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曾經一直是楊德昌矛頭所指的跨國資本主義在這部電影中不再一味地被設為批判的對象，盡管他還是忍不住要提一提“馬特拉”。楊德昌所作的思考更為理性和客觀，少了幾分《麻將》中偏激的否定。影片細致地刻畫了NJ與Ato之間的友情，這份難得一見的溫情成了影片最大的亮色。應該說他對城市命題的思考更多的是從城市自身出發，來探討其文化內涵。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為瑪姬與綸綸的愛情在這部電影中的延續和變形。他在繼續《麻將》結尾留下的思考，對一種淡化功利色彩、突出真誠感情的國際關係的人文主義期望，也表明了在全球化日漸深入的新世紀，一味地排斥和拒絕並不是發展的道路，在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中如何進行平等的溝通和對話，如何堅持民族的風骨是當代知識分子所麵臨的問題。
本雅明稱城市知識分子為“流浪的波西米亞人”，他們肉體置於城市中，精神卻漂泊於天涯。這種“漂泊”是從空中俯瞰城市的執著和冷靜。但在NJ、Min—Min這些知識分子身上，那種拷問曆史本質、追索人生真理的宏大憂思已經被家庭、事業、情感等林林總總的世俗煩惱所代替。這不是一幕“穿越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緒中”的悲劇，而是根本無法穿越，隻能迷失在城市中的悲劇。在工業文明統領下的台北都市中，他們疲倦孱弱到連自救都不可能，較之《恐怖分子》裏的周鬱芬、《獨立年代》中的姐夫，“文化守靈人”的角色更加萎縮。楊德昌本人盡管還能在城市的上空不無悲憫地注視著這一切，但聯係到他的影片在台灣的遭遇，其實他也隻是再現了那種“穿越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緒中”的悲劇，作為一個城中人，他也有一份無法解脫的生存之痛：當影片中野蠻的小學教師肆意褻瀆著藝術時，楊德昌心裏又何嚐不辛酸呢？
儒者的困惑
楊德昌雖然深受西方美學影響，但骨子裏卻浸透著儒家思想。尤其是自《獨立年代》以來，他的影片往往在西方現代主義風格的電影形式下，幾近固執地訴說著對於逐漸失陷在消費社會的欲望和金錢遊戲以及商品化的文化邏輯中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浪漫的緬懷與期待，而《獨立年代》更是直白地表露出他試圖為儒家思想注入現代的生命力，替它在工業文明中重新定位的天真理想。
在台灣新電影浪潮中，侯孝賢和楊德昌作為兩大主將，在對中國古典美學的繼承上，顯示出迥異的思想傾向。侯孝賢以寬容的胸襟和超越的美學撫平了曆史的痛楚記憶和個體的創傷體驗，在天人合一的詩化意境中化解了悲涼的失落感，在他身上更多地體現了道家“遊心物初”、“身與物化”的審美追求。他也洞察曆史變遷和人間恩怨，但始終涉而不溺，疏而不離，保持著一份超然的距離和達觀的心態。而楊德昌卻很難在這種飄然出世的逍遙遊中擺脫那份沉重的憂思和困惑。他投向世界的是一道熱辣辣的目光，其中飽含著理想主義的希望，當這種希望無法與現實相諧時，他是絕不可能坦然釋懷於胸，反而會以百倍的勇氣和激情企圖改變現實，哪怕是以粉身碎骨為代價。於是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的電影，使他的影片總少不了一種悲憤和絕望。在他的電影中，可以見到他的大聲疾呼和慨然控訴，在入世的熱情中希冀挽救日益沉淪中的台北都市的切望。他固然不是一個複古的人，但眼前逐漸被拜金主義、對物質利益的無盡追逐所吞噬的社會激起他一腔熱血，儒家倫理道德不過是他試圖使用的拯救工具，是他對重建真善美的社會和純潔真誠的人際關係的渴望。這樣一位不合時宜的儒者在現實中顯然隻會感到迷茫和失落。
《獨立年代》中儒者直抒胸臆的困惑延續到了這部影片中，表達得更委婉含蓄，少了幾分說教，多了幾分勸慰，減弱了發泄式的痛切，多了感悟式的迷惘。NJ顯然就是一位儒家風派的傳統知識分子，他相信人與人之間誠摯的感情，有自己做人的準則，但他的這些觀念與金錢至上、人人為己的貨幣化社會是如此格格不入，他的重義輕利被看成一種迂腐落後的觀念。楊德昌尖刻地指出“老實”、“好人”這些傳統道德中的褒義詞正遭遇著一場顛覆。在一種新的話語權威——商品交換原則改造下，其所指稱的不再是基本的美德，而是一種在激烈殘酷的競爭中的軟弱。它們所表達的態度也不是對人的讚揚，而是帶著些微的嘲弄。高度商品化的生存原則正在取代儒家倫理道德觀念。人情化、道德化的儒家文明在貨幣經濟衝擊下轟然解體，溫暖感性的社會關係難以適應理性精確的商品經濟規律。盡管NJ堅持自己的準則，但最終他僅僅成了同事利用的工具，遭到欺騙和背叛，甚至還要被迫去欺騙別人。他的“老實”在普遍的商品拜物教心態中，顯得勢單力薄，無力去改變整體的環境，當然也改變不了發展的大趨勢。當他從日本歸來後，心力交瘁地倒下了，或許這是一個仍然以仁義為處世標準的人應對這個冷酷的商業社會的疲倦。盡管影片結尾楊德昌以投機行為的失敗表明了對爾虞我詐的都市人的批判和否定，但透過NJ同事的言語，我們隻能悲觀地認為重建仁義禮智信的道德秩序或許是一種美好但遙遠的理想。對於NJ來說，他惟有以逃避來表示自己的抗議，但這種消極的策略又能維持多久呢？何況它什麼也不能改變。但是，像Fatty一樣憤然而起，為了使純真的愛情不受玷汙而不顧一切地向這樣的現實衝撞過去，又能在實質上起到什麼作用呢？不過又成就了一個“牯嶺街少年”。而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至少楊德昌還如實地展現了那慘烈的一幕，在這部電影中，那場景經過電視媒體和電子遊戲的雙重篡改，悲壯幾乎已經蕩然無存，甚至還多了幾分滑稽的鬧劇色彩。Fatty那極端激進的行為難以被人們理解，更不會引起思考，因而完全被抽空了社會意義。在人們已經習慣於從暴力中獲得快感和娛樂的年代，他隻是為大眾傳媒提供了一條聳人聽聞的八卦新聞。或許最能理解他的是TingTing，但她亦隻有一份疑惑和惘然，隻能向婆婆發出“為什麼這個世界和我們想的那麼不一樣”的疑問。楊德昌在影片的結尾借YangYang之口說出一句“我也老了”，也許是片中所有以真我的本色來麵對生活的人發自內心的感歎，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那種發源自溫情的農耕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念和生存守則正逐漸被淘汰、被拋棄，他們在經曆著一場深刻的脫節和斷裂。老去的不是肉體，而是精神，在冷漠疏離的現實邏輯衝擊下他們那無法適應的尷尬和不解，逐漸沉積為一種深切的蒼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