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個冬天的下午。這一天，鄭振鐸先生把老舍帶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學我們的宿舍裏來。我們剛剛介紹過，寒暄過，我給客人們倒茶的時候，一轉身看見老舍已經和我的三歲的兒子，頭頂頭地跪在地上，找一隻狗熊呢。當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後拉出那隻小布狗熊的時候，我的兒子高興得抱住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勁地親了他一口！這逗得我們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發走了，老舍才撣了撣褲子，坐下和我們談話。他給我的第一個難忘的印象是：他是一個熱愛生活、熱愛孩子的人。
從那時起，他就常常給我寄來他的著作，我記得有：《老張的哲學》、《二馬》、《小坡的生日》，還有其他的作品。我的朋友許地山先生、鄭振鐸先生等都告訴過我關於老舍先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創作的經過，他們說他是出身於貧苦的滿族家庭，飽經憂患。他是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漢語時，開始寫他的第一部小說《老張的哲學》的；並說他善於描寫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國名作家狄更斯的風味等等。
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傳神生動的語言，充分地表現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傳達了北京勞動人民的悲憤和辛酸、向往與希望。他的幽默裏有傷心的眼淚，黑暗裏又看到了階級友愛的溫暖和光明。每一個書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話，說出了舊社會給他們打上的烙印或創傷。這一點，在我們一代的作家中是獨樹一幟的。
我們和老舍過往較密的時期，是在抗戰期間的重慶。那時我住在重慶郊外的歌樂山，老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們最歡迎的人。"舒伯伯"一來了，他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就一窩蜂似地圍了上來，拉住不放，要他講故事，說笑話，老舍也總是笑嘻嘻地和他們說個沒完。這時我的兒子和大女兒已經開始試看小說了，也常和老舍談著他的作品。有一次我在旁邊聽見孩子們問："舒伯伯，您書裏的好人，為什麼總是姓李呢？"老舍把臉一繃，說："我就是喜歡姓李的！――你們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寫書，書裏的好人就姓吳了！"孩子們都高興得拍起手來，老舍也跟著大笑了。
因為老舍常常被孩子們纏住，我們沒有談正經事的機會。
我們就告訴老舍："您若是帶些朋友來，就千萬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們放學的時候。"於是老舍有時就改在下午一兩點鍾和一班朋友上山來了。我們家那幾間土房子是沒有圍牆的，從窗外的山徑上就會聽見老舍豪放的笑聲："泡了好茶沒有？
客人來了！"我記得老舍贈我的詩箋中，就有這麼兩句：
揮汗頻頻索好茶。
現在，老舍贈我的許多詩箋，連同他們夫婦贈我的一把扇子――一麵寫的是他自己的詩，一麵是胡藉青先生畫的花卉，在"四人幫"橫行的時候都丟失了！這個損失是永遠補償不了的！
抗戰勝利後，我們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國。這時我的孩子們不但喜歡看書，而且也會寫信了。大概是因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們的通信相當頻繁，還讓國內的書店給孩子們寄書，如《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兒把老舍給她信中的一段念給我聽，大意是：你們把我捧得這麼高，我登上紐約的百層大樓，往下一看，覺得自己也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兒還說："舒伯伯給我的信裏說，他在紐約，就像一條喪家之犬。"一個十歲的小女孩，哪裏懂得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作家，去國懷鄉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們從日本回來。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來看我。他拉過一張椅子，坐在我的床邊，眉飛色舞地和我談到解放後北京的新人新事，談著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文藝工作者的鼓勵和關懷。這時我的孩子們聽說屋裏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時候，就都輕輕地走了進來，站在門邊，靜靜地聽著我們談話。老舍回頭看見了，從頭到腳掃了他們一眼，笑問："怎麼？不認得"舒伯伯"啦？"這時，這些孩子已是大學、高中和初中生了，他們走了過來，不是拉著胳膊抱著腿了，而是用雙手緊緊握住"舒伯伯"的手，帶點羞澀地說，"不是我們不認得您，是您不認得我們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說："可不是，你們都是大小夥子，大小姑娘了，我卻是個小老頭兒了！"頓時屋裏又歡騰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