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靜水中投下知識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1916年（民國五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著名學者，但是充滿了西洋學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臘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植根於對古希臘文化的透徹了解，這種信仰與中國“學以致用”的思想適成強烈的對照。蔡先生對學問的看法，基本上是與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過孫先生的見解來自自然科學，蔡先生的見解則導源於希臘哲學。
這位著名的學者認為美的欣賞比宗教信仰更重要。這是希臘文化與中國文化交融的一個耐人尋味的實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著中國學者對自然的傳統愛好和希臘人對美的敏感，結果產生對西洋雕塑和中國雕刻的愛好；他喜愛中國的山水畫，也喜愛西洋油畫；對中西建築和中西音樂都一樣喜歡。他對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傳統見解：認為宗教不過是道德的一部份。他希望以愛美的習慣來提高青年的道德觀念。這也就是古語所謂“移風易俗莫大於樂”的傳統信念。高尚的道德基於七情調和，要做到七情調和則必須透過藝術和音樂或與音樂有密切關係的詩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學。他不但相信科學可以產生發明、機器，以及其他實益，他並且相信科學可以培養有係統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習慣，有了係統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則的發現，定理定則則是一切真知灼見的基礎。
蔡先生年輕鋒芒很露。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寫過許多才華橫溢，見解精辟的文章，與當時四平八穩，言之無物的科舉八股適成強烈的對照。有一位浙江省老舉人曾經告訴我，蔡元培寫過一篇怪文，一開頭就引用《禮記》裏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繳卷時間到時，他就把這篇文章繳給考官。蔡先生就在這場鄉試裏中了舉人。後來他又考取進士，當時他不過三十歲左右。以後就成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現了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穀，樂於接受西洋觀念。他那從眼鏡上麵望出來的兩隻眼睛，機警而沉著；他的語調雖然平板，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了，也像絨布下麵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動沉穩。他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著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讀，而且有過目不忘之稱。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態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他虛懷若穀，對於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
當時的總統黎元洪選派了這位傑出的學者出任北大較長。北大在蔡校長主持之下，開始一連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領域一直是由文學獨霸的，現在，北京大學卻使科學與文學分庭抗禮了。曆史、哲學，和四書五經也要根據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理眷戀帝製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裏，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裏，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製度等等問題。
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阿裏斯多德時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同時，如果不是全國到處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蘇格拉底同樣的命運。在南方建有堅強根據地的國民黨黨員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國的和外國的保守人士卻一致指責北京大學鼓吹“三無主義”——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與蘇格拉底被古希臘人指責戕害青年心靈的情形如出一轍。急辯不足以消除這些毫無根據的猜疑，隻有曆史才能證明它們的虛妄。曆史不是已經證明了蘇格拉底的清白無罪嗎？
我已經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學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學院院長陳仲甫（獨秀）則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認為那是使中國現代化的兩種武器。自由研究導致思想自由；科學破壞了舊信仰，民主則確立了民權的主張。同時，哲學教授胡適之（適）那時正在進行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代替文言作表情達意的工具。白話比較接近中國的口語，因此比較易學，易懂。它是表達思想的比較良好也比較容易的工具。在過去知識原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推行白話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識。白話運動推行結果，全國各地產生了無數的青年作家。幾年之後，教育部並下令全國小學校一律采用白話為教學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