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欲圖改革，必須自環境之改造入手。重心不在表麵，而在人心。今日國家社會之所以每況愈下，根本原因，在於更治之不良，道德之墮落。如寅初回浙未久，而請寅初代謀統捐局長者，不知幾幾。且有欲寅初推薦往禁煙局者，彼輩之心理。以為寅初現正反對禁煙局則寅初推薦之人員，禁煙局不敢不留用。際此生活困難之時，在政界謀事，果屬生活問題，情尚可原。然來寅初處謀事之人，甚至預先說價，必須月薪至若幹元以上，或有其它不正當之收益者而後可。是故中國大半人民，雖其私人道德，亦有甚好者，但腦筋中實無一“公”字之印象。幫公家觀念之薄弱，已達極點。而對一己之升官發財，譬諸廁所之蒼蠅，群相鶩集。故無論何界，敬有一人稍有地位，則其親戚朋友，全體聯帶而為其屬下，家庭觀念之深切，世無其右。當知吾人對於國家社會義務，應以人民之幸福為前提，不當以個人彌補虧空或物質享受為目的。北大昔日既為群眾之導師，今而後當如何引導人民，打破家庭觀念，而易以團體觀念；打破家庭主義，而易以國家主義，恢複人生固有之犧牲精神。否則若僅有表麵之革命，恐雖經千百次，於國家於社會仍無補無事也。
且中國人民之心理，對公事家，若不相幹，可以不負責任。如寅初此次反對鴉片，時有人以“在此種社會何必做惡人”之語，來相勸勉，若寅初家中婦女，如作此語，寅初本可不加深責。然此種淺薄之語，竟發現在官吏與留學生之口。嗚呼！一人公正之勇氣能有幾何，今不以努力助鼓勵，而反以冷水澆頭，人心至此，可深浩歎！中國人以“不”字為道德，如不嫖，不賭，不飲酒，不吸煙，果屬靜止之道德，然缺乏相當之努力，與夫犧牲之精神，以盡人生應有之義務，雖方趾圓顱，實類似腐屍。西人謂Life is activity，漕，反不如截發入出，做和尚之為愈，何必在世上憂憂哉。
是故以北大之精神，犧牲於社會，對於全國，或以範圍過大，尚須相當時日。若僅浙江一省，則改造之日、誠可立而待也。欲使人民養成國家觀察，犧牲個人而盡力於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舉久戰勝環境，改造人心，驅除此等奄奄待斃不負責任之習欲，諸君當與寅初共勉之！北大感舊錄（節選）
周作人
我於民國六年（1917）初到北大，及至民國十六年暑假，已經十足十年了；恰巧張作霖大元帥，將北大取消，改為京師大學，於是我們遂不得不與北京大學暫時脫離關係了。但是大元帥的壽命也不長久，不到一年光景，情形就很不像樣，隻能退回東北去，於6月中遇炸而死，不久東三省問題也就解決，北伐遂告成功了。經過一段曲折之後，北京大學宣告恢複，外觀雖是依然如故，可是已經沒有從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種精神了，所以將這10年做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於事實的。我在學校裏是向來沒有什麼活動的，與別人接觸並不多，但是在文科裏邊也有些見聞，特別這些人物是已經去世的，記錄了下來作為紀念。而且根據佛教的想法，這樣做也即是一種功德供養，至於下一輩的人以及現在還健在的老輩悉不闌入，但是這種老輩現今也是不多，真正可以說是寥落有如晨星了。
辜鴻銘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了吧。他是福建閩南人，大概先代是華僑吧，所以他的母親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裏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裏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餘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為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辜鴻銘早年留學英國，在那有名的蘇格蘭大學畢業，歸國後有一時也是短發西裝革履，出入於湖廣總督衙門（依據傳說如此，真偽難考）。可是後來卻不曉得什麼緣故變成那一副怪相，滿口“春秋大義”，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隻是廣泛地主張要皇帝，與實際運動無關，所以洪憲帝製與宣統複辟兩回事件裏都沒有他的關係。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想要找機會發泄。我隻在會議上遇到他兩次，每次總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開文科教授會討論功課，各人紛紛發言，蔡校長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吩咐！”這是他原來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就充分地表現在裏邊了。又有一次是五四運動時，六三事件以後，大概是1919年的6月5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紅樓第二層臨街的一間教室裏開臨時會議。除應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長，各人照例是說了好些話，反正對於挽留是沒有什麼異議的，問題隻是怎麼辦，打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辜鴻銘也走上講台，讚成挽留校長，卻有他自己的特別理由，他說道：“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們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為他是讚成挽留蔡校長的，所以也沒有人再來和他抬杠。可是他後邊的一個人出來說話，卻於無意間鬧了一個大亂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這位是理科教授姓丁，是江蘇省人，本來能講普通話，可是這回他一上講台去，說了一大串叫人聽了難懂，而且又非常難過的單句。那時天氣本是炎熱，時在下午，又在高樓上一間房裏，聚集了許多人，大家已經很是煩躁的了，這丁先生的話是字字可以聽得清，可是幾乎沒有兩個字以上連得起來的，隻聽得他單調地斷續地說，我們，今天，今天，我們，北大，北大，我們，如是者約略有一兩分鍾，不，或是簡直隻有半分鍾也說不定，但是人們仿佛覺得已經很是長久，在熱悶的空氣中，聽了這單調的斷續的單語，有如在頭頂上滴著屋漏水，實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的時候，忽然教室的門開了一點，有人伸頭進來把劉半農叫了出去，不久就聽到劉君在門外頓足大聲罵道：“混賬！”裏邊的人都愕然出驚，丁先生以為在罵他，也便匆匆的下了講台，退回原位去了。這樣會議就中途停頓，等到劉半農進來報告，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這所罵的當然並不是丁先生，卻是法科學長王某，他的名字忘記了，仿佛其中有一個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學生都列隊出來講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學生，北京政府便派軍警把這些中小學生一隊隊地捉了來，都監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內。各方麵紛紛援助，贈送食物，北大方麵略盡地主之誼，預備茶水食料之類，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幹款項。這數目記不清楚了。大約也不會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會決定請學校核銷此款，歸入正式開銷之內。可是法科學長不答應，於是事務員跑來找劉半農，因為那時他是教授會的幹事負責人，劉君聽了不禁發起火來，破口大喝一聲。後來大概法科方麵也得了著落，而在當時解決了丁先生的糾紛，其功勞實在也是很大的。因為假如沒有他這一喝，會場裏說不定會要發生嚴重的結果。看那時的形勢，在丁先生一邊暫時並無自動停止的意思，而這樣講下去，聽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鋌而走險的可能。當日劉文典也在場，據他日後對人說，其時若不因了劉半農的一聲喝而停止講話，他就要奔上講台去，先打一個耳光，隨後再叩頭謝罪，因為他實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關於丁君因說話受窘的事，此外也有些傳聞，然而那是屬於“正人君子”所謂的“流言”，所以似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