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梁實秋之所以對這兩個知識分子群體態度如此截然不同，雙方的政治立場固然是最基本的原由，但與雙方的人生傾向也不無關係。魯迅由於自己人生經曆的坎坷、多難，所以，在情感上天然的站在弱小的被壓迫的一方，即使他們言行有疵，也更多地視之為與舊世界衝突的結果，並更多地看到他們反抗舊世界的一麵，從而給以理解與支持。從這一情感基調出發，魯迅對英美派知識分子時時流露出來的充滿優越感的貴族氣就特別的厭惡，即使他們對舊世界有某些反抗因素，魯迅也容易更多地看到、抨擊他們脫離下層實際，脫離變革現實實際的高調空談及這種空談詆毀實際革命的消極作用。譬如，陳源有一則《閑話》述及“兩個美國兵打了中國的車夫和巡警，於是三四十個人，後來就有百餘人，都跟在他們後麵喊‘打！打！’美國兵卻終於安然的走到東交民巷口了，還回頭笑著嚷道：‘來呀！來呀！’說也奇怪，這喊打的百餘人不到兩分鍾便居然沒有影蹤了！”陳源在《閑話》中對此斥之曰：“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客觀地說，陳源在這裏並沒有為虎作倀，袒護帝國主義者，而是痛感民眾的愚昧，這與魯迅的抨擊國民劣根性原有一致之處，但時值反帝的群眾運動起來之時，陳源對群眾的指責就有了潑群眾運動冷水之意，也流露了陳源高高在上的不相信民眾蔑視民眾的優越感，對此，魯迅在《並非閑話》（二）中予以痛斥，對陳源“這樣的中國人，呸！呸！！！”在批判陳源錯誤時，將陳源思想中的合理處也一並抹煞了，這與魯迅對陳源等英美派知識分子情感上的厭惡是有關係的，比較一下魯迅對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態度，區別是很明顯的。
梁實秋則由於家庭教育、英美文化熏陶及人生境遇相對順利，所以，在情感上總是偏於合乎秩序、理性、和諧的一方，這就使他不能從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看到郭沫若、鬱達夫等人反抗舊社會的主要的積極方麵，而更多地拘執於個人的品行，從而交惡於郭、鬱等人。
比較魯迅與梁實秋各自與朋友們的交往，容易給人留下一個印象，就是魯迅與朋友甚至多年的老朋友頗多爭鬥，多次失和，魯迅也每每發出被新老朋友利用、使役的感歎，有時時不得不“橫戰”有時時掙不脫的孤獨、寂寞的悲苦：“向來索居，近則朋友愈少了，真覺得寂寞。”而梁實秋則與朋友相處怡怡，絕少硝煙藥味。你看梁實秋與新月同人相處是多麼隨和，在青島大學任教期間，與楊振聲、聞一多、方令懦等人號稱“灑中八仙”，又是多麼瀟灑。何以如此呢？
梁實秋的一生，自留美歸來後，思想、情趣已趨定型，又更多地有意遠離政治衝突而生活在文化學術圈子之中，所以，朋友相對穩定，與朋友相交人際衝突也相對較少，且朋友交往的社會色彩較淡，個人色彩較濃。譬如梁實秋抗戰時期在重慶的雅舍時，每日勝友如雲，編教科書，搞文化建設，業餘時間下棋、吟詩、徹夜聊天、打麻將，但因交往內容隻是因為生活情趣相投而與政治思想無涉，所以，相處甚歡，情深意篤。一次宴會後，冰心信筆題寫道：“一個人應當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隻有梁實秋最像一朵花”。過了幾天，另一位女詩人方令孺發現冰心題詞後又在續題中稱梁實秋“雖外似倜儻而宅心忠厚”並將梁實秋比為淡泊風流的孟東野，比為梨花，又稱“惟梨花命薄，而實秋福人耳。”在遠離社會政治的日常生活中，在大家心中，梁實秋就是這樣一位“外似倜儻而宅心忠厚”“才、情、趣”俱全可以信賴的朋友。在梁實秋與朋友的交往中，即使誌向變異，但也因與社會政治漩渦持一種疏離態度所以不致使衝突激化。最典型的莫過於梁實秋與聞一多的關係了。梁實秋與聞一多是最親密的朋友，清華、留美均為同學後在青島大學同事且關係極為密切。可以說，梁實秋人生中最美的時光是與聞一多一同度過的。抗戰勝利後，聞一多介入政治生活一變學者而為鬥士，與梁實秋分道揚鑣，對此，梁實秋是有腹誹的，但梁實秋並不因此而給以批評與攻擊，在《談聞一多》一文中，他說：“聞一多如何成為‘鬥士’，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度，鬥出什麼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聞一多是抗戰前的聞一多，亦即是詩人學者之聞一多。”對詩人的聞一多的褒，對鬥士聞一多的貶一目了然，但也僅止如此，絕不多置一詞。至於梁實秋與朱光潛關於美學思想的爭論，雖頗有激烈之詞，但卻純屬學術之爭，絲毫不傷及個人友情。
關於朋友，魯迅曾經稱引朱熹的《論語·鄉黨》注，並感慨地抨擊說：“朋友，以義合者也。但我們向來常常不作如此解。”對魯迅與其朋友關係的解說，也常常被引入到私人恩怨的泥塘，落入“不作如此解”的悲劇。究其實，魯迅一生始終處在中國政治鬥爭的中心、漩渦，前沿，社會各種代表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凝聚，集中於其一身；魯迅一生都處於不斷地前進之中，愈是前行，一同跟進者愈少，自然，也會有新的前進者補充進來，而這新的前進者又漸漸地落在了魯迅的後麵，於是，魯迅與朋友之間關係的選擇、變換就是十分頻繁又在這頻繁中蘊含了極為豐富的時代、社會、政治、文化的含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