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洋兄是一九五九年開始發表小說的。在北京作家當中，他應該屬於最早從事業餘文學創作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篇小說《泥鰍看瓜》在《北京文藝》（現在《北京文學》的前身）發表以後，引起了很大反響，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廣播過這篇小說，可見他的起點之高。
但是，奇怪的是直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另一篇小說《血書與鐵鏈》才在《北京文學》上發表，這時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年。這篇小說從題目就可以看出來是寫丙辰清明節天安門事件的。在這之前整整二十年的時間裏，卻很少看見張洋兄的作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十年故且不說，因為這十年絕大多數作家或則受到“四人幫”的政治迫害，或則不滿於“四人幫”的文藝思想與政策，都扔下了手裏的筆。按一般規律，作家在發表了第一篇小說之後，緊接著會出現一個創作上的旺盛期。張洋兄不僅沒有這個旺盛期，反倒幹脆停了筆，專心致誌於他的語文和音樂教學去了。
我記不清我們是怎樣開始交往的了。我隻記得大概是一九七三年前後吧，我們相識不久便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於是，我們經常在一起聊天，聊時政也聊文學。興之所至，我們倆還曾經冒著深秋的嚴霜，夜裏三點鍾起來騎自行車去孫河撒網捕魚，去順義潮白河拉網撈蝦。他是這方麵的高手，我們都是滿載而歸。我們在一起說到文學的時候，對於時下的小說總是毫無興趣，常常不肯一顧。對於被當做毒草批判過的右派小說，我們都由衷地喜歡。每每說起這些小說時，張洋兄常常是慷慨激昂，滔滔不絕，不容你有插嘴、置喙的機會。他的記憶力也好，不光能說出這些作品的具體情節和細節，還能脫口背出其中精彩的段落和一些人物的語言。我很佩服他對於文學的執著程度和他在文學上所下的工夫之深。
可是，為什麼他剛剛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泥鰍看瓜》，正要開始邁步走向文壇的時候，又突然卻步了呢？是他對後來文壇上發生的一些事情感到了迷惑，失去了對文學的興趣，還是他預感到了我們的文學早晚要遭逢一場滅頂之災？我至今也不明白。隻是回頭看看，如果他當時沒有停下手裏的筆，而是繼續寫下去的話，不知道在後來的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他會有什麼樣的遭遇？現在想想都不寒而栗。我真不知道是應該為他慶幸呢，還是為他惋惜？
從一九五九年算起，至今已經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在這半個世紀裏，張洋兄一共寫了二十來篇小說，還主要是短篇，二十餘萬字。這從作品的數量說確實不算多，好在衡量作家的標準不在於作品的數量多少。他的作品雖然不多，但是，他的小說分量是厚重的。我是說他的大部分小說拿在手裏都覺得沉甸甸的。張洋兄很看重小說的立意和構思。他把一篇小說的新意和藝術構思的精巧，視為小說的靈魂。因此，他的小說就常常在這方麵下工夫。一旦他對生活有了某些新的思考和構想以後，總喜歡先講給朋友們聽。他的不少小說在動筆之前，都講給我聽過。如果有不滿意處，他就把它放置起來，繼續醞釀。有的一放就是一兩年，兩三年，甚至更長。他從來不寫那些時效性強的東西，也就不急於求成。所以，他的小說在腹中醞釀的時間都比較長。這也從一個方麵看出來他對創作的認真負責態度。他的有些小說也確實有獨到的新意，比如《狐疑》。狐狸是我們大家熟知的動物界的小精靈。它的精靈就在於它的多疑。懷疑一切是它的天性，也是它能夠賴以生存的本能。正因為它把我們人類視為天敵，才得以在我們這個地球村裏繁衍生息。一旦它在和我們人類相處的過程中失去了它的本性，把我們人類當成朋友，它就遭遇了滅頂之災。還有《琴魂》，寫的是一位衣食無著又在愛情方麵有過精神創傷的盲藝人，在北京街頭靠拉奏《二泉映月》賣藝求生。因為他技藝高超，博得了過往行人的賞識。有一天，當他突然知道他優美的琴聲在給人們帶來精神享受的同時，也在刺痛著和自己一樣有精神創傷的人時，他放棄了賣藝的生涯，回到了老家。在老家，為了渲瀉自己內心深處的抑鬱和悲傷，他隻能在三更半夜的時候，獨自來到黃河岸上，麵對滔滔東去的黃河水，自己給自己拉奏《二泉映月》。全篇隻有三千字，卻寫得厚重、精道、耐人尋味。讀起來就像在聆聽一曲沉重、動人的樂章。看得出來，張洋兄是調動了他全部的激情和他在音樂藝術方麵的才情來創作這篇小說的。小說自始至終營造了一種濃烈而沉重的藝術氛圍，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