了巷子，隊伍擠了個水泄不透。
從我們的隊伍自天安門出發，警察是始終跟在我們周圍的。到了趙家樓，一些警察就集合起來，保護著曹家緊閉的大門。而重要的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又恰好都在裏麵。群眾的怒火是擋不住的，我們終於衝破了警察的包圍，打進了大門。失算在於忘記堵住他的後門，學生前門進去，曹、陸二賊後門溜掉了。章宗祥逃跑不及，群眾打了他個半死。搜索到下房，有人發現半桶煤油，就起了“燒這些雜種”的念頭。
火發後大隊就漸漸散去了。留在後麵的被他們捕去了三十二人。當時還是無經驗，若大家整隊而入，整隊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四
5月7日被捕學生出獄，北京學生聯合會，為便於繼續奮鬥起見，出了個《五七周刊》（五七也是日本在1915年為二十一條要求提出最後通牒的那一天）。它是一種小報形式，學生們在街頭講演時，可以隨時分送給人的。記不清出到第二期還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學生聯合會派了四個人去警察總署辦交涉，要求他們還我們的報。
警察總監吳炳湘又長又臭，夾軟帶硬地訓了我們一頓，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
“你們煽動軍警造反！”我們知道這是因為學生在街頭講演時，也有軍警站在人群中聽，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軍警書》。他們有些惴惴不安起來。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
“怎麼？”他的臉紅漲得像灌腸。大叫：“給我扣下！”我們就被押送到一間陰濕發黴的小屋子裏去了。
苦悶的是與外麵隔絕。要報看，他們不給；要談話，他們不準。我們盼望能有同學來通個消息也好。後來知道同學確曾來過，他們不讓見。我們放心不下的是外麵的運動，要知道的是外麵的消息。但我們被隔絕了！成天躺著，兩眼望著那小小的紙窗，它透進了外麵的光明，可是遮住了外麵的一切！
望倦了，我閉上眼，“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會上發言的熱烈，天安門前勝利的會師，大隊卷向趙家樓的壯舉，……一幕幕在我眼前出現了。我翻了個身，放槍的日本水手，娶少女為妻的死鬼牌位，隱約中還有那警察總監漲怒的腫眼泡子，在我將入睡的朦朧中，都迷迷離離，成為模糊一片了。
一個星期以後，我們被釋放出來。運動在發展著，擴大著，街頭上講演的學生更多，聽講演的人群也更大了。我們當時，還不知道反帝反封建這個正確口號。可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目標，實質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也就表現了全國人民的要求。所以到“六三”運動時，上海各廠工人罷工，唐山、長辛店、滬寧路的鐵路工人罷工，與學生運動彙成了洪流。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也舉行罷市。運動的隊伍壯大了，已發展成為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
“一二·一六”我在北大的隊伍裏
寓塵
自從北平市的學生在侵略者的鐵蹄下，被壓迫得不能再忍受下去，為表現我們的力量，和喚起全國民眾一致起來挽救我們這危在旦夕的民族和國家，而不得不舉行示威運動的次日——12月10日——北京大學的同學為增強這次愛國運動的力量起見，便在全體大會中通過了一致罷課和舉行示威的議案，同時，學生會及各個同學也開始緊張起來，擔負起救國的工作。
罷課以後，北大的各齋院便成了軍警嚴密監視的中心：每天總有幾十個便衣偵探和騎車隊警布置在景山東街和沙灘附近；一院圖書館的門前還安放著一輛消防車，消防警都秣馬厲兵地預備著用水龍來衝散學生。
但是，愛國的青年是不怕武力的，而救國的怒潮又豈懼區區的水龍！同學們都是懷著無限的熱望，興奮地期待著，期待著我們怒吼的時期的來臨。
果然，全北平市的大中學生，終於在學聯領導之下擔起了這救亡圖存的重擔，而造成了近幾年來絕無僅有的悲壯的“一二·一六”示威運動，於我們的民族奮鬥史上寫下了燦爛的一頁，同時於人的進化路程中，也迸發出一片輝煌的火花。
1945年“一二·一”運動中，西南聯大師生舉行反內戰、爭自由群眾大會
那天，全市的學生，以學校所在地的區域，分成了4個大隊，每一大隊有一學校擔任召集。北大是第三大隊的召集者，負責召集中法大學、精業、女一中、中法附中、河北高中等校。同時，本校的男女同學又分為3個中隊，以西齋五齋的同學為第一中隊，東齋四齋的同學為第二中隊，三院的同學為第三中隊。當一切都已計劃妥當的時候，我們的交通隊及各組組長便於16日的清晨分別地通知了各個同學，同時為行動嚴密起見，糾察隊也全體出動，把住大門，不許閑人出入。
這時，全體同學都已起床準備出發，每個人的麵孔上都充滿了愉快、興奮和激昂的表情。因為西齋的同學屬第一隊，所以西齋的幾百個人就於9點鍾時，排好了隊，大踏步地衝出大門。警察早已得到消息，在我們出發以前，開來了大批隊警，把住了西齋門口，把槍口舉向我們，預備放射。我們的打旗的和隊伍前麵的3位同學便不幸地在這時被捕了去，“北大示威團”的校旗也被扯毀。西齋的幾百個同學眼看著我們的3個同學被警察一路毒打地架走，真是氣憤填胸，無以複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