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庭
傅書華現在常常是被人稱為文學評論家或者什麼學者之類的，他在山西的太原師範學院文學院當教授，掛了一個文學院長的名，還在山西省的作協掛著委員的名，老大不小的時候，又去河南大學攻讀了文學博士的學位。也許是無人可送，或者是無顏送人，他曾經送給我幾本他寫的所謂的“著作”，還能留下印象的是一本《山西作家群論稿》，一本《蛇行集》。不過依我之見，前一本除了他對山西作家群的代際流變、藝術把握世界的方式還有點見解外，後一本除了那幾篇隨筆還勉強可讀，其餘都沒什麼意思。當然，我承認他從一開始寫作，就隻寫自己真實的認識與感受，不去趕時尚玩名詞，但寫自己真實的認識與感受，你可以說他老實，甚至可以說他學風不錯，但那畢竟與有水平是兩回事。他也曾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理論與批評》《文藝理論研究》《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這些刊物上發表過一些文字，好像也轉載過一些，還得過所謂國家級的文學評論獎，但我對他的學術實力總是有些懷疑，我總覺得他受得“內傷”太深。我倒是覺得，他作為他這一代人中從事文學教學學術研究的一員，在許多方麵，更能引起我對之給以言說的興趣。
傅書華出生在北京，在他的心底莫名其妙地有著一種“北京情結”，一看到北海的白塔，他就“激情澎湃，心潮滾滾”。但他很小的時候，就因為父親的下放而到了山西，不過在偏僻的山溝溝裏，文化人倒也還能受著相當的尊敬，誰知“文革”一開始，又遭家破人亡之慘變。魯迅曾說過：有誰從小康人家墜入到困頓之中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是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的。不幸的是，傅書華隻是“感到”卻不能做到“看見”，他在這困頓之中，也早已經沒有了魯迅在《別諸弟》中所顯示的“萬裏長風送客船”的情懷。眾人的唾棄與冷落，下鄉插隊期間的不堪重負，都形成了他“精神奴役的創傷”，都形成了他遇事便委屈自己以求現實生存的“鼠目寸光”，想順從所有的人，就是沒有了自我。不過，寬容一點的說，這也難怪他，困苦的環境不僅可以磨練人、造就人，使生命得以升華，更可以消磨人、毀滅人，造成生命的破碎，隻是我們對後一點，曆來未予直麵。傅書華多次對我說過，新時期寫右派寫知青的小說，大多過於浪漫了，而且是一種膚淺的可怕的浪漫。我想，這確實是他針對上述情形的有感而發之言。
大學畢業之後，傅書華就留在高校任教了，也陸陸續續地寫了一些文學評論學術研究模樣的文字，但這些文字，因了遷就現實順從他人的慣性，大多是隨波逐流之作，很少有他自己的聲音，更為可怕的是，這卻是他當時真實的認識與感受，他已經自覺地把自己局囿於消失在他人之中了，真真地是“話”在說他，而不是他在說“話”。一年一年地下來，居然也積累了若幹的文字，從助教、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而學術帶頭人，從一個小城的地方專科學校而到了省城的本科院校，類似他這樣的人，我在普通高校見過不少，他隻是其中的一個。但我有時又時時地替他惋惜，他生命中所經受的慘痛，就這樣輕而易舉地付之於過去了麼？他那樣敏感而又豐富的愛心，就這樣在順從、忍讓與遷就中麻木下去麼？那實在是不應該的嗬！
但雖然很慢很慢，傅書華筆下的個人性情之作畢竟漸漸多了起來，他的博士論文，談“十七年小說”，談個體生命，都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與段崇軒合著的兩本《名篇別解》，字裏行間也開始體現著解讀者個體生命體驗的“在場”，即如眼前的這本集子，其中的許多篇什，似乎不乏可讀之處，諸如《心靈的迷狂》、《從“山藥蛋派”到“晉軍後”》以及若幹篇學術類書評等等，這或許是隨著曆史的進步，他的身上所受到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開始得以平複與治愈的緣故吧，隻是需要著這樣漫長的時間，不能不令人感歎。任何一個時代，優秀的人物，傑出的人物，畢竟是少數，當大多數的一般人也有了質的蛻變與進步時，這才更能說明社會的變化與進步，我在傅書華的身上就高興地看到了這一點，這或許可以稱之為一種成長著的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