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是英文本，講授者是英國公使館秘書嘉特萊先生。他是一個高大的人。他講到羅馬的凱撒，將兩手向前胸的上衣領口裏一插，儼然有凱撒大帝之風。他的講授以寫黑板為主。他在黑板上寫的注解，我不僅用心抄錄下來，並且刻意模仿他的字跡。他的粉筆用得那樣圓轉如意，每一行理整齊的。每一字是一筆不苟的。每一筆是亮白的。我從抄錄中，得益不少。
有一次，郭先生的英文課小考。我仿嘉特萊的通史注解，寫成一短篇論文，作為答案。郭先生給我零分，並在發還考卷時，當場申斥，說我抄書。我吃了一次虧，卻又說不出。
法文是第二外國語。教授是湖北同鄉賀之才先生。他的太太是法國人。他的法語自然是好的，但是他更好的技術是打台球。他教我們的法文課卻是稀鬆的。
三、中國文學與史學
中國曆史的講授者是一位福建人楊先生。他發出大量的鉛印講義，但是他在講台上開講是很少人聽懂的。我隻聽見他說“夜——過——咧”。除此以外，聽不出一字一句。當然，福建同學是懂得的。
國學的講授者沈尹默先生，和文字學的沈兼士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門下士。民國初年北京的文史學界的泰鬥都出於太炎先生之門。他們兩位是其中錚錚者。我們同學深為敬佩，但是他們的上麵還有黃季剛先生在本科的國學門講學。我們預科學生斷乎不敢望其項背。那黃先生是傲慢無比的。
兼士先生多病，上課時少。他發給我們的講義也不多。尹默先生為人謙和，從不缺課。他叫我們買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讀習。我對這部書的內容殊不了了。那書麵之上的《或古侖魚》四個字已經夠我一認！
尹默先生給我的教益很多。他指點我們讀這樣的幾部書，就是《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太史談《論六家要旨》，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顧亭林《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章實齋《文史通義》與章太炎《國故論衡》。這幾部書確能將中國文史方學的源流及其演變，擺在讀者的麵前。
我讀這幾部書的同時，又到北大圖書館借閱諸子書。這一年級讀書所得的進益可以說是不少。
四、二三年級的一斑
預科二年級及三年級可以記述之事寥寥無幾。二年級的英文課是一位英國人斯哇羅（燕子）先生講授。他的輕鬆與郭先生的嚴厲恰相對照。三年級的英文修詞學由一位美國人威爾士先生講授。我得到的益處是演說術，較其他方麵為多。
邏輯與數學都沒有進益。為了怕難，未選拉丁文，後來吃了大虧。
沈尹默先生繼續講授國學。他先講陸機《文賦》，然後選擇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為《文賦》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腳。這種講授方法，給我的益處很大。
我自修的課程，以《宋儒學案》和《明儒學案》為最得力。從這裏得知中國的學問不以知識為主，而以修養為經。
五、習氣與悔悟
我在預科三年級，先讀梁任公《明儒學案節本》，再讀《明儒學案》原書，然後讀《宋儒學案》。這時候讀這兩部書，並不是單純的求知，而是深切的悔悟。一個鄉村青年，進了首都北京，漸染一種“大爺”的習氣。由習氣轉入悔悟的過程中，宋明兩代學案給予我以莫大的啟示。
我的父親於民國六年至八年之間，任河南省汝陽道道尹。我是一個少爺，同時又是一個大爺。我在預科隻是勤學而非苦學。所謂勤學亦不過不廢學，考前列而已。到了宋明兩代學案讀過之後，才漸進於苦學。然而真實的苦學還是在家庭環境及個人生活大大的改變之後。
六、說棋
東安市場是北京大學學生閑暇消磨的勝地。我在預科二年級，住北河沿的一家出租的房子裏，同住者有同鄉瞿複璋（文琳）先生。他喜歡圍棋，我下象棋，很容易與對方吃我的老將之友人打架，但下圍棋就算是輸到三十目或四十目也打不起來。
有一天複璋勸我，可以到東安市場一座茶館的棋社去下棋了。我公然到那裏去，泡一杯茶坐下來，由複璋介紹一位棋友下起來。我們下到半路上，另一位棋友走過來，看了一下，搖了幾下頭，歎了一口氣，揚長而去。其意若曰：“孺子不可教也！”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在棋社裏坐著下棋了。
然而我也可以擺老資格。我學圍棋的時候，吳清源先生還是一個少年。這個少年已經威脅一時高手如汪雲峰，使其不敢對弈。
前麵提到賀之才的彈子打得好。其實，打彈子的高手是楊芳。宣武門外，新世界初開，有一天的夜間，楊先生在彈子房裏表演，全場觀眾不下二百人。他打三個球，一杆可打到五百至八百分，若不是手酸，就沒有打完的時候。
我練習彈子，也能打三個球，一杆可打至十幾分至二十分，後來也就作廢，不再打了。
七、論戲
民國初年，北京皮簧子與梆子盛極一時。我聽戲不少，並不懂戲，雖不懂戲，卻也有些見聞。此時最高地位屬於譚鑫培與侯俊山。如楊小樓尚在其次。梅蘭芳初露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