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魯迅與錢玄同、劉半農同為五四文壇中人且關係密切，有一段時間，錢玄同幾乎天天去魯迅處閑聊，最初《狂人日記》的產生，就與錢玄同的督促有關。但當錢玄同、劉半農漸為“學者們”所同化而失去與舊世界鬥爭的鋒芒後，魯迅就毫不客氣地與之分手了。錢玄同在魯迅逝世後憶念魯迅的文章中曾述及這樣一件事：1929年魯去北平省親，在孔德學校遇見魯迅，因見魯迅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就笑問他“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錢玄同意思是說魯迅的名片不用“魯迅”二字。魯迅答曰：“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魯迅所謂四個字的，是譏諷錢玄同當時以疑古玄同自居，大搞大膽懷疑，小心求證那一套。後來魯迅在《兩地書》中言及此事，說錢玄同“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錢玄同對此耿耿於懷，在文章中說：在五四時代“我們確很愛‘嘮叨’，但那時他似乎並不討厭，因為我固‘嘮叨’，而他亦‘嘮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國十八年我‘嘮叨如故’，他就要討厭而‘默不與談’。”這正是許多人不解魯迅攻擊魯迅多疑、怪僻、愛發脾氣之處。其時，魯迅昔日喜與錢玄同嘮叨，乃因誌同道合，今日“默不與談”，乃道不同不相謀也。一切以“義合”為準繩，不敷衍，不矯飾，涇渭分明。
但魯迅又絕非不講情義之人，甚或說，魯迅其實是極重情義的，且這情義更多地體現在大的方麵。譬如對劉半農，魯迅對在五四時代“很打了幾次大仗”的劉半農是極為親切的，他曾說過：“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後來劉半農到法國留學回來後陷入古書堆中，魯迅自言：“曾在上海的宴會上見過一回麵，那時候，我們幾乎已經無話可談了。”這正與錢玄同“默不與談”相仿佛。但當劉半農的英名將要被俗塵所蔽時，魯迅就挺身而出：“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但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拳拳之心，濃濃友情，洋溢於字裏行間。
魯迅在給曹聚仁的信中曾說過：“現在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有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這種夫子自道是極為準確的。魯迅的“略小節”，可以小至生活之事，如林語堂在《悼魯迅》中所說：“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布迫逐，至三易其廚，吾嚐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之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魯迅的“略小節”也可以小至對自己的傷害，如創造社、太陽社雖然曾肆意攻擊魯迅，但魯迅仍為了鬥爭的大目標而試圖與他們結合成一條聯合的戰線。要言之，與鬥爭的大目標相比，一切皆為“小節”皆可“略”。但世人往往專注、糾纏於“小節”，從而得出魯迅多疑善怒脾氣太大的片麵印象，豈不冤哉！其實魯迅在“取其大”上，從來是清清楚楚的，既不多疑，也不善怒，更是什麼委屈都能忍受的好脾氣。
真的，你如果總是以“小節”著眼，難免會覺得魯迅脾氣太大，即使對朋友也是如此。譬如有一次鬱達夫請魯迅、林語堂幾個人吃飯，席間因為“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譏刺”，於是，魯迅“直斥之，彼亦爭持”，“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鍾”。魯迅、林語堂第二次疏離後，有一次雙方的朋友徐在酒店補為婚宴“林語堂夫婦最先臨，魯迅舊帽遮顏，姍姍來遲，雙腳踏上樓梯，一眼瞧見林氏夫婦，便掉頭出門，終不見歸”。對老朋友這樣，對年青朋友也是這樣，隻要心中不滿，則會假以厲色，譬如葉紫曾是魯迅很看重的一位左翼青年作家，魯迅曾為之《豐收》作序，但當葉紫問魯迅為什麼不給他回信，魯迅回答道：“我現在特地聲明：我的病確不是裝出來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賬，不能照辦，就是無關緊要的回信，也不寫了。”“一位舊日的學生去拜訪他，正遇他下課歸來，麵有倦容，便關切地建議他不妨搬一張椅子，坐著上課，不料他臉一沉：
‘你說坐著講課好，那麼搬張小床去講，不是更適意嗎？’”這樣的“小節”多了，又屢屢為人傳言，自然給人以脾氣太大的印象，甚至連深知魯迅的周作人也會這樣說：“他的個性偏偏很強。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他的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句話對於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這樣的“小節”，梁實秋是極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