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諸君或以喚醒同胞之任務，尚未可認為完成，不能不再為若幹日之經營，此亦非無理由。然以仆所觀察，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複加。若令為永久之覺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誌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幸致。自大學之平民講演，夜班教授，以至於小學之童子軍，及其他學生界種種對於社會之服務，固常為一般國民之知識，若誌趣，若品性，各有所盡力矣。苟能應機擴充，持久不怠，影響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點，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識，若誌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學力，而養成模範人物之資格，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
且政治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一問題，以為至重要矣，進而求之，猶有重要於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關聯。故政客生涯，死而後已。今諸君有見於甲乙之相聯，以為畢甲不足，畢乙而後可，豈知乙以下之相聯而起者，曾無已時。若與之上下馳逐，則誇父逐日，愚公移山，永無躊躇滿誌之一日，可以斷言。此次世界大戰，德法諸國，均有存亡關係，罄全國勝兵之人，為最後之奮鬥，平日男子職業，大多數已由婦女補充，而自小學以至大學，維持如故。學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間或提前數月畢業，而未聞全國學生，均告奮勇，舍其學業，而從事於軍隊，若職業之補充，豈彼等愛國心不及諸君耶？願諸君思之。
仆自出京，預備杜門譯書，重以臥病，遂屏外緣。乃近有“恢複五四以前教育原狀”之呼聲，各方麵遂紛加責備，迫以複出，仆遂不能不加以考慮。夫所謂“教育原狀”者，寧有外於諸 君專研學術之狀況乎？使諸君果已抱有恢複原狀之決心，則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仆為教育前途起見，雖力疾從公，亦義不容辭。讀諸君十日三電，均以“力學報國”為言，勤勤懇懇，實獲我心。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仆等，當共負其責焉。三·一八慘案中的
北大學生劉生浚
1926年（即民國十五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市民和學生激於愛國熱情，到臨時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維護國權，拒絕日、英等八國的最後通牒。執政段祺瑞等竟命令衛士槍殺請願群眾，死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餘人，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慘案。我當時正在北京大學讀書，也參加了那一次請願，被衛士棍傷頭部。同去的李家珍同學，則慘遭槍殺。現在就我的記憶所及，把我當時參加請願中身受、目睹和耳聞的事實經過寫出如下。
慘案起因
1926年春，馮玉祥係國民軍駐在北京和天津一帶，受南方革命勢力的影響，傾向革命。這是帝國主義者所不能容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鞏固自己在東三省的地位，並把勢力伸進京、津一帶，便指使奉係軍閥張作霖、張宗昌等進攻國民軍。國民軍怕奉方利用渤海艦隊襲擊大沽口，因於3月8日晚起，在大沽口布雷封鎖，禁止通航。英、日兩國領事藉口維護通商利益，即向國民軍提出抗議。國民軍允許外輪通航，並規定外輪出入辦法三項：（1）外輪進口時，須有一引港船為前驅。此引港船行近炮台時，須吹哨為號，向國民軍示意。（2）外輪出入，必須懸掛其本國國旗。（3）入口外輪中的華人，須經國民軍檢查，方許通過。與此同時，北京外交使團也於3月10日由領袖公使荷蘭歐登科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議。大沽口封鎖交涉還沒有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因張宗昌進攻連連失敗，決定武裝援助，乃藉口保護僑民，由旅順調遣“藤和”、“吹雪”兩艦來津，駛經大沽口，守兵發空槍令其緩行，以備檢查。日艦不理，反以機關槍和大炮還擊。守兵疑係奉艦，因用實彈還擊，日艦後退。日本公使芳澤竟於3月14日向北京外交部提書麵抗議，提出懲凶及賠償損失等無理要求。北京外交使團受日本公使的慫恿，突於3月16日下午四時由領袖公使歐登科代表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國，以維護“辛醜條約”為名，用最後通牌照會北京外交部，提出下列狂妄要求：
一、所有從大沽口至天津一帶的戰事，即須停止。
二、所有大沽口一帶的布雷及其他障礙物，立即撤除。
三、所有被拆除的航行標記，即須恢複。
四、國奉雙方交戰船隻，必須駐泊大沽口外，不得幹涉外國的航船。
五、除海員官吏外，應停止對於外國船隻的一切檢查。
倘於三月十八日正午關於以上各點不得滿意答複，即采取其認為必要的手段以除去障礙。
慘案經過
八國政府向我國提出最後通牒的消息，當時北京的《京報》、《世界日報》、《晨報》以及天津的《大公報》等都以頭等重要新聞刊出。北京市總工會和各校、院學生聯合會召開緊急代表會議，討論對策。當時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郭春濤、段純、顏蔚圃等也出席了會議。郭春濤屬國民黨左派，段純、顏蔚圃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會議一致決議，召開市民大會並前往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維護國權，堅決拒絕最後通牒。
當時我住在北京大學西齋（即第一寄宿舍）。3月17日晚飯後，在西齋大門口看到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一張通告，內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