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們當中，確有不少名人。所處時間太短，不能全認識，不敢作點將錄。聊舉一二，以概其餘，每上一堂課，有十分鍾的休息時間，教過四五十年書的陳援老師，一進休息室，即找一犄角邊的椅子坐下，閉目養神，有時打鼾，曾前後兩次去請安，告知1928年，我是他班上的學生。他點頭為禮，似曾相識。用廣東國語，麵帶笑容說幾個字，繼續他不可缺乏的休息。時間一到，即去上課。
另一教授，適得其反。每至休息室，談笑風生，令同事們聽之，樂而忘倦。他是發現北京猿人的斐文中先生，曾記得1929年底，他穿田野工作者的衣服，脖子上圍著一條毛巾，告知聽眾用大繩纏著他的腰，深入地窖探摸，陸續掏出了牙齒骨、頭蓋骨等等，我告訴他，我是當時聽講者之一，請他講講“北京人”的下落。
斐文中盯了我一眼，喝一口茶，很高興的開了話匣子，幾位同事們馬上手端茶碗，或口含香煙，趕過來，圍著他靜聽。他說1939年春，平津局勢險惡，知難保“北京人”的安全。幾經秘密商量籌劃，將“北京人”慎重包裝，深夜從協和醫院取出，用汽車運至塘沽，打算搬上美國小軍艦，運至美國保存。拂曉，汽車抵塘沽海岸，日本憲兵探知有異，派飛機追趕，並開槍驚賅。司機及押運者停車，忙將“北京人”，投至海中。適逢海潮澎湃，轉瞬無蹤無影。斐文中長歎一聲說：“可惜得很，恐怕我們永遠找不到北京人的下落了。”我看表，已超過了休息時間。趕急去上課，已晚了一點。斐教授的口才好，一聽之後，可使人畢生難忘。以後對“北京人”的下落，他雖有不同的說法，然在那一天，我聞如是。
除此以外，在北大同事當中，我得到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政治外交專家崔書琴先生，哈佛大學博士。因為我們是先後同學，有共同的師友，一見如故。月薪領到以後，我把錢擱在手提包中，問他哪家銀行利息高、穩當？他說你把錢交給我，我替你存在銀行。即照辦，以後每月如此，稱他是我的義務財政部長。此後每禮拜六，差不多總在崔家打牙祭。下午三四時許，北大、清華、燕京的教授們，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文學家，以及政治新聞學家等，去他家打麻將或橋牌，共十餘位，打得非常認真，幾乎不談別的事情。有一次我參加打麻將的桌子，忽然大叫一聲“碰！”別人奇驚，“你為什麼不早說？”“我早未看見。”約七時許，崔太太說：“飯得了，請您們用飯。”她是前東南大學教授徐養秋的女公子，中英文並茂。確是大家閨秀，家中有一老廚子，作菜的手藝很好。飯後，崔太太宣布飯菜用費，平均分配負擔，價廉物美，人人歡顏。跟飯館比較，有天之這別，再喝茶吃水果，即散會。清華、燕京同人返校，必須趕上晚班汽車。住在北京城內的人，玩了一下午，吃了一頓好飯，也要回去休息，雖然來賓的政治背景不同，而能在一塊吃喝玩笑，這是崔書琴的外交手段。他是國際公法專家，是非正式的國民外交部長，平津政學商各界人士，他認識得很多，聯絡得很好。去平津作研究工作的外國學者，他跟北平圖書館長袁同禮等，盡量幫助，使他們居之安，研究工作進行順利。
其他的朋友，有沈從文夫婦，因為夏雲博士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常去沈家聊天。曾昭掄、俞大紱、大等教授，因為俞大綱的關係，他們待我很客氣。去俞家閑談，古今中外，皆可接觸。談洪楊事，如數家珍，他們是曾國藩的親戚，從小就聽慣了。夏誌仁（濟安）、誌清兄弟，少年英俊，平易近人，一望而知為天才文學家。清華大學的金嶽霖先生，每見麵必舉雙手作揖為禮。經濟係教授陳振漢、崔書香夫婦，我們在哈佛時同學、同遊玩。燕大師友顧頡剛、鄧之誠、齊思和、聶崇岐、翁獨健、吳世昌、周一良、王鍾翰等等，不勝備舉。回燕大，如不去翁家吃住，他們夫婦不痛快。宿舍中老齋夫，圖書館中的老職員，一見麵，皆很歡喜。總說一句，我的朋友們，使我在北京的生活，過得很愉快。超初朋友請客，馬上接受，以後回敬。有一位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嚴群教授請客，福建菜，很好吃。後來傳聞嚴家孩子說，“爸爸，給我一點豬油抹在窩窩頭上吧，減少它刮我喉嚨的痛苦。”我聽了感覺不安，不敢接受飯局了。
同天主教神父住到春暖時，我請求搬出去，同他談西洋政治哲學，很有意思。他一貫的理論，是中國從古就受了印度、希臘、羅馬的影響。可是我們的生活習慣與飲食口味不同，每日坐三輪車往返，也有相當的麻煩。故請姚從吾係主任在北大找房間。他派我住紅樓一間課堂，其中粉筆塵土，相當的汙髒。他叫工人將黑板取出去，加以打掃，又見西洋史教授楊人夫婦住在一間較小的教室，黑板仍在，也就隨遇而安。吃飯又成問題，遇刮大風、下大雨的時候，出外找飯館，很不方便。經鄭天挺先生設法，將鬆公府的廚房廚子，最高行政人員吃中餐的地方，讓給我們使用，其中包含季羨林、苗劍秋等。季先生久留德，精梵文與印度哲學。苗先生久留法，雲南人，很會說笑話，增加吃飯的興趣。我們吃得很不錯。有一天適逢假期，我們讓廚子休息一天。胡先生請我去他家吃便飯，有胡太太、毛子水圖書館長，共四人，一紅燒豬肉、一半葷半素，及一素菜、一湯，共四味，老實說，他們所吃的不見得比我們好。我們飯團的人多半是光棍，或室家在別處，故講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