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穿著鮮豔的旗袍和坎肩，梳著"兩把頭"，髻後有很長的"燕尾兒"，腳登高底鞋的貴婦人出來進去的。她們彼此見麵，就不住地請安問好，寒暄半天，我遠遠看著覺得十分有趣。但這些貴婦人，從來沒有到齊家來過。
就這樣，我所接觸的隻是我家院內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從前的狹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親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裏砌上花台，下了"衙門"（北京人稱上班為上衙門！）
便卷起袖子來種花。我們在外頭那個長方形的院子裏，還搭起一個葡萄架子，把從煙台寄來的葡萄秧子栽上。後來父親的花園漸漸擴大到大門以外，他在門口種了些野茉莉、蜀葵之類容易生長的花朵，還立起了一個秋千架。周圍的孩子就常來看花，打秋千，他們把這大院稱作"謝家大院"。
"謝家大院"是周圍的孩子們集會的地方，放風箏的、抖空竹的、跳繩踢毽子的、練自行車的 熱鬧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鑼的"的擔子歇在那裏，鑼聲一響，弟弟們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這擔子裏包羅萬象，有糖球、麵具、風箏、刀槍等等，價錢也很便宜。這糖鑼擔子給我的印象很深！前幾年我認識一位麵人張，他捏了一尊壽星送我，我把這尊壽星送給一位英國朋友――一位人類學者，我又特煩麵人張給我捏一副"打糖鑼的"的擔子，把它擺在我玻璃書架裏麵，來鎖住我少年時代的一幅畫境。
總起來說，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
"山中歲月"、"海上心情"固然沒有了，而"輦下風光"我也沒有領略到多少！那時故宮、景山和北海等處，還都沒有開放，其他的名勝地區，我記得也沒有去過。隻有一次和弟弟們由舅舅帶著逛了隆福寺市場，這對我也是一件新鮮事物！市場裏熙來攘往，萬頭攢動。櫛比鱗次的攤子上，賣什麼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買賣的，還有練武的、變戲法的、說書的 我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在玩具攤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銅盤戲出。這是一種紙糊的戲裝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將，頭上插著翎毛，背後紮著四麵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卻是一圈棕子。這些戲裝小人都放在一個大銅盤上。耍的人一敲那銅盤子，個個棕人都旋轉起來，刀來槍往，煞是好看。
父親到了北京以後，似乎消沉多了，他當然不會帶我上"衙門"，其他的地方，他也不愛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門。這一年裏我似乎長大了許多！因為這時圍繞著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隻是三個比我小得多的弟弟，歲時節序，就顯得冷清許多。二來因為我追隨父親的機會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親的女兒。我不但學會了替母親梳頭（母親那時已經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擔了一些家務，我才知道"過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對付的事！這時我也常看母親訂閱的各種雜誌，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和《東方雜誌》等，我就是從《婦女雜誌》的文苑欄內，首先接觸到"詞"這種詩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做了弟弟們的塾師，他並沒有叫我參加學習，我白天幫母親做些家務，學些針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邊，和三個弟弟各據一方，幫他們溫習功課。他們倦了就給他們講些故事，也領他們做些遊戲，如"老鷹抓小雞"之類，自己覺得儼然是個小先生了。
弟弟們睡覺以後，我自己孤單地坐著，聽到的不是高亢的軍號，而是牆外的悠長而淒清的叫賣"羊頭肉"或是"賽梨的蘿卜"的聲音，再不就是一聲聲算命瞎子敲的小鑼，敲得人心頭打顫，使我彷徨而煩悶！
寫到這裏，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車，一直是沿著海岸飛馳，雖然山回路轉，離開了空闊的海天，我還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卻如同列車進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車窗關上了，車廂裏電燈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來，在一圈黃黃的燈影下，我仔細端詳了車廂裏的人和物，也端詳了自己
北京頭一年的時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這種黑糊糊的隧道，以後當然也還有，而且更長，不過我已經長大成人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我入了貝滿中齋
我在北京閑居了半年，家裏的大人們都沒有提起我入學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適應這陌生而古老的環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學。那時他除了在家裏教我的弟弟們讀書以外，也十分無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麼正當的娛樂場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去看書報、打球，和青年會幹事們交上朋友（他還讓我的大弟謝為涵和他自己的兒子楊建辰到青年會夜校去讀英文）。當我舅舅向他的青年會幹事朋友打聽有什麼好的女子中學的時候，他們就介紹了離我們家最近的東城燈市口公理會的貝滿女子中學。
我的父母並不反對我入教會學校，因為我的二伯父謝葆？（穆如）先生，就在福州倉前山的英華書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會學校，二伯父的兒子，我的堂兄謝為樞，就在那裏讀書。仿佛除了教學和上學之外，並沒有勉強他們入教。英華書院的男女教師，都是傳教士，也到我們福州家裏來過。還因為在我上麵有兩個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沒有經過消毒，他們都得了臍帶瘋而夭折了。於是在我和三個弟弟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去請教會醫院的女醫生來接生。我還記得給我弟弟們接生的美國女醫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國式的上衣和裙子，不過頭上戴著帽子，腳下穿著皮鞋。在弟弟們滿月以前，她們還自動來看望過，都是從山下走上來的。因此父母親對她們的印象很好。父親說：教會學校的教學是認真的，英文的口語也純正，你去上學也好。
於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帶我到貝滿女子中學去報名。
那時的貝滿女中是在燈市口公理會大院內西北角的一組曲尺形的樓房裏。在曲尺的轉折處，東南麵的樓壁上，有橫寫的四個金字"貝滿中齋"――那時教會學校用的都是中國傳統的名稱：中學稱中齋，大學稱書院，小學稱蒙學。公理會就有培元蒙學（六年）、貝滿中齋（四年）、協和女子書院（四年），因為在通縣還有一所男子協和書院，女子書院才加上"女子"二字。這所貝滿中齋是美國人姓BRIDGｅMAN的捐款建立的，"貝滿"是BRIDGｅMAN的譯音――走上十級左右的台階，便進到樓道左邊的一間辦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國女教士，就是校長吧，把我領到一間課室裏，遞給我一道中文老師出的論說題目，是"學然後知不足"。這題目是我在家塾中做過的，於是我不費思索，一揮而就。校長斐教士十分驚奇歎賞，對我舅舅說："她可以插入一年級，明天就交費上學吧。"
考試和入學的手續是那樣地簡單，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是又高興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帶著一學期的學費（十六元）去上學了。到校後檢查書包，那十六元錢不見了，在校長室裏我窘得幾乎落下淚來。斐教士安慰我說："不要緊的，丟了就不必交了。"
我說："那不好，我明天一定來補交。"這時斐教士按了電鈴，對進來的一位老太太說："叫陶玲來。"不久門外便進來一個二年級的同學――一個能說會道、大大咧咧的滿族女孩子，也就是這個陶玲，一直叫我"小謝"，叫到了我八十二歲――她把我帶進樓上的大課堂，這大堂上麵有講台，下麵有好幾排兩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學生自修和開會的地方。我被引到一年級的座位上坐下。這大堂裏坐著許多這時不上課的同學，都在低首用功，靜默得沒有一點聲息。上了一兩堂課，到了午飯時間，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學們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動跟了去。下午放了學，就趕緊抱起書包回家。上學的第一天就不順利，既丟了學費，又沒有吃到午飯，心裏十分抑鬱，回到家裏就哭了一場！
第二天我補交了學費。特意來送我上學的、我的二弟的奶娘，還找到學校傳達室那位老太太說了昨天我沒吃到午飯的事。她笑了，於是到了午飯時間，仍是那個愛說愛笑的齋二同學陶玲，帶我到樓下一個大餐廳的內間，那是走讀生們用飯的地方。夥食不錯，米飯，四菜一湯，算是"小灶"吧。
這時外麵大餐廳裏響起了"謝飯"的歌聲，住校的同學們幾乎都在那裏用飯。她們站著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饅頭、窩頭，飯菜也很簡單。
同學們慢慢地和我熟了，我發現她們幾乎都是基督教徒，從保定、通縣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會女子小學升上來的，也幾乎都是住校。她們都很拘謹、嚴肅，衣著都是藍衣青裙，十分樸素。剛上學的一個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鬱悶。聖經課對我本來是陌生的，那時候讀的又是《列王紀》，是猶太國古王朝的曆史，枯燥無味。算術學的又是代數，我在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隻學到加減乘除，中間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隻得62分，不及格！這"不及格"是從我讀書以來未曾有過的，給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寫在《關於女人》中《我的教師》一段裏。這位教師是丁淑靜，她教過我曆史、地理、地質等課。但她不是我的代數教師，也沒有給我補過課，其他的描寫，還都是事實。以後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裏，由培元蒙學的一位數學教師，給我補了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課目，連聖經、英文我的分數幾乎都不在95分以下，作文老師還給過我100加20的分數。
慢慢地高班的同學們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們也很淘氣，很愛開玩笑。她們叫我"小碗兒"，因為學名是謝婉瑩；叫我"侉子"，因為我開始在班裏回答問題的時候，用的是道地的煙台話，教師聽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寫出答案。同學中間到了能開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們之間已經親密無間。我不但喜愛她們，也更學習她們的刻苦用功。我們用的課本，都是教會學校係統自己編的，大半是從英文課本翻譯過來的，比如在代數的習題裏就有"四開銀角"的名詞，我們都算不出來。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國留學，用過QUARTｅR，那是兩角五分的銀幣，一元錢的四分之一，中國沒有這種幣製。我們的曆史教科書，是從《資治通鑒》摘編的"鑒史輯要"。隻有英文用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課本，也是從ABOYAPｅACH開始，教師是美國人芬教士，她很年輕，剛
從美國來，漢語不太嫻熟，常用簡單的英語和我們談笑，因此我們的英文進步得比較快。
我們每天上午除上課外，最後半小時還有一個聚會，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師或公理會的牧師來給我"講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經班"，把校裏的非基督徒學生，不分班次地編在一起，在到公理會教堂做禮拜以前，由協和女子書院的校長麥教士，給我們講半小時的聖經故事。查經班和做大禮拜對我都是負擔，因為隻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親和弟弟們整天在一起，或幫母親做些家務，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經班裏有許多我喜歡的同學，如齋二的陶玲、齋三的陳克俊等，我尤其喜歡陳克俊。在貝滿中齋和以後在協和女子大學同學時期，我們常常一起參加表演，我在《關於女人》裏寫的《我的同學》，就是陳克俊。
在貝滿還有一個集體活動，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學會"，是同學們練習演講辯論的集會。這會是在大課堂裏開的。
講台上有主席，主持並宣告節目；還有書記，記錄開會過程；台下有記時員，她的桌上放一隻記時鍾，講話的人過了時間，她就叩鍾催她下台。節目有讀報、演說、辯論等。辯論是四個人來辯論一個題目，正反麵各有兩人，交替著上台辯論。大會結束後，主席就請坐在台傍旁聽的教師講幾句評論的話。我開始非常害怕這個集會。第一次是讓我讀報，我走上台去，看見台下有上百對的眼睛盯著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報讀完，就跑回位上去，用雙手把通紅的臉捂了起來，同學們都看著我笑。一年下來，我逐漸磨練出來了，而且還喜歡有這個發表意見的機會。我覺得這訓練很好，使我以後在群眾的場合，敢於從容地作即席發言。
我入學不久，就遇到貝滿中齋建校五十年的紀念，我是個小班學生，又是走讀，別的慶祝活動，我都沒有印象了。隻記得那一天有許多來賓和校友來觀看我們班的體操表演。體育教師是一個美國人，她叫我們做下肢運動的口令是"左腳往左撇，回來！右腳往右撇，回來！"我們大家使勁忍著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學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軍國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後通牒"，那時袁世凱正密謀稱帝，想換取日帝對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這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各地掀起了大規模的討袁抗日愛國運動。我們也是群情憤激，和全北京的學生在一起，衝出校門，由我們學生會的主席、齋四同學李德全帶領著，排隊遊行到了中央公園（現在的中山公園），在萬人如海的講台上，李德全同學慷慨陳詞，我記得她憤怒地說："別輕看我們中國人！我們四萬萬人一人一口唾沫，還會把日本兵淹死呢！"我們紛紛交上了愛國捐，還宣誓不買日貨。我滿懷悲憤地回到家來，正看見父親沉默地在書房牆上貼上一張白紙，是用嶽飛筆跡橫寫的"五月七日之事"六個大字。父親和我都含著淚，久久地站在這幅橫披的下麵，我們互相勉勵永遠不忘這個國恥紀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齋二這年的上半季，袁世凱公然稱帝了，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他還封副總統黎元洪為"武義親王"，把他軟禁在中南海的瀛台裏。黎元洪和我父親是紫竹林水師學堂的同級生，不過我父親學的是駕駛，他學的是管輪，許多年來，沒有什麼來往。民國成立後，他當了副總統，住東廠胡同，他曾請我父親去玩，父親都沒有去。這時他住進了瀛台，父親倒有時去看他，說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從來不知道父親會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親都在製服呢褲下麵多穿一條絨布褲子，說是那裏房內很冷。
這時全國又掀起了"護國運動"，袁世凱的皇帝夢隻做了八十三天就破滅了。校園內暫時恢複了平靜。我們的聖經課已從《舊約》讀到了《新約》，我從《福音》書裏了解了耶穌基督這個"人"。我看到一個窮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麼多信從他的人，而且因為宣傳"愛人如己"，而被殘酷地釘在十字架上，這個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對於"三位一體"、"複活"等這類宣講，都不相信，也沒有入教做個信徒。
貝滿中齋的課外活動，本來很少，在我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學參加了女青年會在西山臥佛寺舉辦的夏令會。我們坐洋車到了西直門，改騎小驢去西山。
這是我到北京以後的第一次郊遊，我感到十分興奮。憶起童年騎馬的快事，便把小驢當成大馬，在土路上揚鞭馳騁，同學當中我是第一個到達臥佛寺的！在會上我們除開會之外還遊了山景，結識了許多其他女校的同學，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學生。她們的衣著比我們講究。我記得當女青年會幹事們讓陳克俊和我在一個節目裏表演"天使"的時候，白綢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學借的。
開完會回家，北京市麵已是亂哄哄的了。謠言很多，說是南北軍閥之間正在醞釀什麼大事，張勳的辮子軍要進京調停。辮子軍紀律極壞，來了就會到人家騷擾。父親考慮後就讓母親帶我們姐弟，到煙台去暫避一時。
我最喜歡海行，可是這次從塘沽到煙台的船上，竟擁擠得使我們隻買到貨艙的票。下到沉黑的貨艙，裏麵擺的是滿艙的大木桶。我們隻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麵上鋪上席子。母親一邊揮汗，一邊還替我們打扇。過了黑暗、炎熱、窒息、饑渴的幾十小時，好容易船停了，鑽出艙來，呼吸著迎麵的海風，舉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羅列在我麵前，心裏真不知是悲是喜！
父親的朋友、煙台海軍學校校長曾恭甫伯伯，來接我們。
讓我們住在從前房子的西半邊。在煙台這一段短短時間裏，我還帶弟弟們到海邊去玩了幾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寫過我當時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對麵芝罘島上燈塔的燈光，卻和以前一樣，一閃一閃地在我心上跳躍！
複辟的醜劇，從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隻演了十二天，我們很快就回到北京，準備上學。
貝滿中齋紮紮實實的四個年頭過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們畢業時全班隻有十八個人。我以最高的分數，按照學校的傳統，編寫了"辭師別友"的歌詞，在畢業會上做了"辭師別友"的演說。我的同班從各教會中學升上來的，從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書，風流雲散了！隻有我和吳摟梅、鄺淑貞和她的妹妹，我們這些沒有教學的義務的，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預科。
我以十分激動的心情，來寫這四年認真嚴肅的生活。這訓練的確約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進入大學的豐富多彩的生活以前，準備好一個比較穩靜的起步。1984年3月14日（本篇最初發表於《收獲》1984年第4期。）
我的大學生涯
這是我自傳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鄉。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貝滿中學。）每段都隻有幾千字，因為我不慣於寫敘述性的文章，而且回憶時都是些零碎的細節，拚在一起又太繁瑣了。但是在我的短文裏，關於這一段時期的敘述是比較少的，而這一段卻是我一生中最熱鬧、最活躍、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從貝滿中齋畢了業，就直接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我選的是理預科，因為我一心一意想學醫，對於數、理、化的功課，十分用功，成績也好。至於中文呢，因為那時教會學校請的中文老師，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講的都是我在家塾裏或自己讀過的古文，他們講書時也不會旁征側引，十分無趣。我入了理科，就埋頭苦學，學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地靜寂，隻有一件事，使我永誌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進了協和女子大學的校門的，這協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門前抬頭就看見當時女書法家吳芝瑛女士寫的"協和女子大學校"的金字藍地花邊的匾額。走進二門，忽然看見了由王府前三間大廳改成的大禮堂的長廊下，開滿了長長的一大片猩紅的大玫瑰花！這些玫瑰花第一次打進了我的眼簾，從此我就一輩子愛上了這我認為是豔冠群芳、又有風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開了我生命中最絢爛的一頁。
理科的功課是嚴緊的，新的同學們更是來自五湖四海，大多數比我大好幾歲。除了從貝滿女中升上來的同學以外，我又結識了許多同學。那時我弟弟們也都上學了。在大學我仍是走讀，每天晚餐後，和弟弟們在飯桌旁各據一方，一麵自己溫課，一麵幫助他們學習，看到他們困倦了時，就立起來同他們做些遊戲。早起我自己一麵梳頭的時候，一麵還督促他們"背書"。現在回憶起來，在這些最單調的日子裏，我隻記得在此期間有一次的大風沙，那時北京本有"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諺語，春天風多風大，不必說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黃土鋪的，每天放學回來總得先洗臉，洗脖子。我記得這一天下午，我們正在試驗室裏，由一位美國女教師帶領著，解剖死貓，忽然狂風大作，塵沙蔽天，電燈也不亮了，連注射過紅藥水的貓的神經，都看不出來。教師隻得皺眉說：
"先把死貓蓋上布，收在櫥子裏吧，明天晴了再說。"這時住校的同學都跑回到自己屋裏去了。我包上很厚的頭巾，在撲麵的塵沙中抱肩低頭、昏天黑地的走回家裏，看見家裏廊上窗台上的沙土，至少有兩寸厚！
其實這種大風沙的日子，在當時的北京並不罕見，隻因後來我的學校生活，忽然熱鬧而煩忙了起來，也就記不得天氣的變遷了！
在理預科學習的緊張而嚴肅的日子，隻過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來了，我雖然是個班次很低的"大學生"，也一下子被卷進了這興奮而偉大的運動。關於這一段我寫過不少，在此就不多說了。我要說的就是我因為參加運動又開始寫些東西，耽誤了許許多多理科實驗的功課，幸而理科老師們還能體諒我，我敷敷衍衍地讀完了兩年理科，就轉入文科，還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後，功課就輕鬆多了！就是這一年――一九二○年，協和女子大學，同通州的潞河大學和北京的協和大學合並成燕京大學。校長是司徒雷登。我們協和女子大學就改稱"燕大女校"。有的功課是在男校上課，如"哲學"、"教育學"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會學"、"心理學"等。
在男校上課時，我們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廠去。當時男女合校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因此我們都很拘謹，在到男校上課以前，都注意把頭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課前後，也輕易不同男同學交談。他們似乎也很靦腆。一般上課時我們都安靜地坐在第一排，但當坐在我們後麵的男同學，把腳放在我們椅子下麵的橫杠上，簌簌抖動的時候，我們就使勁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們的腳就忽然砰的一聲砸到地上。我們自然沒有回頭，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們伸出舌頭笑了沒有？
但是我們幾個在全校的學生會裏有職務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觸，如校刊編輯部、班會等。我們常常開會，那時女校還有"監護人"製度，無論是白天或晚上，幾個人或幾十個人，我們的會場座後，總會有一位老師，多半是女教師，她自己拿著一本書在靜靜地看。這一切，連老師帶學生都覺得又無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們同在慣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後勝利"，回到家裏，往往有我弟弟們的同學十幾個男孩子圍著我轉。隻是我的女同學們都很謙退，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後來熟了以後，男同學們當麵都說我"利害"，說這些話的，就是許地山、瞿世英（菊農）、熊佛西這些人，他們同我後來也成了好朋友。
這時我在燕大女校"學生自治會"裏，任務也多得很！自治會裏有許多委員會――甚至有夥食委員會！因為我沒有住校，自然不會叫我參加，但是其他的委員會，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時我們最熱心的就是做社會福利工作，而每興辦一項福利工作，都得"自治會"自己籌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戲賣票！我記得我們演過許多"莎士比亞"的戲，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時我們英文班裏正讀著"莎士比亞"，美國女老師們都十分熱心地幫助我們排練，設計服裝、道具等等，我們演得也很認真賣力，記得有一次魯迅先生和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看過我們的戲――忘了是哪一出――魯迅先生寫過文章說愛羅先珂先生說我們演的比當時北京大學的某一出戲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學還引起了一番爭論，北大同學說愛羅先珂先生是個盲人，怎能"看"出戲的好壞？我和魯迅先生隻談過一次話，還是很短的，因為我負責請名人演講，我記得請過魯迅先生、胡適先生，還有吳貽芳先生 我主持演講會，向聽眾同學介紹了主講人以後，就隻坐在講台上聽講了――我和魯迅先生的接觸，就這麼一次，我也不知道魯迅先生是從哪一位同學手裏買到戲票的。
這次演劇籌款似乎是我們要為學校附近佟府夾道的不識字的婦女們，義務開辦一個"注音字母"學習班。自治會派我去當校長。我自己就沒有學過注音字母，但是被委為校長，就意味著把找"校舍"――其實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間空屋――招生、請老師――也就是請一個會教注音字母的同學――都由我包辦下來。這一切，居然都很順利。開學那一天，我去"訓話"，看到講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婦女，隻前排右首坐著一個十分聰明俊俏的姑娘。聽課後我過去和她搭話，她說："我叫佟誌雲，十八歲，我識得字，隻不過也想學學注音字母。"
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後裔。她問我："校長，您多大年紀了？"我笑著說"反正比你大幾歲！"
這時燕大女校已經和美國威爾斯利（WｅLLｅLｅYCOLLｅGｅ）女子大學結成"姐妹學校"。我們女校裏有好幾位教師，都是威校的畢業生。忘了是哪一年，總在二十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長來到我們校裏訪問，住了幾天，受到盛大的歡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禮儀式，女校主任就讓學生們表演一次，給她開開眼。這事自然又落到我們自治會委員身上，除了不坐轎子以外，其他服裝如鳳冠霞帔、靴子、馬褂之類，也都很容易地借來了，隻是在演員的分配上，誰都不肯當新娘。我又是主管這個任務的人，我就急了，我說"這又不是真的，隻是逢場做戲而已。你們都不當，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當了！"於是我扮演了新娘。淩淑浩――淩叔華的妹妹，當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陳克俊和謝蘭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張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學生，至今我還記得她們的麵龐。她們以後在演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話劇《青鳥》中，還是當了我的爺爺和奶奶，可是她們的名字，我苦憶了半天也想不起來！
那夜在女校教職員宿舍院裏，大大熱鬧了一陣，又放鞭炮，又奏鼓樂。我們磕了不少的頭！演到坐床撒帳的時候，我和淑浩在帳子裏麵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急得克俊和蘭蕙直捂著我們的嘴！
我演的這些戲中，我最喜歡的還是《青鳥》，劇本是我從英文譯的，演員也是我挑的，還到培元女子小學，請了幾個小學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會裏認識的小朋友。我在《關於女人》那本書內寫的"我的同學"裏，就寫了和陳克俊在"光明宮"對話的那一段。這出劇裏還有一隻小狗，我就把我家養的北京長毛狗"獅子"也帶上台了。我的小弟弟冰季，還怕我們會把"獅子"用繩子拴起，他就親自跟來，抱著它悄悄地在後台坐著，等到它被放到台上，看見了我，它就高興得圍著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聲。
總之，我的大學生涯是夠忙碌熱鬧的，但我卻沒有因此而耽誤了學習和寫作。我的老師們對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師鮑貴思（GRACｅBOGNTON）在我畢業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對我說威爾斯利女大已決定給我兩年的獎學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學、宿、膳費，讓我讀碩士學位――她自己就是威爾斯利的畢業生，她的母親和她的幾個妹妹也都是畢業於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對於母校感情很深，盛讚校園之美、校風之好，問我想不想去，我當然願意。但我想一去兩年，不知這兩年之中，我的體弱多病的母親，會不會出什麼意外？我對家裏什麼人都沒有講過我的憂慮，隻悄悄地問過我們最熟悉的醫生孫彥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楊子玉先生的摯友，小舅舅介紹他來給母親看過病。後來因為孫大夫每次到別處出診路過我家，也必進來探望，我們熟極了。他稱我父親為"三哥"，母親為"三嫂"，有時隻有我們孩子們在家，他也坐下和我們說笑。我問他我母親身體不好、我能否離家兩年之久？他笑了說"當然可以，你母親的身體不算太壞，凡事有我負責"。同時鮑女士還給我父親寫了信，問他讓不讓我去？父親很客氣地回了她一封信，說隻要她認為我不會辜負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國的。這一切當時我還不好意思向同學們公開，依舊忙我的課外社會福利工作。
那幾年也是家庭中多事之秋，記得就是在我上中學的末一年（？），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逝世了。他是我母親唯一的親哥哥。兄妹二人感情極好。我父親被召到北京來時，母親也請舅舅來京教我的三個弟弟，作為家庭教師。不過舅舅沒有和我們住在一起，他們住在離中剪子巷不遠的鐵獅子胡同。
忽然有一天早晨，舅家的白媽，氣急敗壞地來對我母親說，從昨天下午起舅舅肚子痛得利害，嘔吐了一夜，現在已經不能說話了。我想這病可能是急性盲腸炎。――那時父親正不在家，他回到福州，去慶祝祖父的八十大壽了。――等母親和我們趕到時，舅舅已經斷氣了。這事故真像晴天霹靂一般，我們都哭得淚幹聲咽！母親還能勉強鎮定地辦著後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死人入殮！我的大弟弟為涵，還悄悄地對我說"裝舅舅的那個大匣子，靠頭那一邊，最好開一個窟窿，省得他在那裏頭出不了氣。"我哭得更傷心了，我說"他要是還能喘氣，就不用裝進棺材裏去了！"
記得父親回福州的時候，我還寫了幾首祝賀祖父大壽的詩，請他帶回去，現在隻記得一首：恰值太公八秩年自笑菲才慚詠絮也裁詩句譜新篇
反正都是歪詩，寫出來以助一笑。
等到父親從福州回來，舅母和表弟妹們已搬進我家的三間西廂房，從前舅舅教弟弟們讀書的屋子裏。從此弟弟也都進入了小學校。
此後，大約是我在大學的時期，福州家裏忽然來了一封電報說是祖父逝世了，這對我們又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我父親星夜奔喪，我忽然記起在一九一二年我離開故鄉的時候，祖父曾悄悄地將他寫的幾副自挽聯句，交給我收著，說"誰也不讓看，將來有用時，再拿出來"。我真的就嚴密地收起，連父母親都不知道。這時我才拿出來交給父親帶回，這挽聯有好幾對。有一聯大意是說他死後不要僧道唪經，因為他不信神道，而且相信自己生平也沒有造過什麼冤孽，怎麼寫的我不記得了。有一聯我卻記得很清楚，是：
無官一身輕，無官無累更無債累，輕，輕，輕。
父親辦完喪事，回來和我們說：祖父真可算是"無疾而終"。那一天是清明，他還帶著伯叔父和堂兄們步行到城外去掃墓，但當他向墳台上捧獻祭品時，雙手忽然顫抖起來，二伯父趕緊上前接過去。跪拜行禮時也還鎮定自如，回來也堅持不坐轎子，說是走動著好。回到家後，他說似乎覺得累了一點，要安靜躺一會子，他自己上了床，臉向裏躺下，叫大家都出去。過不了一會，伯父們悄悄進去看時祖父已經沒有呼吸了，臉上還帶著安靜的微笑！我記得他的終年是八十六歲。
這時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該忙我的畢業論文了。文科裏的中國文學老師是周作人先生。他給我們講現代文學，有時還講到我的小詩和散文，我也隻低頭聽著，課外他也從來沒有同我談過話。這時因為必需寫畢業論文，我想自己對元代戲曲很不熟悉，正好趁著寫論文機會，讀些戲曲和參考書。
我把論文題目《元代的戲曲》和文章大綱，拿去給周先生審閱。他一字沒改就退回給我，說"你就寫吧"。於是在同班們幾乎都已交出論文之後，我才匆匆忙忙地把畢業論文交了上去。
就在這時我的吐血的病又發作了。我母親也有這個病，每當身體累了或是心緒不好，她就會吐血。我這次的病不消說，是我即將離家的留戀之情的表現。老師們和父母都十分著急，帶我到協和醫院去檢查。結果從透視和其他方麵，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狀。醫生斷定是肺氣枝漲大，不算什麼大病症。那時我的考上協和醫學院的同學們和林巧稚大夫――她也還是學生，都半開玩笑地和我說："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亂想，心緒穩定下來就好。"
於是我一麵預備行裝，一麵結束學業。在畢業典禮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張學士文憑之外，還意外地得到了一把榮譽獎的金鑰匙。
這一年的八月三日，我離開北京到上海準備去美。臨行以前，我的弟弟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再三要求我常給他們寫信，我答應了。這就是我寫那本《寄小讀者》的"靈感"！
八月十七日，美國郵船傑克遜總統號就把帶著滿腔離愁的我，從"可愛的海棠葉形的祖國"載走了！我寫過一首詩：橫海飄遊，月明風緊，不敢停留――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裏 總帶著鄉愁！
我在國內的大學生涯，從此結束。在我的短文裏，寫得最少的，就是這一段，而在我的回憶中，最愜意的也就是這一段，提起筆來，就說個沒完了！
1985年3月18日
在美留學的三年
這是我自傳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鄉。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貝滿中學。）每段都隻有幾千字，因為我不慣於寫敘述性的文章，而且回憶時都是些零碎的細節，拚在一起又太繁瑣了。但是在我的短文裏，關於這一段時期的敘述是比較少的，而這一段卻是我一生中最熱鬧、最活躍、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從貝滿中齋畢了業，就直接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我選的是理預科，因為我一心一意想學醫，對於數、理、化的功課，十分用功，成績也好。至於中文呢，因為那時教會學校請的中文老師，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講的都是我在家塾裏或自己讀過的古文，他們講書時也不會旁征側引，十分無趣。我入了理科，就埋頭苦學，學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地靜寂，隻有一件事，使我永誌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進了協和女子大學的校門的，這協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門前抬頭就看見當時女書法家吳芝瑛女士寫的"協和女子大學校"的金字藍地花邊的匾額。走進二門，忽然看見了由王府前三間大廳改成的大禮堂的長廊下，開滿了長長的一大片猩紅的大玫瑰花！這些玫瑰花第一次打進了我的眼簾，從此我就一輩子愛上了這我認為是豔冠群芳、又有風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開了我生命中最絢爛的一頁。
理科的功課是嚴緊的，新的同學們更是來自五湖四海，大多數比我大好幾歲。除了從貝滿女中升上來的同學以外，我又結識了許多同學。那時我弟弟們也都上學了。在大學我仍是走讀，每天晚餐後，和弟弟們在飯桌旁各據一方，一麵自己溫課，一麵幫助他們學習，看到他們困倦了時，就立起來同他們做些遊戲。早起我自己一麵梳頭的時候，一麵還督促他們"背書"。現在回憶起來，在這些最單調的日子裏，我隻記得在此期間有一次的大風沙，那時北京本有"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諺語，春天風多風大，不必說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黃土鋪的，每天放學回來總得先洗臉，洗脖子。我記得這一天下午，我們正在試驗室裏，由一位美國女教師帶領著，解剖死貓，忽然狂風大作，塵沙蔽天，電燈也不亮了，連注射過紅藥水的貓的神經，都看不出來。教師隻得皺眉說：
"先把死貓蓋上布，收在櫥子裏吧，明天晴了再說。"這時住校的同學都跑回到自己屋裏去了。我包上很厚的頭巾，在撲麵的塵沙中抱肩低頭、昏天黑地的走回家裏，看見家裏廊上窗台上的沙土，至少有兩寸厚！
其實這種大風沙的日子，在當時的北京並不罕見，隻因後來我的學校生活，忽然熱鬧而煩忙了起來，也就記不得天氣的變遷了！
在理預科學習的緊張而嚴肅的日子，隻過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來了，我雖然是個班次很低的"大學生"，也一下子被卷進了這興奮而偉大的運動。關於這一段我寫過不少，在此就不多說了。我要說的就是我因為參加運動又開始寫些東西，耽誤了許許多多理科實驗的功課，幸而理科老師們還能體諒我，我敷敷衍衍地讀完了兩年理科，就轉入文科，還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後，功課就輕鬆多了！就是這一年――一九二○年，協和女子大學，同通州的潞河大學和北京的協和大學合並成燕京大學。校長是司徒雷登。我們協和女子大學就改稱"燕大女校"。有的功課是在男校上課，如"哲學"、"教育學"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會學"、"心理學"等。
在男校上課時，我們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廠去。當時男女合校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因此我們都很拘謹，在到男校上課以前，都注意把頭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課前後，也輕易不同男同學交談。他們似乎也很靦腆。一般上課時我們都安靜地坐在第一排，但當坐在我們後麵的男同學，把腳放在我們椅子下麵的橫杠上，簌簌抖動的時候，我們就使勁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們的腳就忽然砰的一聲砸到地上。我們自然沒有回頭，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們伸出舌頭笑了沒有？
但是我們幾個在全校的學生會裏有職務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觸，如校刊編輯部、班會等。我們常常開會，那時女校還有"監護人"製度，無論是白天或晚上，幾個人或幾十個人，我們的會場座後，總會有一位老師，多半是女教師，她自己拿著一本書在靜靜地看。這一切，連老師帶學生都覺得又無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們同在慣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後勝利"，回到家裏，往往有我弟弟們的同學十幾個男孩子圍著我轉。隻是我的女同學們都很謙退，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後來熟了以後，男同學們當麵都說我"利害"，說這些話的，就是許地山、瞿世英（菊農）、熊佛西這些人，他們同我後來也成了好朋友。
這時我在燕大女校"學生自治會"裏，任務也多得很！自治會裏有許多委員會――甚至有夥食委員會！因為我沒有住校，自然不會叫我參加，但是其他的委員會，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時我們最熱心的就是做社會福利工作，而每興辦一項福利工作，都得"自治會"自己籌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戲賣票！我記得我們演過許多"莎士比亞"的戲，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時我們英文班裏正讀著"莎士比亞"，美國女老師們都十分熱心地幫助我們排練，設計服裝、道具等等，我們演得也很認真賣力，記得有一次魯迅先生和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看過我們的戲――忘了是哪一出――魯迅先生寫過文章說愛羅先珂先生說我們演的比當時北京大學的某一出戲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學還引起了一番爭論，北大同學說愛羅先珂先生是個盲人，怎能"看"出戲的好壞？我和魯迅先生隻談過一次話，還是很短的，因為我負責請名人演講，我記得請過魯迅先生、胡適先生，還有吳貽芳先生 我主持演講會，向聽眾同學介紹了主講人以後，就隻坐在講台上聽講了――我和魯迅先生的接觸，就這麼一次，我也不知道魯迅先生是從哪一位同學手裏買到戲票的。
這次演劇籌款似乎是我們要為學校附近佟府夾道的不識字的婦女們，義務開辦一個"注音字母"學習班。自治會派我去當校長。我自己就沒有學過注音字母，但是被委為校長，就意味著把找"校舍"――其實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間空屋――招生、請老師――也就是請一個會教注音字母的同學――都由我包辦下來。這一切，居然都很順利。開學那一天，我去"訓話"，看到講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婦女，隻前排右首坐著一個十分聰明俊俏的姑娘。聽課後我過去和她搭話，她說："我叫佟誌雲，十八歲，我識得字，隻不過也想學學注音字母。"
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後裔。她問我："校長，您多大年紀了？"我笑著說"反正比你大幾歲！"
這時燕大女校已經和美國威爾斯利（WｅLLｅLｅYCOLLｅGｅ）女子大學結成"姐妹學校"。我們女校裏有好幾位教師，都是威校的畢業生。忘了是哪一年，總在二十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長來到我們校裏訪問，住了幾天，受到盛大的歡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禮儀式，女校主任就讓學生們表演一次，給她開開眼。這事自然又落到我們自治會委員身上，除了不坐轎子以外，其他服裝如鳳冠霞帔、靴子、馬褂之類，也都很容易地借來了，隻是在演員的分配上，誰都不肯當新娘。我又是主管這個任務的人，我就急了，我說"這又不是真的，隻是逢場做戲而已。你們都不當，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當了！"於是我扮演了新娘。淩淑浩――淩叔華的妹妹，當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陳克俊和謝蘭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張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學生，至今我還記得她們的麵龐。她們以後在演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話劇《青鳥》中，還是當了我的爺爺和奶奶，可是她們的名字，我苦憶了半天也想不起來！
那夜在女校教職員宿舍院裏，大大熱鬧了一陣，又放鞭炮，又奏鼓樂。我們磕了不少的頭！演到坐床撒帳的時候，我和淑浩在帳子裏麵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急得克俊和蘭蕙直捂著我們的嘴！
我演的這些戲中，我最喜歡的還是《青鳥》，劇本是我從英文譯的，演員也是我挑的，還到培元女子小學，請了幾個小學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會裏認識的小朋友。我在《關於女人》那本書內寫的"我的同學"裏，就寫了和陳克俊在"光明宮"對話的那一段。這出劇裏還有一隻小狗，我就把我家養的北京長毛狗"獅子"也帶上台了。我的小弟弟冰季，還怕我們會把"獅子"用繩子拴起，他就親自跟來，抱著它悄悄地在後台坐著，等到它被放到台上，看見了我，它就高興得圍著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聲。
總之，我的大學生涯是夠忙碌熱鬧的，但我卻沒有因此而耽誤了學習和寫作。我的老師們對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師鮑貴思（GRACｅBOGNTON）在我畢業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對我說威爾斯利女大已決定給我兩年的獎學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學、宿、膳費，讓我讀碩士學位――她自己就是威爾斯利的畢業生，她的母親和她的幾個妹妹也都是畢業於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對於母校感情很深，盛讚校園之美、校風之好，問我想不想去，我當然願意。但我想一去兩年，不知這兩年之中，我的體弱多病的母親，會不會出什麼意外？我對家裏什麼人都沒有講過我的憂慮，隻悄悄地問過我們最熟悉的醫生孫彥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楊子玉先生的摯友，小舅舅介紹他來給母親看過病。後來因為孫大夫每次到別處出診路過我家，也必進來探望，我們熟極了。他稱我父親為"三哥"，母親為"三嫂"，有時隻有我們孩子們在家，他也坐下和我們說笑。我問他我母親身體不好、我能否離家兩年之久？他笑了說"當然可以，你母親的身體不算太壞，凡事有我負責"。同時鮑女士還給我父親寫了信，問他讓不讓我去？父親很客氣地回了她一封信，說隻要她認為我不會辜負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國的。這一切當時我還不好意思向同學們公開，依舊忙我的課外社會福利工作。
那幾年也是家庭中多事之秋，記得就是在我上中學的末一年（？），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逝世了。他是我母親唯一的親哥哥。兄妹二人感情極好。我父親被召到北京來時，母親也請舅舅來京教我的三個弟弟，作為家庭教師。不過舅舅沒有和我們住在一起，他們住在離中剪子巷不遠的鐵獅子胡同。
忽然有一天早晨，舅家的白媽，氣急敗壞地來對我母親說，從昨天下午起舅舅肚子痛得利害，嘔吐了一夜，現在已經不能說話了。我想這病可能是急性盲腸炎。――那時父親正不在家，他回到福州，去慶祝祖父的八十大壽了。――等母親和我們趕到時，舅舅已經斷氣了。這事故真像晴天霹靂一般，我們都哭得淚幹聲咽！母親還能勉強鎮定地辦著後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死人入殮！我的大弟弟為涵，還悄悄地對我說"裝舅舅的那個大匣子，靠頭那一邊，最好開一個窟窿，省得他在那裏頭出不了氣。"我哭得更傷心了，我說"他要是還能喘氣，就不用裝進棺材裏去了！"
記得父親回福州的時候，我還寫了幾首祝賀祖父大壽的詩，請他帶回去，現在隻記得一首：恰值太公八秩年自笑菲才慚詠絮也裁詩句譜新篇
反正都是歪詩，寫出來以助一笑。
等到父親從福州回來，舅母和表弟妹們已搬進我家的三間西廂房，從前舅舅教弟弟們讀書的屋子裏。從此弟弟也都進入了小學校。
此後，大約是我在大學的時期，福州家裏忽然來了一封電報說是祖父逝世了，這對我們又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我父親星夜奔喪，我忽然記起在一九一二年我離開故鄉的時候，祖父曾悄悄地將他寫的幾副自挽聯句，交給我收著，說"誰也不讓看，將來有用時，再拿出來"。我真的就嚴密地收起，連父母親都不知道。這時我才拿出來交給父親帶回，這挽聯有好幾對。有一聯大意是說他死後不要僧道唪經，因為他不信神道，而且相信自己生平也沒有造過什麼冤孽，怎麼寫的我不記得了。有一聯我卻記得很清楚，是：
無官一身輕，無官無累更無債累，輕，輕，輕。
父親辦完喪事，回來和我們說：祖父真可算是"無疾而終"。那一天是清明，他還帶著伯叔父和堂兄們步行到城外去掃墓，但當他向墳台上捧獻祭品時，雙手忽然顫抖起來，二伯父趕緊上前接過去。跪拜行禮時也還鎮定自如，回來也堅持不坐轎子，說是走動著好。回到家後，他說似乎覺得累了一點，要安靜躺一會子，他自己上了床，臉向裏躺下，叫大家都出去。過不了一會，伯父們悄悄進去看時祖父已經沒有呼吸了，臉上還帶著安靜的微笑！我記得他的終年是八十六歲。
這時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該忙我的畢業論文了。文科裏的中國文學老師是周作人先生。他給我們講現代文學，有時還講到我的小詩和散文，我也隻低頭聽著，課外他也從來沒有同我談過話。這時因為必需寫畢業論文，我想自己對元代戲曲很不熟悉，正好趁著寫論文機會，讀些戲曲和參考書。
我把論文題目《元代的戲曲》和文章大綱，拿去給周先生審閱。他一字沒改就退回給我，說"你就寫吧"。於是在同班們幾乎都已交出論文之後，我才匆匆忙忙地把畢業論文交了上去。
就在這時我的吐血的病又發作了。我母親也有這個病，每當身體累了或是心緒不好，她就會吐血。我這次的病不消說，是我即將離家的留戀之情的表現。老師們和父母都十分著急，帶我到協和醫院去檢查。結果從透視和其他方麵，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狀。醫生斷定是肺氣枝漲大，不算什麼大病症。那時我的考上協和醫學院的同學們和林巧稚大夫――她也還是學生，都半開玩笑地和我說："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亂想，心緒穩定下來就好。"
於是我一麵預備行裝，一麵結束學業。在畢業典禮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張學士文憑之外，還意外地得到了一把榮譽獎的金鑰匙。
這一年的八月三日，我離開北京到上海準備去美。臨行以前，我的弟弟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再三要求我常給他們寫信，我答應了。這就是我寫那本《寄小讀者》的"靈感"！
八月十七日，美國郵船傑克遜總統號就把帶著滿腔離愁的我，從"可愛的海棠葉形的祖國"載走了！我寫過一首詩：橫海飄遊，月明風緊，不敢停留――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裏 總帶著鄉愁！
我在國內的大學生涯，從此結束。在我的短文裏，寫得最少的，就是這一段，而在我的回憶中，最愜意的也就是這一段，提起筆來，就說個沒完了！
1985年3月18日
我回國後的頭三年
我回到祖國，先住在來接我的放園表兄的上海家裏。在上海的親戚朋友們請我吃了好幾頓豐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裏，自然又有長輩親戚們接連請"接風酒"，把我慣吃麵包黃油的胃，吃得油膩了，久瀉不愈。中西醫都治過了，還沒有多大效驗，燕京大學又是九月初就要開學，我著急的了不得。
這時我們的房東、旗人祈老太太來看我，說："大姑娘，您要聽我的話吃一種藥，包您一吃就靈。"我的父母和我聽了都十分高興，連忙道謝。當天下午她就帶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來，還帶了一副十分講究的鴉片煙燈和煙槍，在我的病床上，點上了白銅鏤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煙燈，又遞過一杆黑色有綠玉嘴子的煙槍，煙鬥上已經裝上了煙泡，讓我就著燈盡管往裏吸。我十分好奇地吸著嗆著，隻覺得又苦又香，漸漸地就糊塗過去了，據說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個鍾頭，醒來時痢疾就痊愈了。回到燕大時，許多師友問我最後是怎麼治的？我竟不敢說我是抽了大煙！
我回到母校教學，那正是燕京大學遷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國式的建築，翠瓦紅門，大門上掛著蔡元培先生寫的"燕京大學"的匾額，進門是小橋流水，真是美輪美奐！最好的是校園裏還有一個湖。據說這校址是從當時的陝西督軍陳樹藩手裏買來的，是他在北京的房產中之一。那時湖裏還沒有水，湖中的小島上也沒有亭子，隻在島旁有一座石舫。我記得剛住到校裏時，有一夜從朗潤園回到我住處的燕南園53號時，還是從幹涸的湖底直穿過來的。後來不久這湖裏才放滿了水，這一片盈盈的波光，為校景添了許多春色！
那時四座稱為"院"的女生宿舍裏，都有為女教師準備的兩室一廳的單元，還可以在宿舍裏吃女生餐廳的"小灶"。
差不多中國籍的女教師如生物係教師江先群，教育係教師陳克明等都住進去了。我來得晚了一些，隻好住進了燕南園53號英美國籍女教師居住的小樓。這個樓裏吃的當然都是西餐，我在53號吃早餐，中晚兩餐卻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在燕南園53號也有方便的地方，因為女生宿舍的會客室裏，是"男賓止步"的，男賓來訪女生，隻能在院門口談話，而燕南園53號的會客室就可以招待男賓。那時我的二弟為傑已考上燕大，三弟為楫也在預科學習，他們隨時都可以到53號來看我。
這一年住進新校舍裏的新教師、新學生大家都感到興高采烈，朝氣蓬勃，一切都顯得新鮮、美麗、愉快。特別是男女學生住在同一校園裏――男生宿舍是六座樓，是坐西朝東，沿著湖邊蓋的。我的兩個弟弟都住在裏麵，他們都十分喜歡這湖邊的宿舍，說是遊泳和溜冰都特別方便。於是種種活動也比較多，如歌詠團、戲劇團等等，真是熱鬧得很。
我在《當教師的快樂》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會裏是個"嬰兒"，而在學生群中卻十分舒暢愉快，交了許多知心朋友。一年級的新生不必說了，他們幾乎把我當姐姐看待。現在和我們有來往的如得到世界護士榮譽獎的王？瑛，協和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晚年成為虔誠的基督徒的陳梅伯等等，至於現在中央民族學院教學的林耀華等，因為居處密邇，往來就更多了。
記得那時我為高班同學開的選修課中有《歐洲戲劇史》，用的是我在美國讀過的筆記本，照本宣科，本來沒有什麼意義，但這個班裏，有三年級同學焦菊隱，他比我隻小三四歲吧，我們談話時，一點不像師生，記得有一天早晨八時，他來上課――燕大國文係裏的教師，大半是老先生，他們不大願意太早上課，因此教務處把我的功課表都排在八時至十時之間――他進門來脫下帽子，裏麵還戴有一頂薄紗的壓發帽，我就笑著說"焦菊隱同學，你還有一頂帽子沒摘下來！"同學回頭看了都笑了，他也笑著趕緊把壓發帽擼了下來，塞進袖子裏。
因為我喜歡聽京戲，我同焦菊隱的課外談話，常常談到京戲。他畢業後就辦了一所中國戲劇學校。學生實習的場所就在東安市場的吉祥戲院。焦菊隱為我在戲院樓上留了一間包廂，說是謝先生任何時候進城，都可以去看戲。這所戲校的四個年級學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後的那幾位名演員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們小時候演的戲，我都看過。學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戲裏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龍套。我覺得他是個很得學生敬愛的校長。七七事變後，我離開了北平，從此我們的消息便斷絕了。關於焦菊隱以後的事跡，我還要細細地去打聽。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師專學報》1987年第二期，裏麵有一篇《高蘭評傳》，使我猛然憶起我的學生郭德浩，他寫詩的筆名，便是高蘭！這篇文章裏提到高蘭做學生時受到我的影響時，有許多溢美之詞，我就不往我的臉上貼金了。但裏麵有一段話，使我回憶起："冰心給他教大一《國文》和《寫作》時有別具一格的指導方法有一次她給學生出個作文題――《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學在文章裏寫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學卻寫《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來抨擊當時社會對思想解放的學生設下種種禁區她認為愛情要堅貞而潔美"我真不記得那時我會給大一學生出這樣的題目，還有一次我的女學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歲了――從上海來京，順便來看了我，也笑著提起，我給她們出過《初戀》的作文題目，還說"無論是親身經驗還是虛構的都可以寫。"這些事我都忘得一幹二淨，我想我那時我真是大膽到"別具一格"，不知學生的家長們對我這個年輕的女教師，有什麼評論，我也沒有聽見我們國文係的老先生們對我有什麼告誡，大概他們都把我當做一個"孩子頭"，"童言無忌"吧。
我在頭一年回國後，還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費，把我們在北京住了十幾年的家，從中剪子巷搬到前圓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裏。這房子的門牌我忘記了，這房子的確不小，因為那時我的父親升任了海軍部次長，朋友的來往又多了些，同時我的大弟為涵又要結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夠用了，就有父親的一位朋友介紹了圓恩寺那所房子，說是本來有個小學要租用它，因為房東怕小學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議租給我們。我記得我的父母親住北房的三間，涵弟夫婦住了三間南屋，我住在東廂房的三間，傑弟和楫弟就住三間西廂房。我寫的《關於女人》中第五段《叫我老頭子的弟婦》，便是以那所房子為背景的，我說：
間屋子是周末養靜之所，收拾得相當整齊，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養著兩盆臘梅，書案上還有水仙，掀起簾來，暖香撲，猛抬頭看鍾，已到十二時半，南屋裏新房裏還是人聲鼎沸
我回國的第二年，我父親的學生們便來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測量局長，兼任海道巡防處長，離開了北洋政府。我們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彙，和在華界的父親辦公處，隻隔一條河。這房子也是父親的學生們給找的。這一年涵弟便到美國留學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學任教，傑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預科上學。那時平滬的火車不通，在寒暑假我們都是從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親。我們姐弟都不暈船，夏天我們還是搭帆布床在艙麵上睡覺。兩三天的海行，覺得無聊，我記得我們還湊了一小本子的"歇後語"，如"羅鍋兒上山――錢短"、"裱糊匠上天――糊雲（胡雲）"、"城隍廟改教堂――神出鬼沒"、"老太太上車――別催（吹）了"、"豬八戒照鏡子――前後不是人"，等等，我們想起一句，就寫下一句，又笑了一陣。同時也發現關於"老太太"和"豬八戒"的歇後語還特別多。
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斷。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裏的，我母親都給鎖在抽屜裏，怕有人偷拆開看。寄到學校裏的當然沒有問題。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們，隻知道常有從美國來的信，寄信人是。W。她們也不知這個姓吳的是男是女，我當然也沒有說。如今這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學樓上的那些書箱，在珍珠港事變後，日軍進駐燕大，把我們的存書都燒掉了。
往事寫到這裏，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連文藻和我的三個弟弟此時也都已離開了我！"往事如煙"，我這一身永遠裹在傷感的雲霧之中了！
1987年11月30日
等待
我拿起話筒，問："×樓嗎？請你找××來聽電話――我是她母親。"
聽到最後一句話，對方不再猶疑了。這位從未識麵的同誌，意味深長地帶著笑聲說："她走了。她留話說，她還是和往日那樣，回家去吃晚飯，她還會給您帶"好菜"來呢！"
我問："她是一個人去的嗎？"
"不！她和她姐姐，還有她們的孩子，都去了，還帶了照相機。"
我放下話筒，怔怔地站著，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我不放心 我又放心，說到底，我放心！
昨天晚上，我們最好的朋友老趙來了，說：他的一個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工作的親戚，得到上頭的密令，叫他們準備幾十根大木棍，隨時聽命出動 他問我的女兒："你們還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兒們點了點頭。他緊緊地握了握她們的手說："你們小心點！"就匆匆地走了。
我們都坐了下來，沒有說話。我的小女兒走過來坐在我旁邊，扶著我的肩膀說："娘，您放心，他們不敢怎麼樣，就是敢怎麼樣，我們那麼多的人，還怕嗎？"她又笑著搖著我的手臂說："我知道，您也不怕，您還愛聽我們的禱告呢。"
我心裏翻騰得厲害。沒有等到我說什麼，她們和她們的孩子已經紛紛地拿起挎包和書包，說："爺爺，姥姥，再見了，明天晚上我們還給您帶些"好菜"來！"
老伴走過來問："她們又走了？"我點點頭。他坐了下去，說："我們就等著吧。"
我最怕等待的時光！這時光多麼難熬嗬！
我說："咱們也出去走走。"老伴看著我，一聲不響地站了起來。
我們信步走出了院門，穿過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邊站住了。老伴說："過河吧，到紫竹院公園坐坐去！"
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狹仄的小橋上慢慢地走著。
我忽然地抬頭看他，他也正看著我，我們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覺到多少年來我們沒有這樣地挽臂徐行了！四十七年前，在黃昏的未名湖畔我們曾這樣地散步過，但那時我們想的隻是我們自己最近的將來；而今天，我們想的卻是我們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遙遠的將來了！
進了公園，看不到幾個遊人！春冰已泮，而叢樹枝頭，除了幾棵鬆柏之外，還看不到一絲綠意！一陣寒冷寂寞之感驟然襲來，我們在水邊站了一會，就在長椅上坐下了。誰也沒有開口，但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樣，一顆心已經飛到天安門廣場上去了！那裏不但有我們的孩子，還有許許多多天下人的孩子，就是這些孩子，給我們畫出了一幅幅壯麗莊嚴的場麵，唱出了一首首高亢入雲的戰歌。
這時忽然聽到了沉重的鐵錘敲在木頭上的聲音，我吃驚地抬頭看時，原來是幾個工人，正在水邊修理著一排放著的翻過來的遊船的底板。春天在望了，遊船又將下水了，我安慰地長長地籲了一口氣。
老伴站了起來說："天晚了，我們從前門出去吧，也許可以看見她們回來。"我又挽起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園門口。
浩浩蕩蕩的自行車隊，正如飛地從廣闊的馬路上走過，眼花繚亂之中，一個清脆的童音回頭向著我們叫："爺爺，姥姥，回家去吧，我們又給您帶了"好菜"來了！"
"萬家墨麵"之時，"動地歌吟"之後，必然是一聲震天撼地的驚雷。這"好菜"我們等到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大雨之晨
光輝燦爛的虹橋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是一千幾百年前，日本長屋王子送給中國僧人的千乘袈裟上繡著的四句話。一千二百年前，鑒真和尚就是以日本為"有緣之國"，而"不惜身命"，六次渡海，終以雙目失明之身，到了日本，完成了他的勝業，成為一千二百年來日本人民所深深敬愛的中國人。
鑒真和尚也和玄奘法師一樣，是一個"引慈雲於西極，法雨於東陲"的大師。他和他的中日弟子們所傾注的"法雨"之中，不但有佛法和律學，還有中國唐代的文學、藝術、醫藥、建築、雕塑等等，這些中國文化的傳播，使得中日兩國人民在文化上有了共同的語言，有了互相了解，互相學習的基礎。
這是我們兩國從事文化交流、人民友好工作的人們，所深深地感激讚歎的！
中國作家訪日代表團，在四月十二日的下午來到了奈良的唐招提寺。這是我十七年前參謁過的地方。走進這座素淨莊嚴的偉大建築，我們的心不由的肅穆了下來。我們先到前麵的金堂，正有許多日本信徒，在焚香膜拜。又看過了經堂，帶領我們參觀的主人，特地開了門，把我們讓進供養鑒真和尚塑像的佛堂，座上已經空了，鑒真和尚已經離開奈良，走上迢迢的探親道路，但在他座後周圍的板壁上，將都畫上揚州的山川風物，使遠離故鄉的鑒真和尚，能以永遠含笑合目傾聽他故鄉的海濤和天風。
最後，我們來到鑒真和尚的骨塔前，敬了禮，獻上了一束雪白的鮮花。十七年前，我曾從骨塔旁邊的樹上，摘下一片紅葉，夾在小小的日記本裏，這片紅葉，現在當然也找不到了――
四月十三日近午，我們從奈良到德島去，在大阪機場的候機室裏，穿著黃色袈裟的，輕健清臒的森本孝順長老走進來對我們合十問訊，原來他是護送鑒真和尚的法像，從這裏乘飛機去上海的，我們熱情地互祝"一路平安"。當那天晚上，我們和德島的作家們座談並觀看當地的阿波舞的時候，我就想：此時鑒真和尚早已踏上了他在一千二百年前離開的國土！
在科學發達的今天，使得從事中日友好的人們，隻用幾百分鍾，來飛越盈盈一水，而我們的奠基人鑒真和尚，卻用了十二年的時間，中間還經曆了千災百難。我們應該怎樣地以他的驚天地泣鬼神的熱忱毅力和忠貞形象，來鼓舞和鞭策我們自己呢？
我們是剛從鑒真和尚安身立命的第二故鄉――日本奈良回國來的。日本朋友懇切地對我們說：希望鑒真和尚在中國的故鄉故都，接見過他的鄉人國人之後，盡快地回到日本奈良來。他是橫跨中日兩國國土上的一座最光輝燦爛的虹橋，在文化交流，往來如織的今天，"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中日人民，都離不開他的"靈感"。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生命從八十歲開始――《三寄小讀者》序
親愛的小朋友：
我每天在病榻上躺著，麵對一幅極好看的畫。這是一個滿麵笑容，穿著紅兜肚，背上扛著一對大紅桃的孩子，旁邊寫著"敬祝冰心同誌八十大壽"，底下落款是"一九八○年十月《兒童文學》敬祝"。
每天早晨醒來，在燦爛的陽光下看著它，使我快樂，使我鼓舞，但是"八十"這兩個字，總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經八十歲了！
我病後有許多老朋友來信，又是安慰又是責難，說："你以後千萬不能再不服老了！"所以，我在複一位朋友的信裏說："孔子說他常覺得"不知老之將至"，我是"無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
這無知要感謝我的千千萬萬的小讀者！自從我二十三歲起寫《寄小讀者》以來，斷斷續續地寫了將近六十年。正是許多小讀者們讀《寄小讀者》後的來信，這熱情的回響，使我永遠覺得年輕！
這篇文章是《三寄小讀者》一書的序。
我在病中不但得到《中國少年報》編輯部的贈花，並給我拍了照，也得到許多慰問的信，因為這些信的祝福都使我相信我會很快康複起來。我的病是在得了"腦血栓"之後，又把右胯骨摔折。因此行動、寫字都很困難。寫這幾百字幾乎用了半個小時，但我希望在一九八一年我完全康複之後，再努力給小朋友們寫些東西。西諺雲"生命從四十歲開始"。我想從一九八一年起，病好後再好好練習寫字，練習走路。"生命從八十歲開始"，努力和小朋友們一同前進！祝你們健康快樂
你們的熱情的朋友冰心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於北京醫院。
我和玫瑰花
我和玫瑰花接觸，是從青年時代開始的。
記得在童年時代，在煙台父親的花園裏，隻看到有江西臘梅、秋海棠和菊花等等。在福州祖父的花園裏，看到的盡是蓮花和蘭花。蘭花有一種清香，但很嬌貴，剪花時要用竹剪子。還很怕螞蟻，花盆架子的四條腿子，還得墊上四隻水杯，阻止螞蟻爬上去。用的肥料，是浸過黑豆的臭水。
差不多與此同時，我就開始看《紅樓夢》，看到小廝興兒對尤三姐形容探春，形容得很傳神的句子，他說："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隻是有刺紮手 "我就對這種既濃豔又有風骨的花，十分向往，但我那時還沒有具體領略到她的色香，和那尖銳的刺。
直到一九一八年的秋季，我進了大學，那時協和女大的校址，是在北京燈市口佟府夾道（後改同福夾道）。這本是清朝佟王的府邸，女大的大禮堂就是這王府的大廳堂三間打通改成的。廳前的台階很高，走廊也很長，廊前台階兩旁就種著一行猩紅的玫瑰。這玫瑰真是"又紅又香，無人不愛"，而且花朵也大到像一隻碟子！我們同學們都愛摘下一朵含苞的花蕊，插在髻上。當然我們在攀摘時也很小心花枝上的尖刺。
記得我還寫了一首詩，叫做《玫瑰的蔭下》。因為那一行玫瑰的確又高又大，枝葉濃密，我們總喜歡坐在花下草地上，在香氣氤氳中讀書。
等到我出國後，在美國或歐洲，到處都可以看到品種繁多的玫瑰，而且玫瑰的聲價，也可與我們的梅、蘭、竹、菊相比！玫瑰園之多，到處都是，在印度的秦姬陵，我就驚喜地參觀了陵畔五色繽紛、香氣四溢的玫瑰園。
一九二九年以後，我自己有了家，便在我家廊前，種了兩行德國種的白玫瑰，花也開得很大，而且不斷地開花，從陰曆的三月三，一直開到九月九，使得我家的花瓶裏，繁花不斷。我不但自己享受，也把它送給朋友，或是在校醫院裏養病的學生。
抗戰軍興，我離開了北京。從此東遷西移，沒有一定的住址，也更沒有栽花的心緒。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之間，我在重慶歌樂山下，倒是買了一幢土房，沒有圍牆，四周有點空地。但那時蔬菜緊張，我隻在山坡上種些瓜菜之類，我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們光吃南瓜下飯，就吃了三個月！
解放後回國來，有了自己的宿舍了，但是我們住的單元，是在樓上，沒有土地，而我的幸運也因之而來！在我們樓下，有兩家年輕人，都是業餘的玫瑰花愛好者，花圃裏栽滿了各種各色的玫瑰。這幾位年輕人，知道我也喜歡，就在他們清晨整理花圃的時候，給俄送上來一把一把的鮮豔的帶著朝露的玫瑰――他們幾乎是輪流地給我送花，我在醫院時也不例外，從春天開的第一朵直到秋後開的末一朵――每天早起，我還在梳洗的時候，隻要聽到輕輕的叩門聲，我的喜悅就像泉水似地湧溢了出來。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八小時以外》1982年第1期。）
成功的花
成功的花，
人們隻驚羨她現時的明豔！
然而當初她的芽兒，
浸透了奮鬥的淚泉，
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新春寄語
青年是屬於未來的，
青年是我們的希望！
我們都熱愛我們可愛的祖國，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安身立命的第一件大事。
我希望青年們多多好好地讀書，深入學習研究關於我們祖國曆史的一切。
我們祖國的幾千年歲月，並不都是在霽月光風中度過的，它也經過外憂內患、風雨如晦的困難艱苦的日子。
但是，幾千年來，在它的一片遼闊大地上，有過千千萬萬聰明勇敢勤勞的英雄兒女，堅貞不渝地同心戮力地在開拓它、建造它、捍衛它、修整它、裝飾它、歌頌它，把它建設成為今天這樣的嶄露頭角、欣欣向榮的東方大國。
我希望青年們在讀到我們前輩偉大的愛國事跡以後，會感激奮發，覺悟到自己這一代人的使命的重大，而珍重地把這神聖的職責從他們手中接受下來，勤勤懇懇、勵精圖治地投身到改革的潮流中來，肩負起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光榮職責！一九八三年立春之日（本篇最初發表於《中國青年報》1983年2月12日。）
綠的歌
我的童年是在大海之濱度過的，眼前是一望無際的湛藍湛藍的大海，身後是一抹淺黃的田地。
那時，我的大半個世界是藍色的，藍色對於我，永遠象征著闊大，深遠，莊嚴
我很少注意到或想到其他的顏色。
離開海邊，進入城市，說是"目迷五色"也好，但我看到的隻是雜色的黯淡的一切。
我開始向往看到一大片的紅色，來振奮我的精神。
我到西山去尋找楓林的紅葉。但眼前這一閃光豔，是秋天的"臨去秋波"，很快的便被朔風吹落了。
在悵惘迷茫之中，我凝視著這滿山滿穀的吹落的紅葉，而"向前看"的思路，卻把我的心情漸漸引得歡暢了起來！
"落紅不是無情物"，它將在春泥中融化，來滋潤培養它的新一代。
這時，在我眼前突兀地出現了一幅綠意迎人的圖畫！那是有一年的冬天，我回到我的故鄉去，坐汽車從公路進入祖國的南疆。小車在層巒疊嶂中穿行，兩旁是密密層層的參天綠樹：蒼綠的是鬆柏，翠綠的是竹子，中間還有許許多多不知名的、色調深淺不同的綠樹，襯以遍地的萋萋的芳草。 "綠"把我包圍起來了。我從驚喜而沉入恬靜，靜默地、歡悅地陶醉在這鋪天蓋地的綠色之中。
我深深地體會到"綠"是象征著：濃鬱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熱切的希望
綠，是人生中的青年時代。
個人、社會、國家、民族、人類都有其生命中的青年時代。
我願以這支"綠的歌"獻給生活在青年的社會主義祖國的青年們！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萬葉散文叢書《綠》，文化藝術出版社1983年6月初版）
我的祖父
關於我的祖父，我在許多短文裏，已經寫過不少了。但還有許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掛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來，還是在我十一歲那年回到故鄉福州那時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邊轉悠！我記得他閑時常到城外南台去訪友，這條路要過一座大橋，一定很遠，但他從來不坐轎子。他還說他一路走著，常常遇見坐轎子的晚輩，他們總是趕緊下轎，向他致敬。因此他遠遠看見迎麵走來的轎子，總是轉過頭去，裝作看街旁店裏的東西，免得人家下轎。他說這些年來，他隻坐過兩次轎子：一次是他手裏捧著一部曲阜聖跡圖（他是福州尊孔興文會的會長），他覺得把聖書夾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轎子捧著回來；還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給他一隻小狗，他不能抱著它走那麼長的路，隻好坐了轎子。祖父給這隻小狗起名叫"金獅"。我看到它時，已是一隻大狗了。我握著它的前爪讓它立起來時，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燦燦的發亮的黃毛。它是一隻看家的好狗，熟人來了，它過去聞聞就搖起尾來，有時還用後腿站起，抬起前爪撲到人家胸前。生人來了，它就狂吠不止，讓一家人都警惕起來。祖父身體極好，但有時會頭痛，頭痛起來就靜靜地躺著，這時全家人都靜悄起來了，連金獅都被關到後花園裏。我記得母親靜悄悄地給祖父下了一碗掛麵，放在廚房桌上，四叔母又靜悄悄地端起來，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邊還放著一小碟子"蘇蘇"薰鴨。這"蘇蘇"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樓一間很有名的薰鴨店名。這薰鴨一定很貴，因為我們平時很少買過。
祖父對待孫女們一般比孫子們寬厚，我們犯了錯誤，他常常"視而不見"地讓它過去。我最記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兒，和我同歲）常常給祖父"裝煙"，我們都覺得從他嘴裏噴出來的水煙，非常好聞。於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訪友，走了以後（他總是扣上前房的門，從後房走的），我們仍在他房裏折疊他換下的衣衫。料想這時斷不會有人來，我們就從容地拿起水煙袋，吹起紙煤，輪流吸起煙來，正在我們嗆得咳嗽的時候，祖父忽然又從後房進來了，嚇得我們趕緊放下水煙袋，拿起他的衣衫來亂抖亂拂，想抖去屋裏的煙霧。祖父卻沒有說話，也沒有笑，拿起書桌上的眼鏡盒子，又走了出去。我們的心怦怦地跳著，對麵苦笑了半天，把祖父的衣衫疊好，把後房門帶上出來。這事我們當然不敢對任何人說，而祖父也始終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我們這件越軌的舉動。
祖父最恨賭博，即使是歲時節慶，我們家也從來聽不見搓麻將、擲骰子的聲音。他自己的生日，是我們一家最熱鬧的日子了，客人來了，拜過壽後，隻吃碗壽麵。至親好友，就又坐著談話，等著晚上的壽席，但是有麻將癖的客人，往往吃過壽麵就走了，他們不願意坐談半天的很拘束的客氣話。
在我們大家庭裏，並不是沒有麻將牌的。四叔母屋裏就有一副很講究的象牙麻將牌。我記得在我回福州的第二年，我父親奉召離家的時候，我因為要讀完女子師範的第二個學期，便暫留了下來，母親怕我們家裏的人會嬌慣我，便把我寄居在外婆家。但是祖父常常會讓我的奶娘（那時她在祖父那裏做短工）去叫我。她說，"瑩官，你爺爺讓你回去吃龍眼。他留給你吃的那一把龍眼，掛在電燈下麵的，都爛掉得差不多了！"那時正好我的三堂兄良官，從小在我家長大的，從兵艦上回家探親，我就和他還有二伯母屋裏的四堂兄樞官，以及三姐，在夜裏九點祖父睡下之後，由我出麵向四叔母要出那副麻將牌來，在西院的後廳打了起來。打著打著，我忽然拚夠了好幾副對子，和了一副"對對和"！我高興得拍案叫了起來。這時四叔母從她的後房急急地走了出來，低聲的喝道：
"你們膽子比天還大！四妹，別以為爺爺寵你，讓他聽見了，不但從此不疼你了，連我也有了不是，快快收起來吧！"我們嚇得喏喏連聲，趕緊把牌收到盒子裏送了回去。這些事，現在一想起來就很內疚，我不是祖父想象裏的那個乖孩子，離了他的眼，我就是一個既淘氣又不守法的"小家夥"。
我的父親
關於我的父親，零零碎碎地我也寫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遠"艦上，參加了中日甲午海戰。但是許多朋友和讀者都來信告訴我，說是他們讀了近代史，"威遠"
艦並沒有參加過海戰。那時"威"字排行的戰艦很多，一定是我聽錯了，我後悔當時我沒有問到那艘戰艦艦長的名字，否則也可以對得出來。但是父親的確在某一艘以"威"字命名的兵艦上參加過甲午海戰，有詩為證！
記得在1914-1915年之間，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裏客廳的牆上，看到一張父親的摯友張心如伯伯（父親珍藏著一張"歲寒三友"的相片，這三友是父親和一位張心如伯伯，一位薩幼洲伯伯。他們都是父親的同學和同事。我不知道他們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們的別號）賀父親五十壽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頭兩句我忘了：×××××××東溝決戰甘前敵威海逃生豈惜身人到窮時方見節歲當寒後始回春而今樂得英才育坐護皋比士氣伸。
第二首說的都是謝家的典故，沒什麼意思，但是最後兩句，點出了父親的年齡：想見階前玉樹芳希逸有才工月賦惠連入夢憶池塘出為霖雨東山望坐對棋枰別墅光莫道假年方學易平時詩禮已聞亢。
從第一首詩裏看來，父親所在的那艘兵艦是在大東溝"決戰"的，而父親是在威海衛泅水"逃生"的。
提到張心如伯伯，我還看到他給父親的一封信，大概是父親在煙台當海軍學校校長的時期（父親書房裏有一個書櫥，中間有兩個抽屜，右邊那個，珍藏著許多朋友的書信詩詞，父親從來不禁止我去翻看。）信中大意說父親如今安下家來，生活安定了，母親不會再有："會少離多"的怨言了，等等。中間有幾句說："秋分白露，佳話十年，會心不遠，當笑存之。"
我就去問父親："這佳話十年，是什麼佳話？"父親和母親都笑了，說：那時心如伯伯和父親在同一艘兵艦上服役。海上生活是寂寞而單調，因此每逢有人接到家信，就大家去搶來看。當時的軍官家屬，會親筆寫信的不多，母親的信總會引起父親同伴的特別注意。有一次母親信中提到"天氣"的時候，引用了民間諺語："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大家看了就哄笑著逗著父親說："你的夫人想你了，這分明是"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的意思！"父親也隻好紅著臉把信搶了回去。從張伯伯的這封信裏也可以想見當年長期在海上服務的青年軍官們互相嘲謔的活潑氣氛。
就是從父親的這個書櫥的抽屜裏，我還翻出薩鎮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絕，題目仿佛是《黃河夜渡》：
夜過滎澤覺衣單
黃河橋上輕車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親盛讚這首詩的末一句，說是"有大臣風度"，這首詩大概是作於清末民初，薩老先生當海軍副大臣的時候，正大臣是載洵貝勒。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清晨
我的老師――管葉羽先生
我這一輩子，從國內的私塾起、到國外的大學研究院，教過我的男、女、中、西教師，總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愛戴的就是管葉羽老師。
管老師是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教數、理、化的老師，（一九二四年起，他又當了我的母校貝滿女子中學的第一位中國人校長，可是那時我已經升入燕京大學了。）一九一八年，我從貝滿女中畢業，升入協和女子大學的理預科，我的主要功課，都是管老師教的。
回顧我做學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觸過的老師，不論是教過我或是沒教過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教育服務"以及"忠誠於教育事業"的嚴格標準來衡量我的老師的話，我看隻有管葉羽老師是當之無愧的！
我記得我入大學預科，第一天上化學課，我們都坐定了，（我總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師從從容容地走進課室來，一件整潔的淺藍布長褂，儀容是那樣嚴肅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嚴師，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課的兩年中，他的衣履一貫地是那樣整潔而樸素，他的儀容是一貫地嚴肅而慈祥。他對學生的要求是極其嚴格的，對於自己的教課準備，也極其認真。因為我們一到課室，就看到今天該做的試驗的材料和儀器，都早已整整齊齊地擺在試驗桌上。我們有時特意在上課鈴響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見管老師自己在課室裏忙碌著。
管老師給我們上課，永遠是啟發式的，他總讓我們預先讀一遍下一堂該學的課，每人記下自己不懂的問題來，一上課就提出大家討論，再請老師講解，然後再做試驗。課後管老師總要我們整理好儀器，洗好試管，擦好桌椅，關好門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齊齊地，才離開教室。
理預科同學中從貝滿女子中學升上來的似乎隻有我一個，其他的同學都是從華北各地的教會女子中學來的，她們大概從高中畢業後都教過幾年書，我在她們中間，顯得特別的小（那年我還不滿十八歲），也似乎比她們"淘氣"，但我總是用心聽講，一字不漏地寫筆記，回答問題也很少差錯，做試驗也從不拖泥帶水，管老師對我的印象似乎不錯。
我記得有一次做化學試驗，有一位同學不知怎麼把一個當中插著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進了試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來了，橡皮塞子卻沒有跟著拔出，於是大家都走過來幫著想法。有人主張用鉤子去鉤，但是又不能把鉤子伸進這橡皮塞子的小圓孔裏去。管老師也走過來看了半天 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從掃院子的大竹掃帚上拗了一段比試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間拴了一段麻繩，然後把竹枝和麻繩都直著穿進橡皮塞子孔裏，一拉麻繩，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橫在皮塞子下麵。我同那位同學，一個人握住試管，一個人使勁拉那根麻繩，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來了。我十分高興地叫："管老師――出來了！"這時同學們都愕然地望著管老師，又瞪著我，輕輕地說："你怎麼能說管老師出來了！"我才醒悟過來，不好意思地回頭看著站在我身後的管老師，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著我，而且滿臉是笑！我的失言，並沒有受到斥責！
一九二四年，他當了貝滿女中的校長，那時我已經出國留學了。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書，從升入燕大的貝滿同學口中，聽到的管校長以校為家，關懷學生，勝過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盈耳，他是我們同學大家的榜樣！
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了，那時我想去看看戰後的日本，卻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兒子吳宗生（現名吳平）、大女兒吳宗遠（現名吳冰）帶回北京上學，寄居在我大弟婦家裏。我把宗生送進燈市口育英中學，（那是我弟弟們的母校）把十一歲的大女兒宗遠送到我的母校貝滿中學，當我帶她去報名的時候，特別去看了管校長，他高興得緊緊握住我的手――這是我們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顯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別，敵後辦學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畫在他的麵龐和雙鬢上！還沒容我開口，他就高興地說"你回來了！這是你的女兒吧？她也想進貝滿？"又沒等我回答，他撫著宗遠的肩膀說"你媽媽可是個好學生，成績還都在圖書館裏，你要認真向她學習。"哽塞在我喉頭的對管老師感恩戴德的千言萬語，我也忘記了到底說出了幾句，至今還閃爍在我眼前的，卻是我落在我女兒發上的幾滴晶瑩的眼淚。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
（本篇最初發表於《中國作家》1985年第5期）
我的老伴――吳文藻（之一）
（之一）
我想在我終於投筆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吳文藻這個人，寫了出來，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後要做的一件事，因為這是別人不一定會做、而且是做不完全的。
這篇文章，我開過無數次的頭，每次都是情感潮湧，思緒萬千，不知從哪裏說起！最後我決定要穩靜地簡單地來述說我們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共同度過的、和當時全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的"平凡"生活。
今年一月十七大霧之晨，我為《婚姻與家庭》雜誌寫了一篇稿子，題目就是《論婚姻與家庭》。我說：
有了健全的細胞，才會有一個健全的社會，乃至一個健全的國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兩人組成。
夫妻關係是人際關係中最密切最長久的一種。
夫妻關係是婚姻關係，而沒有戀愛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戀愛不應該隻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應該理智地注意到雙方的"誌同道合"（這"誌"和"道"包括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等等），然後是"情投意合"
（這"情"和"意"包括生活習慣和愛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時間考驗以後，才能考慮到組織家庭。
一個家庭對社會對國家要負起一個健康細胞的責任，因為在它周圍還有千千萬萬個細胞。
一個家庭要長久地生活在雙方人際關係之中，不但要撫養自己的兒女，還要奉養雙方的父母，而且還要親切和睦地處在雙方的親、友、師、生之中。
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更親密的、靈肉合一的愛情的開始。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中國人民幾千年智慧的結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嶇的多。
在平坦的路上，攜手同行的時候，周圍有和暖的春風，頭上有明淨的秋月。兩顆心充分地享受著寧靜柔暢的"琴瑟和鳴"的音樂。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時候，要堅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荊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著忠貞而精誠的愛情在維護著，永遠也不會有什麼人為的"劃清界線"，什麼離異出走，不會有家破人亡，也不會教育出那種因偏激、怪僻、不平、憤怒而破壞社會秩序的兒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難"！而且有"國憂"，也還有世界大戰以及星球大戰。
但是由健康美滿的戀愛和婚姻組成的千千萬萬的家庭，就能勇敢無畏地麵對這一切！
我接受寫《論婚姻與家庭》這個任務，正是在我沉浸於懷念文藻的情緒之中的時候。我似乎沒有經過構思，握起筆來就自然流暢地寫了下去。意盡停筆，從頭一看，似乎寫出了我們自己一生共同的理想、願望和努力的實踐，寫出了我現在的這篇文章的骨架！
以下我力求簡練，隻記下我們生活中一些有意義和有趣的值得寫下的一些平凡瑣事吧。
話還得從我們的萍水相逢說起。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美國郵船傑克遜號，從上海啟程直達美國西岸的西雅圖。這一次船上的中國學生把船上的頭等艙位住滿了。其中光是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學生就有一百多名，因此在橫渡太平洋兩星期的光陰，和在國內上大學的情況差不多，不同的就是沒有課堂生活，而且多認識了一些朋友。
我在貝滿中學時的同學吳摟梅――已先期自費赴美――寫信讓我在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華學生――吳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請我的同學許地山去找吳卓，結果他把吳文藻帶來了。問起名字才知道找錯了人！那時我們幾個燕大的同學正在玩丟沙袋的遊戲，就也請他加入。以後就倚在船欄上看海閑談。我問他到美國想學什麼？他說想學社會學。他也問我，我說我自然想學文學，想選修一些英國十九世紀詩人的功課。他就列舉幾本著名的英美評論家評論拜倫和雪萊的書，問我看過沒有？我卻都沒有看過。他說："你如果不趁在國外的時間，多看一些課外的書，那麼這次到美國就算是白來了！"他的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從來還沒有聽見過這樣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國前已經開始寫作，詩集《繁星》和小說集《超人》都已經出版。這次在船上，經過介紹而認識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氣地說"久仰、久仰"，像他這樣首次見麵，就肯這樣坦率地進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為我的第一個諍友、畏友！
這次船上的清華同學中，還有梁實秋、顧一樵等對文藝有興趣的人，他們辦了一張《海嘯》的牆報。我也在上麵寫過稿，也參加過他們的座談會。這些事文藻都沒有參加，他對文藝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和我談話時也從不提到我的作品。
船上的兩星期，流水般過去了。臨下船時，大家紛紛寫下住址，約著通信。他不知道我到波士頓的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研究院入學後，得到許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函，我都隻用威校的風景明片寫了幾句應酬的話回複了，隻對他，我是寫了一封信。
他是一個酷愛讀書和買書的人，每逢他買到一本有關文學的書，自己看過就寄給我。我一收到書就趕緊看，看完就寫信報告我的體會和心得，像看老師指定的參考書一樣的認真。老師和我作課外談話時，對於我課外閱讀之廣泛，感到驚奇，問我是誰給我的幫助？我告訴她，是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她說："你的這位朋友是個很好的學者！"這些事我當然沒有告訴文藻。
我入學不到九個星期就舊病――肺氣支擴大――複發，住進了沙穰療養院。那時威校的老師和中、美同學以及在波士頓的男同學們都常來看我。文藻在新英格蘭東北的新罕布什州的達特默思學院的社會學係讀三年級――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最後二年，相當於美國大學二年級――新罕布什州離波士頓很遠，大概要乘七八個小時的火車。我記得一九二三年冬，他因到紐約度年假，路經波士頓，曾和幾位在波士頓的清華同學來慰問過我。一九二四年秋我病愈複學。一九二五年春在波士頓的中國學生為美國朋友演《琵琶記》，我曾隨信給他寄了一張入場券。他本來說功課太忙不能來了，還向我道歉。但在劇後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處――我的美國朋友家裏――來看我的幾個男同學之中，就有他！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綺色佳的康耐爾大學的暑期學校補習法文，因為考碩士學位需要第二外國語。等我到了康耐爾，發現他也來了，事前並沒有告訴我，這時隻說他大學畢業了，為讀碩士也要補習法語。這暑期學校裏沒有別的中國學生，原來在康耐爾學習的，這時都到別處度假去了。綺色佳是一個風景區，因此我們幾乎每天課後都在一起遊山玩水，每晚從圖書館出來，還坐在石階上閑談。夜涼如水，頭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時為止，我們信函往來，已有了兩年的曆史了，彼此都有了較深的了解，於是有一天在湖上劃船的時候，他吐露了願和我終身相處。經過了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告訴他，我自己沒有意見，但是最後的決定還在於我的父母，雖然我知道隻要我沒意見，我的父母是不會有意見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離波士頓較近，通信和來往也比較頻繁了。我記得這時他送我一大盒很講究的信紙，上麵印有我的姓名縮寫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幾乎是天天寫信，星期日就寫快遞，因為美國郵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這時我的宿舍裏的舍監和同學們都知道我有個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學王國秀，畢業後升入哥倫比亞大學的，寫信讓我到紐約度假。到了紐約，國秀同文藻一起來接我。我們在紐約玩得很好，看了好幾次莎士比亞的戲。
一九二六年夏，我從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碩士學位，應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還附了一張相片，讓我帶回國給我的父母。我回到家還不好意思麵交，隻在一天夜裏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親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親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我也更不好問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學位，還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他取道歐洲經由蘇聯，於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這時他已應了燕大和清華兩校教學之聘，燕大還把在燕南園興建的一座小樓，指定給我們居住。
那時我父親在上海海道測量局任局長。文藻到北京不幾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興地接待了他，他在我們家住了兩天，又回他江陰老家去。從江陰回來，就在我家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
年假過後，一九二九年春，我們都回到燕大教學，我在課餘還忙於婚後家庭的一切準備。他呢，除了請木匠師傅在樓下他的書房的北牆，用木板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之外，隻忙於買幾張半新的書櫥，卡片櫃和書桌等等，把我們新居的布置裝飾和庭院栽花種樹，全都讓我來管。
我們的婚禮是在燕大的臨湖軒舉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個星期六。婚禮十分簡單，客人隻有燕大和清華兩校的同事和同學，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點，我記得隻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覺寺度過的。那間空屋子裏，除了自己帶去的兩張帆布床之外，隻有一張三條腿的小桌子――另一隻腳是用碎磚墊起的。兩天後我們又回來分居在各自的宿舍裏，因為新居沒有蓋好，學校也還沒有放假。
暑假裏我們回到上海和江陰省親。他們為我們舉辦的婚宴，比我們在北京自己辦的隆重多了，親友也多，我們把收來的許多紅幛子，都交給我們兩家的父母，作為將來親友喜慶時還禮之用。
朋友們都勸我們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們隻住了一天就熱壞了，夏天的西湖就像蒸鍋一般！那時劉放園表兄一家正在莫幹山避暑，我們被邀到莫幹山住了幾天。文藻惦記著秋後的教學，我惦念著新居的布置，在假滿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關於這一段，我在《第一次宴會》那篇小說裏曾描寫過。
上課後，文藻就心滿意足地在他的書房裏坐了下來，似乎從此就可以過一輩子的備課、教學、研究的書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們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文藻的父親相繼逝世。他的母親就北上和我們同住，我的父親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來。這時我的二弟為傑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劍群也入了燕大讀家政係。他們都住在宿舍，卻都常回來。我沒有姐妹，文藻沒有兄弟，這時雙方都覺得有了補償。
這裏不妨插進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國，花了五塊美金，照了一兩張相片，寄回國來，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張大點的相片，從我母親逝世後文藻就向我父親要來，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問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還隻是一件擺設？"他笑說："我當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課，把一張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換進相框裏，過了幾天，他也沒理會。後來還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誰的？"他看了才笑著把相片換了下來，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還有一次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天上午，我們都在樓前賞花，他母親讓我把他從書房裏叫出來。他出來站在丁香樹前目光茫然地又像應酬我似地問："這是什麼花？"我忍笑回答："這是香丁。"他點了點頭說："嗬，香丁。"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婚後的幾年，我仍在斷斷續續地教學，不過時間減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們的兒子吳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吳冰。我嚐到了做母親的快樂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製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幾上，給孩子洗澡。我們的弟妹和學生們，都來看過，而文藻卻從來沒有上樓來分享我們的歡笑。
在燕大教學的將近十年的光陰，我們充分地享受了師生間親切融洽的感情。我們不但有各自的學生，也有共同的學生。我們不但有課內的接觸，更多的是課外的談話和來往。學生們對我們傾吐了許多生活裏的問題：婚姻，將來的專業等等，能幫上忙的，就都盡力而為，文藻側重的是選送學社會學的研究生出國深造的問題。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歐美轉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到處尋師訪友，安排了好幾個優秀學生的入學從師的問題。他在自傳裏提到說："我對於哪一個學生，去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學校，跟誰為師和吸收哪一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大體上作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因此在這一年他仆仆於各國各大學之間的時候，我隻是到處遊山玩水，到了法國，他要重到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學習"導師製"，我卻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閑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們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一個星期後，"七七事變"便爆發了！
我的老伴――吳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續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寫的。七個月過去了，中間編輯同誌曾多次來催，就總是寫不下去！"七七事變"以後幾十年生活的回憶，總使我膽怯心酸，不能下筆――說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書房裏埋頭寫些什麼，和學生們滔滔不絕地談些什麼，我都不知道。他那"頂天立地"的大書架撂著的滿滿的中外文的社會學、人類學的書，也沒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氣。要評論他的學術和工作，還是應該看他的學生們寫的記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應《晉陽學刊》之約，發表在該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傳》，這篇將近九千字的自傳裏講的是：他自有生以來，進的什麼學校，讀的什麼功課，從哪位教師受業，寫的什麼文章，交的什麼朋友，然後是教的什麼課程，培養的哪些學生提到我的地方，隻有兩處：我們何時相識，何時結婚，短短的幾句！至於兒女們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隻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學生寫悼念他的文章裏，都說："吳老曾感慨地說"我花在培養學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兒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請讀者都去看他的《自傳》，但也應該用他《自傳》裏的話，來總括他在"七七事變"前在燕大將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講課，用他學生的話說是"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學教學和科研體係，使"中國式的社會學"紮根於中國的土壤之上。"（二）是培養專業人才，請進外國的專家來講學和指導研究生，派出優秀的研究生去各國留學。
（"請進來"和"派出去"的專家和學生的名字和國籍隻能從略。）（三）是提倡社區研究。"用同一區位的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會研究。"我隻知道那時有好幾位常來我家討論的學生，曾分頭到全國各地去做這種工作，現在這幾位都是知名的學者和教授，在這裏我不敢借他們的盛名來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體會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氣"的後麵，隱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這裏不妨再插進一首嘲笑他的寶塔詩，是我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老先生湊成的。上麵的七句是：馬香丁羽毛紗樣樣都差傻姑爺到家說起真是笑話教育原來在清華
"馬"和"羽毛紗"的笑話是抗戰前在北京，有一天我們同到城裏去看望我父親，我讓他上街去給孩子買"薩其瑪"
（一種點心），孩子不會說薩其瑪，一般隻說"馬"。因此他到了鋪子裏，也隻會說買"馬"。還有我要送我父親一件雙絲葛的夾袍麵子。他到了"稻香村"點心店和"東升祥"布店，這兩件東西的名字都說不出來。虧得那兩間店鋪的售貨員，和我家都熟，打電話來問。"東升祥"的店員問："您要買一丈多的羽毛紗做什麼？"我們都大笑起來，我就說："他真是個傻姑爺！"父親笑了說："這傻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隻好認了。抗戰後我們到了雲南，梅校長夫婦到我呈貢家裏來度周末，我把這一腔怨氣寫成寶塔詩發泄在清華身上。梅校長笑著接寫下麵兩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
當時在座的清華同學都笑得很得意，我又隻好認我的"作法自斃"。
回來再說些正經的吧，"七七事變"後這一年，北大和清華都南遷了，燕大因為是美國教會辦的，那時還不受幹擾。但我們覺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時，文藻已經同大後方的雲南大學聯係好了，用英庚款在雲大設置了社會人類學講座，由他去教學。那時隻因為我懷著小女兒吳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麵也苦留我們再呆一年。這一年中，我們隻準備離開的一切――這一段我在《丟不掉的珍寶》一文中，寫得很詳細。
一九三八年秋，我們才取海道由天津經上海，把文藻的母親送到他的妹妹處，然後經香港從安南（當時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車到了雲南的昆明。這一路，旅途的困頓曲折，心緒的惡劣悲憤，就不能細說了。記得到達昆明旅店的那夜，我們都累得抬不起頭來，我懷抱裏的不過八個月的小女兒吳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來，我們才抬起倦眼驚喜地看到座邊圓桌上擺的那一大盆猩紅的杜鵑花！
用文藻自己的話說："自一九三八年離開燕京大學，直到一九五一年從日本回國，我的生活一直處在戰時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他到了雲南大學，又建立起了社會學係並擔任了係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雲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我們在昆明城內住了不久，又有日機轟炸，就帶著孩子們遷到郊外的呈貢，住在"華氏墓廬"，我把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為"默廬"，我在一九四○年二月為香港《大公報》（應楊剛之約）寫的《默廬試筆》中寫得很詳細。
從此，文藻就和我們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從城裏騎馬回家，還往往帶著幾位西南聯大的沒帶家眷的朋友，如稱為"三劍客"的羅常培、鄭天翔和楊振聲。這些苦中作樂的情況，我在為羅常培先生寫《蜀道難》序中，也都描述過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講座受到幹擾，不能繼續，同時在重慶的國防最高委員會工作的清華同學，又勸他到委員會裏當參事，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並提出意見。於是我們一家又搬到重慶去了。
到了重慶，文藻仍寄居在城內的朋友家裏，我和孩子們住在郊外的歌樂山，那裏有一所沒有圍牆的土屋，是用我們賣書的六千元買來的。我把它叫做"潛廬"，關於這座土屋和門前風景，我在《力構小窗隨筆》中也說過了。
我記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醫院"也就是"上海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住了將近一個月，他受到內科錢德主任的精心醫治，據錢主任說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內外，必有一個轉折期，那時才知凶吉。
但是文藻那時的高燒一直延長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護士試過了他的脈搏，驚惶而悄悄地來告訴我說："他的脈搏隻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趕緊跑到醫院後麵的宿舍裏去找王鵬萬大夫夫婦――他的愛人張女士是我的同學――那時我隻覺得雙腿發軟，連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婦回到病房來時，看見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過來了，床邊站滿了大夫和護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頭看見窗前桌上放著兩碗剛送來的早餐熱粥，我端起碗來一口氣都喝了下去。我覺得這以後我要辦的事多得很，沒有一點力氣是不行的。誰知道再一回頭看到文藻翻了一個身，長長地籲了一口氣，迸出一身冷汗。大夫們都高興地又把被子給他蓋上，說：
"這轉折點終於來了！"又都回頭對我笑說，"好了，您不用難過了"我擦著臉上的汗說："你們辛苦了！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什麼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個多月過去了，卻又忙著把他搬回山上來，那時沒有公費醫療，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費，我這個以"社會賢達"的名義被塞進"參政會"的參政員，每月的"工資"也隻是一擔白米。回家後還是虧了一位文藻的做買賣的親戚，送來一隻雞和兩隻廣柑，作為病後的補品，偏偏我在一杯廣柑汁內，誤加了白鹽，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後，大女兒吳冰向我訴苦，說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關於這位高尚的人，我將另有文章記述）隻給她吃一個上麵插著一支小蠟燭的饅頭。這時文藻躺在家裏床上，看到爬到他枕邊的、穿著一身淺黃色衣裙，發上結著一條大黃緞帶的小女兒吳青（這也是富奶奶給她打扮的），臉上卻漾出了病後從未有過的一絲微笑！
文藻不是一個能夠安心養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參加了"中國訪問印度教育代表團"去過印度，著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問題。同年的六月，他又參加了"西北建設考察團"，擔任以新疆民族為主的西北民族問題調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參加了去到美國的"戰時太平洋學會"，討論各盟國戰後對日處理方案。會後他又訪問了哈佛，耶魯，芝加哥，普林斯頓各大學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們戰時和戰後的研究計劃和動態，他得到的收獲就是了解到"行為科學"的研究已從"社會關係學"發展到了以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三門結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們在歌樂山上聽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條件投降的消息。那時在"中央大學"和在"上海醫學院"學習的我們的甥女和表侄女們，都高興得熱淚縱橫。我們都恨不得一時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時的交通工具十分擁擠，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們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們作北上繼續教學的決定時，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將軍受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他約文藻擔任該團的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文藻正想了解戰後日本政局和重建情況和形勢，他想把整個日本作為一個大的社會現場來考察、做專題研究，如日本天皇製、日本新憲法、日本新政黨、財閥解體、工人運動等等，在中日邦交沒有恢複，沒有友好往來之前，趁這機會去日，倒是一個方便，但他隻作一年打算。因此當他和朱世明將軍到日本去的時候，我自己將兩個大些的孩子吳平和吳冰送回北京就學，住在我的大弟婦家裏；我自己帶著小女兒吳青暫住在南京親戚家裏，這一段事我都寫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無家樂》那一篇文章裏，當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來接我帶著小女兒到了東京。
現在回想起來，在東京的一段時間，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文藻利用一切機會，同美國來日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觸。我自己也接觸了當年在美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和一些婦女界人士，不但比較深入地了解了當時日本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深入地體會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誌，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並和國內有了聯係。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團裏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係統，如軍統、中統等據說有五個之多。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討毛澤東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
等到我知道了從臥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產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但離職後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隻有記者和商人。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將軍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係，取得了《星檳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準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這裏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讚成到美國去。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頭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他把我們給國內的一封信縫在褲腰裏，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聯係方麵把他送進了北大，因為他選的是建築係，以後又轉入清華大學――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麵轉。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麵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
回國後的興奮自不必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間，文藻都在學習，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中間周總理曾召見我們一次，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寫的《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周總理》一文中敘述過。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學和其他的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等，都被揚棄了竟達三十年之久。文藻這時是致力於研究國內少數民族情況。他擔任了這個研究室和曆史係"民族誌"研究室的主任。他極力主張"民族學中國化"，"把包括漢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學的研究，讓民族學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這段詳細的情況，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龍平平同誌的《論吳文藻的"民族學中國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講得很透徹，我這個外行人，就不必多說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錯劃為右派。這件意外的災難，對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麵痛苦地挖著，一麵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著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隻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裏引起疑雲，他心裏就更亂了。
正在這時，周總理夫婦派了一輛小車，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廳，那所簡樸的房子裏。他們當然不能說什麼，也隻十分誠懇地讓我幫他好好地改造，說"這時最能幫助他的人，隻能是他最親近的人了"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後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地讓他好好改造。他在自傳裏說"當時心裏還是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錯劃予以改正。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後幾乎所有的社會學者都被劃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後，還有許許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劃為右派，這其中還有許多年輕人和大學生。我心裏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來被劃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並不是一件可羞恥的事！
文藻被劃為右派後，接到了撤銷研究室主任的處分，並被剝奪了教書權，送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九五九年以後，文藻基本上是從事內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沒有發表，發表了也不署名，例如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間與費孝通（他已先被劃為右派！）共同校訂少數民族史誌"三套叢書"，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會學新出名著，為《辭海》第一版民族類詞目撰寫釋文等，多次為外交部交辦的邊界問題提供資料和意見。並參與了校訂英文漢譯的社會學名著工作。他還與費孝通共同搜集有關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曆史、地理、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等，十年動亂中這些資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了，我和他一樣靠邊站，住牛棚，那時我們一家八口（我們的三個子女和他們的配偶）分散在八個地方，如今單說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廠勞動，一九七○年夏又轉到湖北沙洋民族學院的幹校。這時我從作協的湖北鹹寧的幹校，被調到沙洋的民族學院的幹校來。久別重逢後不久又從分住的集體宿舍搬到單間宿舍，我們都十分喜幸快慰！實話說，經過反右期間的驚濤駭浪之後，到了十年浩劫，連國家主席、開國元勳，都不能幸免，像我們這些"臭老九"，沒有家破人亡，就是萬幸了，又因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們在一起勞動，無論做什麼都感到新鮮有趣。如種棉花，從在瓦罐裏下種選芽，直到在棉田裏摘花為止，我們學到了許多技術，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驕陽似火，當棉花稈子高與人齊的時候，我們在密集閉塞的棉稈中間摘花，渾身上下都被熱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幹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陽曬幹了。這時我們都體會到古詩中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們身上穿的一絲一縷，也都是辛苦勞動的果實嗬！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為美國總統尼克鬆將有訪華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費孝通、鄺平章等八人，先被從沙洋幹校調回北京民族學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編譯室。我們共同翻譯校訂了尼克鬆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接著又翻譯了美國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最後又合譯了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這是一部以文論史的"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的大作！那時中國作家協會還沒有恢複，我很高興地參加了這本巨著的翻譯工作，從攻讀原文和參考書籍裏，我得到了不少學問和知識。那幾年我們的翻譯工作，是十年動亂的歲月中，最寧靜、最愜意的日子！我們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樓上，伏案疾書，我和文藻的書桌是相對的，其餘的人都在我們的隔壁或旁邊。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點到辦公室，十二時回家午飯，飯後二時又回到辦公室，下午六時才回家。那時我們的生活"規律"極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沒有虛度了光陰！現在回想起來，也虧得那時是"百舉俱廢"的時期，否則把我們這幾個後來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來翻譯這一部洋洋數百萬言的大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各種學術研究又得到恢複，社會學也開始受到了重視和發展。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動地參加了重建社會學的座談會，作了《社會學與現代化》的發言，談了多年來他想談而不能談的問題。當年秋季，他接受了帶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任務，並在集體開設的"民族學基礎"中，分擔了"英國社會人類學"的教學任務。文藻恢複工作後，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幾年來我們對西方民族學戰後的發展和變化了解太少，就特別注意關於這方麵材料的收集。一九八一年底，他寫了《戰後西方民族學的變化》，介紹了西方民族學戰後出現的流派及其理論，這是他最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傳裏最後說："由於多年來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未被承認，我在重建和創新工作還有許多要做，我雖年老體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為發展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作出貢獻。"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體力不濟了。近幾年來，我偶爾從旁聽見他和研究生們在家裏的討論和談話，聲音都是微弱而喑啞的，但他還是努力參加了研究生們的畢業論文答辯，校閱了研究生們的翻譯稿件，自己也不斷地披閱西方的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新作，又做些筆記。一九八三年我們搬進民族學院新建的高知樓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們的臥室兼書房，窗戶寬大，陽光燦爛，書桌相對，真是窗明幾淨。我從一九八○年秋起得了腦血栓後又患右腿骨折，已有兩年足不出戶了。
我們是終日隔桌相望，他寫他的，我寫我的，熟人和學生來了，也就坐在我們中間，說說笑笑，享盡了人間"偕老"的樂趣。這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得到的政府各方麵特殊照顧的豐碩果實。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這也是天然規律，文藻終於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最後一次住進北京醫院，再也沒有出來了。他的床前，一直隻有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們在守護，我行動不便，自己還要人照顧，便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時那樣，日夜守在他旁邊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們的兒子吳平從醫院裏打電話回來告訴我說："爹爹已於早上六時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遺囑：不向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火葬後骨灰投海。存款三萬元捐獻給中央民院研究所，作為社會民族學研究生的助學金。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和近親密友（隻是他的幾位學生）在北京醫院的一間小廳裏，開了一個小型的告別會（有好幾位民院、民委、中聯部的領導同誌要去參加，我辭謝他們說：我都不去你們更不必去了），這小型的告別會後，遺體便送到八寶山火化。九月二十九日晨，我們的兒女們又到火葬場拾了遺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等我死後，我們的遺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文藻逝世後一段時間內的情況，我在《衷心的感謝》一文中（見《文彙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都寫過了。
現在總起來看他的一生，的確有一段坎坷的日子，但他的"坎坷"是和當時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同命運"的。一九八六年第十八期《紅旗》上，有一篇"本刊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引導知識分子堅持走健康成長的道路》中的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第四階段上，講得就非常地客觀而公允！
指導思想發生了"左"的偏差，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開始偏離了正確的方向，知識分子工作也經曆了曲折的道路。
主要表現是輕視知識，歧視知識分子，以種種罪名排斥和打擊了一些知識分子，使不少人長期蒙受冤屈。這種錯誤傾向，在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把廣大知識分子誣蔑為"臭老九"，把學有所長、術有專攻的知識分子誣蔑為"反動學術權威"，隻片麵地強調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學習，不提工農群眾也要向知識分子學習，人為地製造了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對立，而重視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反被說成是搞"修正主義"，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摧殘知識分子成為十年浩劫的重要組成部分。
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從心裏感覺到中國共產黨真是一個偉大、英明、正確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一個"有嚴明紀律和富於自我批評精神的無產階級政黨。"可惜的是文藻沒能趕上披讀這篇文章了！
寫到這裏，我應當擱筆了。他的也就是我們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質方麵，都沒有感到絲毫的不足。要說他八十五歲死去更不能說是短命，隻是從他的重建和發展中國社會學的誌願和我們的家人骨肉之間的感情來說，對於他的忽然走開，我是永遠抱憾的！
1986年11月21日
一位最可愛可佩的作家
這位作家就是巴金。
為什麼我把可愛放在可佩的前頭？因為我愛他就像愛我自己的親弟弟們一樣――我的孩子們都叫他巴金舅舅――雖然我的弟弟們在學問和才華上都遠遠地比不上他。
我在《關於男人》這本書裏、《他還在不停地寫作》一文裏，已經講過我們相識的開始，那時他給我的印象是靦腆而帶些憂鬱和沉默。但是彼此熟識而知心的時候，他就比誰都健談！我們有過好幾次同在一次對外友好訪問團的經曆，最後一次就是一九八○年到日本的訪問，他的女兒小林和我的小女兒吳青都跟我們去了。在一個沒有活動節目的晚上，小林、吳青和一些年輕的團員們都去東京街上遊逛。招待所裏隻剩下我們兩個。我記得那晚上在客廳裏，他滔滔不絕地和我談到午夜，我忘了他談的什麼，是他的身世遭遇？還是中日友好？總之，到夜裏十二點，那些年輕人還沒有回來，我就催他說："巴金，我困了，時間不早了，你這幾天也很累，該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覺。
就在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腦血栓後又摔折了右腿，從此閉門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見麵時很少，但我們的通信不斷。我把他的來信另外放在一個深藍色的鐵盒子裏，將來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書畫，都送給他創辦的"中國現代文學館"。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樣，因為"敬"字似乎太客氣了――之處，就是他為人的"真誠"。文藻曾對我說過："巴金真是一個真誠的朋友。"他對我們十分關心，我最記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慶，我因需要稿費，用"男士"的筆名寫的那本《關於女人》的書，巴金知道我們那時的貧困，就把這本書從剝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來，交給了上海的"開明書店"，每期再版時，我都得到稿費。
文藻和我又都認為他最可佩服之處，就是他對戀愛和婚姻的態度上的嚴肅和專一。我們的朋友裏有不少文藝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風流"，對於欽慕他們的女讀者，常常表示了很隨便和不嚴肅的態度和行為。巴金就不這樣，他對蕭珊的愛情是嚴肅、真摯而專一的，這是他最可佩處之一。
至於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來多說了，這是海內外的讀者都會談得很多的。
總之，他是一個愛人類，愛國家，愛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為寫作而寫作的作家。
他近來身體也不太好，來信中說過好幾次他要"擱筆"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擱筆了，近來我承認我"老了"，身上添了許多疾病，近日眼睛裏又有了白內障，看書寫字都很困難，雖然我周圍的人，兒女、大夫和朋友們都百般地照顧我，我還是要趁在我擱筆之前，寫出我對巴金老弟的"愛"與"佩"。
為著人類、國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長壽！
1989年1月26日陽光滿案之晨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我因為行動不便，不能參加這次盛大的作家代表大會，這不但失去了和許多老友重逢的機會，而且見不到許許多多年輕的文壇新星。我感到萬分遺憾，這是我的無從彌補的巨大損失！
光年同誌在會前讓我讀了他的《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的報告，這篇極其精彩而又充滿了驚喜的激情的報告，把我們社會主義文學發展全局的問題，講得十分精辟而詳盡。我自己最喜歡的是他提到"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學"在"剛剛在奔騰澎湃的生活激流中綽約閃耀"的上麵，用了"它的健美的姿容"字樣。這"健美"兩字，我認為就是新時期新人作品的特點。四年來，我閉門不出，整天除了看書，就是看書！因此我也深深體會到光年同誌所說的："我在閱讀那些堆滿案頭的優秀作品的時候，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他突出了一個"新"字。我自己閱讀的體會是："健、美、新"這三個字，代表了、突出了新時期新人作品的朝氣蓬勃的青春氣息！
光年同誌在提到巴金同誌曾為自己能看到新生力量而感到光榮自豪的時候，引用了巴金同誌的話說："我感到我們現在的作家作品，已超過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看到這裏曾笑著對光年同誌說："假如這些年輕作家――特別是女作家，出現在二十年代，那我就無論如何，不敢提筆作文了！"
真的，作為一個婦女，我特別興奮的是：文學新人中，女作家人才輩出。真如光年同誌所說的"文壇女秀，群星燦爛，群鳳朝陽"。我每次打開書刊，首先閱讀的就是女作家們從她們"敏銳的頭腦、細致的筆觸"，寫出的種種文學形式的作品――特別是報告文學。我相信女作家大量湧現的潮流，還是正在開始，還在奔騰澎湃地開始！
最後，作為一個文壇老卒，雖然老、弱、病、殘，步履遲緩，我仍決心追隨新時期社會主義的文藝大軍之後，把自己的文藝工作，"同實際生活的深刻變革相印證，同文學戰線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凡是做對了的，就堅持下來。不對的，就堅決改正。"特別是"凡是有利於文藝界大鼓勁、大團結、大繁榮的"，我"一定拚命幹，不利的，不幹，堅決不幹！"
不敢多耽誤大家寶貴的時間，我的話就說到這裏吧。預祝大會圓滿成功，一定成功！
謝謝大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報》1985年1月3日。）
霞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慶郊外歌樂山閑居的時候，曾看到英文《讀者文摘》上，有個很使我驚心的句子，是：
MAYTHｅRｅBｅｅNOUGHCLOUDINYOURLIFｅTOMAKｅABｅAUBTIFULUNｅT。
我在一篇短文裏曾把它譯成："願你的生命中有夠多的雲翳，來造成一個美麗的黃昏。"
其實，這個UNｅT應當譯成"落照"或"落霞"。
霞，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童年在海邊、在山上，她是我的最熟悉最美麗的小夥伴。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說：
"早上好"或"明天見"。但我直到幾十年以後，才體會到：雲彩更多，霞光才愈美麗。從雲翳中外露的霞光，才是璀璨多彩的。
生命中不是隻有快樂，也不是隻有痛苦，快樂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襯托的。
快樂是一抹微雲，痛苦是壓城的烏雲，這不同的雲彩，在你生命的天邊重疊著，在"夕陽無限好"的時候，就給你造成一個美麗的黃昏。
一個生命到了"隻是近黃昏"的時節，落霞也許會使人留戀，惆悵。但人類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繞著太陽自轉。
東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國東岸的慰冰湖上走去
兩棲動物
一九一一年冬，我們從煙台回到福建福州的大家庭裏。以一個從小在山邊海隅度過寂寞荒涼日子的孩子，突然進到一個笑語喧嘩、目迷五色的青少年群裏，大有"忘其所以"的飄飄然的感覺。
我的父親有一個姐姐，四個弟兄。這五個小家庭，逢年過節便都有獨自的或共同的種種親戚，應酬來往；尤其在元旦到元宵這半個月之間，更是非常熱鬧。我記得一九一二年元旦那天早上，在我家大廳堂上給祖父拜年的，除了自己的堂兄弟姐妹之外，在大廳廊上還站著一大群等著給祖父鞠躬的各個小家庭的，我要稱他們為表兄表姐的青少年們。這一天從祖父手裏散發出來的壓歲錢的紅紙包，便不知有多少！
表姐們來了，都住在伯叔父母的居住區――東院。她們在一起談著做活繡花，擦什麼脂粉，怎樣梳三股或五股辮子；怎樣在紮紅頭繩時，紮上一圈再挑起幾綹頭發來再紮上一圈，這樣就會在長長的一段紅頭繩上，呈現出"壽"字或"喜"字等花樣等等；有時也在西院後花園裏幫助祖父修整澆灌些花草。
表兄們呢，是每天從自己家裏，到我們西院客廳一帶來聚集。他們在那裏吹彈歌唱，下棋做"詩"。我那年才十二歲，雖然換上女裝，還是一股野孩子的脾氣，祖父和父母都不大管我。我就像兩棲動物一樣，穿行於這兩群表兄姐之間。他們都比我大七八歲，都不拿我當回事，都不拒絕我，什麼事也不避我。我還特喜歡往表兄們的群裏跑，因為那邊比較熱鬧，表兄們也比較歡迎我，因為我可以替他們傳書遞簡。現在回憶起來，他們也是在"起哄"，並不嚴肅。某一個表兄每一張紙條或一封信給某個表姐時，寫好多半在弟兄中公開地笑著傳看。我當然也都看過，這些信的文字不一定都通順，詩也多半是歪詩，不但平仄不對，連韻也沒有押對。我前一年在煙台時，受過王峰逄表舅的教導，不但會對三個字、五個字、七個字的對子，並且已經寫過幾首七絕了，我的鑒賞力還是不低的！
這些紙條或詩，到了表姐們手裏，並沒有傳看，大都是自己看完一笑，撕了或是燒了，並囑咐我不必向大人報告。我倒是背下了一封比較通順的信，還不完全：
暢談，夢寐縈思，曷勝惆悵，造府屢遭白眼，不知有何開罪，唯鄙人愚蠢，疑雲難破
還有一位表兄寫的一首七律詩，我覺得真是不錯的：未敢將情訴蹇修，半晌沉吟曾露齒，一年消受幾回眸，迷茫意緒心相印，細膩風月夢借遊，妄想自知端罪過，
泥犁甘墜未甘休。
這首我認為很好的詩，也不曾得到那位表姐的青睞！後來在我十七八歲時，在我小舅舅楊子玉先生的書桌上，看到清代專寫香奩詩的王次回的《疑雨集》中，就有這首詩。原來就以為很有詩才的那位表兄，也是一個"文抄公"！
現在回憶起來，那時男女還沒有同學，社交也沒有公開。
青年人對異性情感的表示，隻能在有機會接觸的中表之間，怪不得像《紅樓夢》那種的愛情故事，都是"兄妹為之"。
當教師的快樂
我隻當過十年的教師。那是一九二六年我從美國留學回來，在母校燕京大學國文係當了一名講師。那時係裏的主任和教師大半是我的老師。校內其他科、係裏也有我的老師，總之，全校的教師都是我的師輩！因此在開教授會的時候，我總是挑個極邊極角的座位，惶恐地縮在一旁。大家都笑著稱我為FACULTYBABY（教授會的嬰兒）。那一學期我還不滿二十六歲。
在學生群中就大不一樣了，他們是我的好朋友。我教一年級必修科的國文，用的是古文課本。大學一年級的男女學生很多，年紀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歲之間。國文課分成五個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為他們來自全國各地，閩粵的學生，聽不大懂馬鑒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顧隨、郭紹虞等幾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於是教務處就把這一部分學生分到我的班上。從講台上望去，一個個紅撲撲的稚氣未退的臉，嬉笑地、好奇地望著我這個"小先生"――那時一般稱教師為"先生"。這些笑容對我並不陌生，和我的弟弟們和表妹們的笑容一模一樣。打開點名簿請他們自己報名，我又逐一糾正了他們的口音，笑語紛紜之中，我們一下子就很熟悉很親熱了！我給他們出的第一道作文題目，就是自傳，一來因為在這題目下人人都有話可寫，二來通過這篇自傳，我可以了解到每個學生的家庭背景、習慣、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從來隻打下分數，不寫批語，而注重在和每個人做半小時以內的課外談話上，這樣，他們可以告訴我：他們是怎麼寫的，我也可告訴他們我對這篇文字的意見，思想溝通了，我們彼此也比較滿意。
我還開了一班"習作"的課，是為一年級以上的學生選修的。我要學生們練習寫各種文學形式的文字，如小說、詩、書信，有時也有翻譯――我發現漢文基礎好的學生，譯文也會更通順――期末考試是讓他們每人交一本"刊物"，什麼種類的都行，如美術、體育等等。但必須有封麵圖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等，同班同學之間可以互相組稿。也可以向班外的同學索稿或相片。學生們都覺得這很新鮮有趣，他們期末交來的"刊物"，內容和刊名都很一致，又很活潑可喜。
回憶起那幾年的教學生涯，最使我眷戀的是：學生們和我成了知心朋友。那時教師和男女學生都住在校內，課外的接觸十分頻繁。我們常常在未名湖上劃船、在水中央的島邊石舫上開種種的討論會，或者作個別談話。這種個別談話就更深入了，有個人的擇業與擇婚問題等等，這時我眼前忽然湧現出好幾對美滿的夫妻，如鄭林莊和關瑞梧，林耀華和饒毓蘇，等等。有的是我以"大媒"的身份去參加他們的完婚儀式，有的是由我出麵宴請雙方的家長，為他們撮合。說起來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他們中有過半數的人已先我而進入另一個世界，寫到這裏，我心裏有說不出的一種滋味！
我應該停筆了，我說的既不是"尊師"也不是"愛生"，我隻覺得"師"和"生"應當是互相尊重互相親愛的朋友。
1986年7月7日大雨之晨
說夢
我從一九八○年秋天得病後，不良於行，已有六年之久不參加社會活動了，但我幾乎每夜都做著極其歡快而絢麗的夢。我會見了已故或久別的親朋，我漫遊了五洲四海的奇境。
白天，我的軀殼困居在小樓裏，枯坐在書案前；夜晚中，我的夢魂卻飄飄然到處遨遊，補償了我白天的寂寞。
這些好夢要歸功於我每天收到的、相識或不相識的海內外朋友的來信和贈書，以及種種的中外日報月刊。這些書信和刊物，內容紛紜繁雜，包羅萬象，於是我腦海中這千百朵飛濺的浪花，在夜裏就交織重疊地呈現出神妙而奇麗的畫麵！
我夢見我的父母親和我談話，這背景不是童年久住的北京中剪子巷，而似乎是在泰山頂上的南天門。母親仍舊微笑著，父親拍我的肩頭，指點我看半山茫茫的雲海和潺潺的飛泉。
我夢見在美國的母校慰冰湖上，輕輕地一篙點開，小船就蕩出好遠，卻聽見背後湖岸上有美國同學呼喚："中國有信來了，快回來看吧！"
我夢見在日本東京一排高樓中間，凹進一處的、靜雅的"福田家"小餐館裏，在潔無纖塵的地席上與日本朋友們圍坐在一張矮幾邊，一邊飲著清淡的白酒，一邊吃著我特別欣賞的辛辣的生魚片。
我夢見我獨自站在法國巴黎羅浮宮的台階上，眼前圓圓大花壇裏分片栽著的紅、紫、黃、白的鬱金香，四色交輝，流光溢彩！從那裏我又走到香舍麗榭大街的咖啡座上，靜靜地看著過往的穿著淡青色和淺黃色春裝的俏雅女郎。
我夢見我從意大利羅馬的博物院裏出來，走到轉彎抹角都是流泉的石板路上，又進到一座壯麗的大教堂裏，肅立在人群後麵，靜聽堅實清脆的聖詩歌詠隊的童音。
我夢見在高空的飛機窗內，下望茫茫無邊的淡黃的沙漠，中間橫穿過一條滾滾滔滔的尼羅河。從兩岸長長的青翠的柳樹蔭中，露出了古國埃及偉大建築的頂尖。
我夢見這些夢裏都有我喜愛的風景和我眷戀的人物，醒來也總是"曉枕心氣清，奇淚忽盈把"。夢中當然歡樂，醒後卻又有些辛酸。但我的靈魂尋到了一個高曠無際的自由世界，這是我的軀殼所尋不到的。我願以我的"奇淚"和一縷情思，奉獻給我海外的夢中人物！
入世才人粲若花
《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編輯，讓我寫一篇關於中國女作家的文章，我心頭立刻湧上古人的一句詩："入世才人粲若花。"
從"五四"以來，直至八十年代的今天，我所認識或知道的女作家，如同齊放的百花，爭妍鬥豔：梅、蘭、荷、菊、月季、牡丹、合歡、含笑從我的心幕上掠過一幅接著一幅的人麵和文字，十分生動，十分鮮明。這些花各有各的顏色，各有各的芬芳，各有各的風韻、風度和風骨！
"五四"時代，算是現代女作家的早春吧，山桃先開，顏色還是淡紅的，以後就是深黃的迎春，濃紫的丁香，接下去春色愈濃，可以說是萬紫千紅、百花齊放了。
記得"五四"時代，我們的前輩有袁昌英和陳衡哲先生，與我同時的有黃盧隱、蘇雪林和馮沅君。再往後有淩叔華，她是我的燕大同學，多年僑居英倫，至今還有通訊。說起燕大的同學，還有楊剛和韓素音，她們比我年輕得多。楊剛在抗戰時期任香港大公報編輯，我那時寫的文章，多是她"逼"出來的。韓素音久居瑞士，是用英文寫作的。她常回國探親，每次幾乎都來看我，每出一本書也都寄我。一九二五年我在美國的綺色佳會見了林徽因，那時她是我的男朋友吳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見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靈秀的一個。後來，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詩文，真是文如其人。我與丁玲是一九二八年通過我的小弟冰季相識的，關於我們的友誼，在去年我寫的《悼丁玲》中都說過了。一九五一年我從日本回國後又認識了許多女作家，如楊沫、草明。與茹誌鵑的接觸要稍後一些，有一年我到上海，在巴金請客的席上，見她又抽煙，又喝酒，又大說大笑，真有一股英氣。我在《人民日報》上曾寫過一篇文章，介紹她的小說《靜靜的產院》。我羨慕她還有個作家的女兒王安憶，我也曾給安憶的作品寫過序。張潔和諶容都是我比較熟悉的，我很喜歡張潔的《沉重的翅膀》，也曾為她的初期作品寫過序。諶容是女作家中最有幽默感的、她和茹誌鵑都抽煙，可惜我早已戒煙，不能再奉陪了。諶容還是個美食家，曾到我家做過蔥油鴨。我從來是個會吃不會做的人，樂得"坐享其成"。張辛欣是我最近才認識的，她的作品不少，我比較欣賞她寫的《北京人》，使人感到親切。昨天散文家丁寧帶了一盆仙草花來看我，她是我的"棚友"，十年動亂中，我們曾"同居"過一些日子。
四十年代初在四川，老舍向我介紹了趙清閣，她寫劇本，曾和老舍合寫《萬世師表》，是寫清華校長梅貽琦的事跡。我和趙清閣至今還常通信。散文家宗璞，五十年代我們就認識了。
她的散文就像我現在桌上的水仙那樣地清香。楊絳是我看了她的《幹校六記》，很欣賞而認識的，她不但有創作，也有譯作，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多才多藝的還有黃宗英，我從影屏上看到她演巴金《家》中的梅表姐，以後又讀了她的《小丫扛大旗》等極有風趣的文章。新鳳霞是個演員，但她的自傳文章十分真摯動人，吳祖光帶她來看我，讓我為她的文集作序，我欣然答應了。陳愉慶是和她愛人馬大京用達理的筆名合寫小說的，我十分欣賞他們的作品。他們經常來看我，愉慶還送我一個自製的小布人，我把它掛在我床前的牆上，它天天對著我笑。同我見過麵，或者來看望過我的，還有葉文玲、益希丹增、張抗抗以及很年輕的鐵凝、喻杉等，都是很有才氣的作家。
如今該談到女詩人了。柯岩的追悼總理的詩，尤其打動了我的心。她和我年輕時一樣，愛穿黑色的衣服。詩人中還有舒婷，我從讀到她歌頌祖國的詩起，就總在書刊上找她的詩看。一年作協開會時，有七位福建同鄉來看我，其中一位穿綠色上衣的，便是舒婷。女詩人裏還有李小雨，是詩人李瑛的女兒，她四出采訪、尋探，詩寫得很好。
韋君宜是我在五十年代就熟悉的一位編輯，後來看了她寫的幾本書，才知道還是一個極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質樸真摯。今年年初吧，她也患了腦溢血，我聽了很著急，前些天我小女兒的愛人陳恕，替我去探問了她，她還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表示她還"可以"。這形象正像她那剛正不阿的人格！年輕的還有陳祖芬，我在評論她寫的《經濟和人》中，曾把她比做一隻戲球的幼獅，她本人卻是十分溫文爾雅。寫兒童文學的有葛翠琳，是一九五一年我從日本回國時，陪同老舍來看我的一個小姑娘，現在是寫兒童文學的老手了。
這裏必須談談海外的女作家。在美國的於梨華，七十年代初曾來看過我。聶華苓呢？有一年我到華僑大廈去看回國來的淩淑華時，曾看望過她一家。這些在國外的作家，她們的作品都充滿了對故土和人民的眷戀和關懷，使人十分感動。
此外還有在美國的年輕女作家，還有我的朋友的女兒劉年玲，筆名木令耆，她寫小說；浦麗琳，筆名心笛，她寫詩；她們都回過大陸。年玲在北大教過學，麗琳在我家住過一個夏天。
她們都和我自己的女兒一樣。
以上的女作家，國內或海外的，都是我見過的。沒有見過的而心儀已久的方令孺、陳學昭、劉真、陳敬容、航鷹、程乃珊、王小鷹；在海外的陳若曦、李黎等，我一時想不完全了！女作家裏還有幾位女記者，最早見到的是鳳子，以後有彭子崗，戈揚我們之間的友誼，以後有時間另說吧！
我認為中國女作家的"才"，並不在男作家之下，她們也是淋漓盡致地寫出自己對家庭、社會、國家、世界的獨到的感想和見解。遺憾的是她們的作品大多數沒有譯成外國文字，應該讓中國的女作家們衝出亞洲，走向世界！
話說"相思"
我在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研究院讀碩士學位時，論文的題目是《李清照詞英譯》。導師是研究院教授L夫人。我們約定每星期五下午到她家吃茶。事前我把《漱玉詞》一首譯成英文散文，然後她和我推敲著譯成詩句。我們一邊吃著茶點，一邊談笑，都覺得這種討論是個享受。
有一次――時間大約是一九二五年歲暮吧――在談詩中間，她忽然問我："你寫過情詩沒有？"我不好意思地說："我剛寫了一首，題目叫做"相思""：披上裘兒，
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小徑裏冷月相窺，枯枝――在雪地上
又縱橫地寫遍了相思！
12月12日夜，1925我還把漢字"相思"兩字寫給她看，因為"相"字旁的"目"字和"思"字上麵的"田"字，都是橫平豎直的，所以雪地上的枯枝會構成"相思"兩字。她笑了，說是"很有意思，若是用彎彎曲曲的英文字母，就寫不出來了！"
她隻笑著，卻沒有追問我寫這首詩的背景。那時威大的舍監和同宿舍的同學，都從每天的來信裏知道我有個"男朋友"了。那年暑假我同文藻在綺色佳大學補習法文時，還在談著戀愛！十二月十二日夜我得到文藻一封充滿著懷念之情的信，覺得在孤寂的宿舍屋裏，念不下書了，我就披上大衣，走下樓去，想到圖書館人多的地方，不料在樓外的雪地上卻看見滿地上都寫著"相思"兩字！結果，我在圖書館裏也沒念成書，卻寫出了這一首詩。但除了對我的導師外，別的人都沒有看過，包括文藻在內！
"相思"兩字在中國，尤其在詩詞裏是常見的字眼。唐詩中的"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唐代的李商隱無可奈何地說"直道相思了無益"，清代的梁任公先生卻執拗地說"不因無益廢相思"。此外還有寫不完、道不盡的相思詩句，不但常用於情人朋友之間，還有用於諷刺時事的，這裏就不提它了。
說到這裏，我想起一段笑話：一九二六年，我回到母校燕京大學，教一年級國文課。這班裏多是教務處特地編到我班裏來的福建、廣東的男女學生，為了教好他們的普通話，為了要他們學會"咬"準字音，我有時還特意找些"繞口令"，讓他們學著念。有一次就挑了半闋詞，記得是詠什麼鳥的：
金埒遠，玉塘稀，
天空海闊幾時歸？相離隻曉相思死，
那識相思未死時！
這"相思死"和"未死時"幾個字，十分拗口，那些學生們繞不過口來，隻聽見滿堂的"嘶，嘶，嘶"和一片笑聲！
不久，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記得是生物係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是李汝祺先生，也是清華的學生，比文藻高兩班，那時他也在美國）悄悄地笑問我："聽說你在班裏盡教學生一些香豔的詩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海外的那個人了？"我想她指的一定是我教學生念的那兩句有關"相思"的詞句。我一邊辯解著，卻也不禁臉紅起來。
1986年3月26日晨
金埒（LIè），以錢鋪成的界溝，以言奢華。――作者
我請求
我請求我們中國每一個知書識字的公民，都來讀讀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學》的第一篇報告文學，題目是《神聖憂思錄》，副題是《中小學教育危機紀實》。
我每天都會得到好幾本文藝刊物，大概都是匆匆過目，翻開書來，首先注意的是作者名字，再就是文章的題目。但對於《人民文學》，因為過去曾參加過一段時間的編輯工作，因此看得比較仔細。不料第九期來了，我一看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和副題，就使我動心而且驚心。雖然這兩位作者我都不認識，這題目使我專心致誌地一直看下去，看得我淚如雨下！真是寫得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向關心著中小學教師的一切：如他們的任務之重，待遇之低，生活之苦，我曾根據我耳聞目睹的一點事實，寫了一篇小說《萬般皆上品》。委婉地、間接地提到一位副教授的厄運，而這篇"急就章"，差點被從印版上撤了下來――這是我六○年創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據說是"上頭"有通知下來，說是不許在報刊上講這種問題。若不是因為組稿的編輯據理力爭，說這是一篇小說，又不是報告文學，為什麼登不得？此後又刪了幾句刺眼的句子，才勉強登上了。因為有這一段"經驗"，使我不能不對勇敢的報告文學的兩位作者和《人民文學》的全體編輯同誌致以最崇高的敬禮！
這篇《神聖憂思錄》廣聞博采，字字沉痛，可以介紹給讀者的句子，真是抄不勝抄。對於這一件有關於我們國家、民族前途的頭等大事的"報告"文章，我還是請廣大讀者們自己仔細地去考慮、思索，不過我還想引幾段特別請讀者注意的事實：
"小平同誌講：實現四化，科學是關鍵，教育是基礎，但這個精神，並沒有被人們認識，理解，接受。往往安排計劃，總是先考慮工程，剩下多少錢，再給教。日本人說，現在的教育，就是十年後的工業。我們是反過。教師特別是小學教師工資太低，斯文掃地嗬！世界銀行派代表團來考察對中國的貸款，他們不能理解：你們這麼低的工資，怎麼能辦好教育？可是我們同人家談判時，最初提的各個項目，沒有教育方麵的，人家說，你們怎麼不提教育？人的資源開發是重要的。後來人家把教育擺在優先援助地位，列為第一個項目。我們要等人家來給我們上課！"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不感到"無地自容"嗎？我憶起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們是第一撥到日本去的，那時的日本，真是遍地瓦礫，滿目瘡痍。但是在此後的幾次友好訪問中，我看到日本是一年比一年地繁榮富強，今天已成為世界上的經濟大國。為什麼？理由是再簡單不過！因為日本深深懂得"教育是隻母雞"！
香港的中小學教師也親口對我說，他們的待遇也比一般公務人員高。
一九八四年底新華通訊社發出通稿――教育部長何東昌在接受本社記者訪問的時候非常高興地指出："黨中央和國務院一直在關懷和研究教師的問題，教師將逐步成為社會最使人羨慕的職業之一。"
但是，真是說來容易，聽來興奮，事實上："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知識分子就癟了，後來鬧"文革"，教師的罪比誰都多，從此地位一落千丈。後來撥亂反正了，世道清明了，是不幸中之大幸，可是教師的地位，恕我直言，名曰升，實則降。其它行業的待遇上去了，教師上得就是中教一、二級的老教師，月薪也不過百十塊，還不抵大賓堇鐧姆？裨保？獾降資竊趺錘鍪攏俊？
這是一位中學老教師提出的問題！還有一位教師充滿著感情說："教師職業是神聖的，這神聖就在於甘願吃虧。可是如果社會蔑視這種吃虧的人，神聖就消失了。作教師的有許多人不怕累和苦，也不眼紅錢財，但唯有一條，他們死活擺脫不了，那就是對學生的愛。除了學生四大皆空。他們甚至回到家裏對自己的孩子都沒有耐心，不願再扮演教師這個社會角色，但無論心情多壞，一上講台什麼都扔了，就入境了。
這種心態，社會上有多少人了。"
這種心態，我老伴和我都能徹底地了解：死活擺脫不了的，就是對學生的愛。但也像另一位教師說的："像我們當年，社會那麼汙濁，自個兒還能清高，有那份高薪水撐著呢"
不過如今我們的兩個女兒（她們還都是大學教師），沒有像我們當時那樣高薪水撐著，她們也擺脫不了教師的事業。她們有了對學生的愛，也像我們一樣得到了學生的愛。
"愛"是偉大的，但這隻能滿足精神上的需要，至於物質方麵呢，就隻能另想辦法了。辦法有多種多樣，是不是會有人"跳出"，離開教師的隊伍？
大家都來想想辦法嘛，我隻能回到作者在文前的題記："我們從來都有前人遞過來的一個肩膀可以踩上去的，忽然，那肩膀閃開了，叫我們險些兒踩個空。"
1987年10月10日濃陰之晨寫到陽光滿室
病榻囈語
忽然一覺醒來，窗外還是沉黑的，隻有一盞高懸的路燈，在遠處爆發著無數刺眼的光線！
我的飛揚的心靈，又落進了痛楚的軀殼。
我忽然想起老子的幾句話：
這時我感覺到了軀殼給人類的痛苦。而且人類也有精神上的痛苦：大之如國憂家難，生離死別小之如傷春悲秋
宇宙內的萬物，都是無情的：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春往秋來，花開花落，都是遵循著大自然的規律。隻在世界上有了人――萬物之靈的人，才會拿自己的感情，賦予在無情的萬物身上！什麼"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種句子，古今中外，不知有千千萬萬。總之，隻因有了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便有了悲歡離合，便有了"戰爭與和平"，便有了"愛和死是永恒的主題"。
我羨慕那些沒有人類的星球！
我清醒了。
我從高燒中醒了過來，睜開眼看到了床邊守護著我的親人的寬慰歡喜的笑臉。側過頭來看見了床邊桌上擺著許多瓶花：玫瑰、菊花、仙客來、馬蹄蓮旁邊還堆著許多慰問的信我又落進了愛和花的世界――這世界上還是有人類才好！
1988年3月15日清晨
無士則如何
前幾年，不少領導人常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其後，又有人加了一句：無兵不安。這些話都對，概括得也非常準確。可惜尚缺一個重要方麵――無士怎麼樣呢？
士，就是知識、文化、科學、教育，就是知識分子、人才。
幾個月前，我曾向一些同誌提出這個問題。後來有的報刊將我這問題公開發表了。我想，發表也好，讓社會上各方有識之士來一起思索吧。
果然，半個月中，我就收到有全國政協轉來三封信件，就是"無士則如何"的回響。即使是微弱的回響，也比石沉大海要好。恕我沒有征求他們的同意，將三封信的內容摘錄如下。因為我覺得信雖是寫給我個人的，而談論的卻是全社會、全民族所關心和應該關心的大事。
江西南昌油脂化工廠陳水根的信中說："我個人認為答案應是無士不興。興者，旺盛之謂也。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同樣，沒有文化的群體是愚蠢的群體。無士，我們的事業就不會興旺發達。
"我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接觸的是大眾的實踐。我認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是不可思議的。
無論在國際還是在國內，吃虧在文化素質低的例子俯拾皆是。
您老知道的比我更多（這倒未必。――冰心注）。這要引起領導們的重視。尤其是決策者的重視，要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議議。
"任何民族都需要有一精神支柱，尤其是當今改革開放的時代，尤顯重要。這支柱的建造需要全民族的文化素質與道德修養凝聚。舍此別無他路。因此，要重視文化知識，重視道德修養，重視知識分子、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是勢在必行、理所當然的事。"
黑龍江齊齊哈爾市求是新能源研究所楊俊宇同誌信中說："目前我們國家正在進行四化建設，目的是要建成文明昌盛的國家。否則，我們就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了。因此，我悟出了你所提的問題的答案，這就是"無士不昌"。加上這句，就完整了。是否有當，請您及政協委員們給以指正。"
四川成都513信箱餘人同誌對這個問題更作了詳盡的闡述。他說："士者，知識分子也。它是和知識、科學、社會文明緊密聯係的代名詞。中國要富強，中華要振興，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學。但歸根到底是要靠科學。因為民主也是一種科學，它屬於社會科學範疇。一切事物，黨也好，政也好，農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違背了科學而行事，必將受到應有的懲罰，產生阻礙社會發展的破壞力量。很難想象，在一個文盲充塞、科學文化落後、社會道德水平低下的國度能建設現代化的國家。靠缺乏教育和文化修養的人不能搞好現代化事業；靠雜亂無章的管理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新秩序；靠投機詐騙、阿諛奉承、以權謀私之徒，隻能搞亂整個社會。
這是再明顯不過的道理。我們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還處於落後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為懶惰，也不是因為貧窮，而是長時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視科學所造成的惡果。缺乏民主製度和民主觀念，必然阻礙科學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科技落後、文化素質低，社會生產力低下，又維持了不民主製度的延續。如此惡性循環，就使社會停滯不前。
"要促進民主化進程，促進科學技術發展，首先就要培養更多的士，造成更多的有用之材。而教育，又是振興中華的基礎工程，切不可認為辦教育不但不賺錢、反而花大錢而丟了這項千年大計的根本，去辦那些急功近利的蠢事；更不要隻把重視教育掛在口頭上，寫在文件中，而不去辦一件兩件實實在在的事。
"所以，對冰心老前輩所提問題，我這個後生小子的答案，隻有一句話：無士不興！"
他們三位身在天南地北，卻不約而同地說了同一個意思。
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也似乎無需再多說什麼了。我隻希望領導者和領導部門諦聽一下普通群眾、普通知識分子的心聲，更要重視"無士"的嚴重而深遠的後果。"殷鑒不遠"，隻要回想一下十年大亂中踐踏知識、摧殘知識分子、大革文化命所造成的災難，還不清楚嗎？
歲月易得，"五四"運動70周年就在眼前。七十年前，一批思想界、文化界的先鋒人物，於國事蜩螗之時高舉民主和科學大旗，向封建勢力、軍閥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衝擊，揭開中國的現代史頁。時隔七十年，我們今天還是要大聲疾呼：
要讓德先生、賽先生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如果不重視"士"，不重視科學、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成了空談，現代化也會流於紙上談兵。
1988年11月
談孟子和民主
聽說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寫了一本叫作《孔子》的書，在日本大受歡迎，成了暢銷書之一。對於至聖先師孔子，我當也極尊崇。我小時候在私塾裏，也讀過背過一部《論語》，以後又讀、背過《孟子》，可惜隻讀了一章，我便進了學校，改讀"國文教科書"了。
前年我托朋友買了一本《十三經》，想自己閱讀古人的書，以補我的對於祖國古典經史知識之不足。這十三經是：1.周易，2.尚書，3.毛詩，4.周禮，5.儀禮，6.禮記，7.春秋左傳，8.春秋公羊傳，9.春秋焚梁傳，10.論語，11.孝經，12.爾雅，13.孟子。
我不厭其煩地寫出了《十三經》每一卷的名字，因為我讀了前幾卷，有的不懂，如《周易》，有的太繁瑣了，如《禮記》之類，隻有《毛詩》還看得進去。一直看到第十三卷《孟子》，我心裏忽然感到豁然開朗，沒想到兩千多年以前的古人，就主張"民主"，且言論精辟深刻！我希望讀者們都自己去找出這本古書來，細細地讀它一遍！在這裏我隻能舉出一些給我印象最深的幾點：
他主張"與民同樂"，他處處重視"人民"，把"人民"放在"君主"之上。
他說，國人皆曰可用，則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
這裏的"國人"，就是"老百姓"，就是"人民"。凡事不能由"君王"擅自作主。
他主張君臣平等，他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意思是當君王把人民踩在腳下的時候，人民就可以把君王當做敵人。這話說得多麼直接痛快！
他的"大丈夫"的定義，也是極其深刻的。"大丈夫"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堂堂男子漢"，是個極其自豪的名詞。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他把"富貴不能淫"放在首位，足見"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凡是有操守的人都還容易做到，富貴了而能不被淫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富貴了必然有權，有權就有了一切，"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有了權就可以胡作非為，什麼民意，都可以不顧了！這些都是富貴能淫的人。富貴了而能不被淫的人，從我國幾千年的封建曆史上看，幾乎數不出幾個來！
1989年11月29日
我夢中的小翠鳥
六月十五夜，在我兩次醒來之後，大約是清晨五時半吧，我又睡著了，而且做了一個使我永不忘懷的夢。
我夢見：我仿佛是做在一輛飛馳著的車裏，這車不知道是火車？是大麵包車？還是小轎車？但這部車的坐墊和四壁都是深紅色的。我伸著左掌，掌上立著一隻極其纖小的翠鳥。
這隻小翠鳥的綠，綠得奪目，綠的醉人；它在我掌上清脆吟唱著極其動聽的調子，那高亢的歌聲和它纖小的身軀毫不相襯。
我在夢中自己也知道這是個夢，我對自己說，醒後我一定把這個神奇的夢，和這個永遠銘刻在我心中的小翠鳥寫下來這時窗外啼鳥的聲音，把我從雙重的夢中喚醒了，而我的眼中還閃爍著那不可逼視翠綠的光，耳邊還繚繞著那動人的吟唱。
做夢總有個來由吧？是什麼時候，什麼回憶，什麼聯想，使我做了這麼一個翠綠的夢？我想不出來了。
1990年6月16日響晴之晨
話說君子蘭
女作家李玲修在好多年前送給我的一盆君子蘭，我把它供在書桌前的窗台上。那濃綠色的、劍形的、肥厚的葉子，武士般地相對列。每年兩次當劍葉中間忽然露出一點桔黃色時，家裏的大人和小孩都高興地奔走相告：君子蘭又要開花了！
這實在是個喜訊。幾十朵桔黃色的、五瓣聚成的筒形的花、向上開放。它們像高雅的君子般相拱而立。當花的大莖，愈長愈長，這幾十朵君子蘭便愈站愈高，靜雅地立在那裏，經月不謝！
我為此重新翻看了《論語》，因為至聖先師孔子，對於"君子"的定義，有幾十條。但是我讀來讀去覺得"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這句話就說的是君子蘭！
我以為"言"就是花的香氣，"行"就是花的形象和花期的久暫。君子蘭花香很淡，而花色極濃，幾十朵相拱而立，能夠立到幾十天！它們群立在你的麵前給你力量，給你鼓舞。因此我雖然也喜愛玫瑰的濃香和桂花的幽香，但在數日之內，便瓣落香消，使人惆悵，而使我敬佩的還是君子蘭！
我從來沒覺得"老"
宮璽先生：
您來信要我寫《論老年》，我想來想去，無從下筆。說實話，我的朋友中，老人不多，最老的也比我小幾十天，他們在寫作上也都沒有停筆，如夏衍、巴金、蕭乾等。其他的都是我的小朋友，從五六歲到四五十歲的都有。他們和我談話或寫信，雖然也有憤世嫉俗、憂民憂國的話，但還都是朝氣勃勃、天真樂觀，我們從來沒有提到一個"老"字！至於我自己呢，和兒孫們在一起談笑，也沒有關於"老"字的話。我不聾、不聵，腦子也還清楚，除了十年前因傷腿，行動不便，不參加社會活動之外，我還是照舊看書寫信，而且每天客人不斷：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們都說我精神不錯，腦神經也不糊塗（我倒是希望我能糊塗一些，那麼對於眼前的許多世事也就不會過於敏感或激動）。我常常得到朋友們逝世的訃告或消息，我除了請人代送花圈外，心裏並不悲傷。我覺得"死"是一種解脫，帶病延年，反而痛苦。我自己的醫療關係，是在"北京醫院"，我照例每月去檢查一次，大夫們都說我沒有什麼大毛病，也照例給我開一點藥帶回。
我居然能夠活到九十一歲，是我年輕時所絕對想不到的！
我母親說，我會吐奶時就吐過血，此後的五六十年中，多多少少的，總是不斷。在一九二三年赴美留學之前，曾到北京協和醫院徹底檢查，結果說：這是肺氣枝擴大，不是肺癆，每次發病時，隻要靜臥幾天，就可以了，也無藥可治，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四月，在我參加"中國文化代表團"到歐洲訪問，在到英國倫敦的火車上，忽然又大吐起血來，我怕驚動其他的團員，就悄悄地把一口一口的鮮血，吐在一個裝水果的牛皮紙袋裏，扔到了窗外。第二天又是英國作家們特地為我開的歡迎酒會，我不但不能靜臥，而且還必須舉著酒杯，站了一個下午！但是，奇怪得很，從那天以後，我居然不再吐血了，直到現在。
總的說來，我自己從來沒覺得"老"，一天又一天地忙忙碌碌地過去，但我畢竟是九十多歲的人了，說不定哪一天就忽然死去。至聖先師孔子說過："自古皆有死"，我現在是毫無牽掛地學陶淵明那樣"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
祝好！
冰心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
話說"客來"
古人有詩雲："有好友來如對月"。
又有古詩雲："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一有梅花便不同。"
古人把客人當作光明透徹的月亮，又把客人當作暗香疏影的梅花。
我呢，每天幾乎都有客來，我總覺得每一位客人都是一篇文章。
這文章，有抒情的也有敘事的。抒情的往往是老朋友或好朋友，在兩人獨對的時候，有時追憶往事，有時瞻望未來，總之，是"抵掌談天下事"，有時歡喜，有時憂鬱。
至於敘事的，那就廣泛了！多半是"無事不來"的，總是叫我寫點什麼，反正我的文債多了，總是還不清，而且我的思想太雜亂，寫下來就印在紙上，塗抹不去了，無聊的思想，留下印跡，總不太好，好在"債多不愁"，看心潮吧。
最麻煩的是來"采訪"的。有的"記者"，對於我這人的來龍去脈，一概不知，隻是奉總編輯之命，來寫一個陌生人，他（她）總是自我介紹以後，坐下來就掏出筆記本，讓我"自報家門"！話得從九十年前說起，累得我要死！
這篇文章是在燈下寫的，時間是清晨，窗外卻下著大雷雨，天容如淡墨。抒情的朋友是來不了了，敘事的，恐怕也要躲過這一陣，我就隨便寫下這一段小文。
1991年6月10日大雨之晨
世紀印象
世紀印象讓我寫文章，回憶中感想烽起！我一生九十年來有多少風和日麗，又有多少狂飆暴雨，終於過到了很倦乏、很平靜的老年，但我的一顆愛祖國、愛人民的心永遠是堅如金石的。
我的老弟蕭乾說："五四以來的中國作家經曆過多少滄桑：由龍旗一五色旗一青天白日旗到五星紅旗；由皇帝-軍閥-太君-委員長到主席，走的是多麼曲折、漫長而崎嶇的路，時而濃雲密布，時而萬裏晴空，時而又冰雹交加，他們不聲不響地在把著舵，他們是曆史最終的勝利者。"
我卻認為"中國作家"應改為"中國人民"。毛主席說過：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這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也是傳之萬古而不磨的真理！五千年來中國的改朝換代，又何嚐不像國旗的升降？一麵國旗頹然無力地降下去了，又一麵國旗歡然燦爛地升起來了，一切盛衰興亡都以"民心"為主宰，古人所謂之"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也就是"民心"，所謂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說的就是毛主席講過的事實！
1991年6月19日清晨
（本篇發表於《文藝爭鳴》1992年5月第3期）
我的家在哪裏？
夢，最能"暴露"和"揭發"一個人靈魂深處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向往"和"眷戀"。夢，就會告訴你，你自己從來沒有想過的地方和人。
昨天夜裏，我忽然夢見自己在大街旁邊喊"洋車"。有一輛洋車跑過來了，車夫是一個膀大腰圓，臉麵很黑的中年人，他放下車把，問我："你要上哪兒呀"？我感覺到他稱"你"而不稱"您"，我一定還很小，我說："我要回家，回中剪子巷。"
他就把我舉上車去，拉起就走。走穿許多黃土鋪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許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條斯理"地互相作揖、請安、問好，一站就站老半天。
這輛洋車沒有跑，車夫隻是慢騰騰地走嗬走嗬，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後都讓汗水濕透了，也還沒有走到中剪子巷！
這時我忽然醒了，睜開眼，看到牆上掛著的文藻的相片，我迷惑地問我自己："這是誰呀？剪子巷裏沒有他！"連文藻都不認識了，更不用說睡在我對床的陳？大姐和以後進到屋裏來的女兒和外孫了！
隻有住著我的父母和弟弟們的中剪子巷才是我靈魂深處永久的家。連北京的前圓恩寺，在夢中我也沒有去找過，更不用說美國的娜安辟迦樓，北京的燕南園，雲南的默廬，四川的潛廬，日本東京麻布區，以及倫敦、巴黎、柏林、開羅、莫斯科一切我住過的地方，偶然也會在我夢中出現，但都不是我的"家"！
這時，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這九十年所走過的甜、酸、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萬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淚湧了出來
前天下午我才對一位年輕朋友戲說，"我這人真是"一無所有"！從我身上是無"權"可"奪"，無"官"可"罷"，無"級"可"降"，無"款"可"罰"，地道的無顧無慮，無牽無掛，抽身便走的人，萬萬沒有想到我還有一個我自己不知道的，牽不斷，割不斷的朝思暮想的"家"！"
"孝"字怎麼寫
記得我母親逝世的時候，我們家得到的許多奠儀中，有不少捆的金銀紙箔。我們家供祖從來都不燒紙，因此那些紙箔都捆著放在一邊。有一天一位長輩來了，看見母親靈前隻燒著一爐檀香，靈桌前連一個火盆也沒有，金銀紙箔也沒有被疊起焚化，他心裏大不以為然，出去就對人說："人家都說謝家孩子孝順，我看他們連"孝"字都不知道怎麼寫！"聽到這句話的另一位長輩又把這話傳給我們，我們隻有相對苦笑。
真的，在我們家裏，很少聽見"孝順"這兩個字。當我們1911年從煙台回到福州大家庭時，父母親隻囑咐我們說："回去在大家庭裏不能那麼"野"了，對祖父尤其要尊敬。"
回去在大家庭裏，祖父也從來沒有教訓我們要"孝順"。
倒是我的三個小弟弟彼此嘲笑時，例如父母親吩咐做一件事情，有一個搶先做了，得了誇獎，其餘的兩個就站在遠處，笑著說："孝子，真孝順，廿四孝加上你，廿五孝了！"於是又引起一番吵架。
大概那時我們都看過《二十四孝》那本書，其中有"王祥臥冰"、"孟春哭竹"等極不科學的愚孝的表現。尤其是"郭巨埋兒"，我認為那是最不人道而且是最不孝的一件事，因為兒子分吃了父母的食糧，就把兒子活埋了，那是什麼心理
要丟掉兒子，就是把兒子賣了也不至於傷父母的心。他的所以要"埋兒"，隻為的是掘地得到金銀為伏筆！盡孝為的是得到金銀，這"居心"還"可問"嗎？
我想《論語》裏談到"孝"時最多，孔子是因人施教的，對"孝"字有不同的解釋。但也有使人不解的地方，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我認為那也看那"父"是什麼樣的人，假如那"父"是嶽飛，不必說"三年無改"，就是"終身"也不能改；假如那"父"是秦檜，那是一分一秒也不能學的！
我又去翻了《孝經》，看到了《諫諍章》，我心裏廓然開朗，特此恭錄如下：
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重複一句，極言其不可也，冰心注）。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候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抄完這一段，我真是"心悅誠服"了。此孔子之所以為"至聖先師"也！
1991年11月16日之晨（本篇發表於《隨筆》1992年第2期）
痛悼鄧穎超大姐
7月11日夜我在看電視"新聞聯播"，忽然看見在廣播員的左邊，呈現出一幅鄧穎超大姐的相片，我的眼淚立刻湧了出來，鄧大姐永遠離開我們了！在我的痛哭聲中，廣播員沉重而緩慢的聲音，我一句也沒有聽到！這一夜我像沉浸在波濤怒翻的酸水海裏，不知是如何度過的。第二天一早就立刻讓我的外孫陳鋼，去取來一籃白玫瑰花，係上一條白綢帶，寫上我的悼詞。他又立刻把這隻小小的花籃，一直送到中南海西花廳鄧大姐遺像前的桌上，並拍了一張相片回來。
在這以後的日子裏，當我獨在的時候，就總忍不住嗚咽，我要寫痛悼鄧大姐的文字，但在這種極端激動的心理狀況下，我總不能動筆。我也實在寫不盡鄧大姐對於國家、人民（尤其是婦女）所做出的那許多豐功偉績，但我的心頭湧出了一幅幅永遠不能忘懷的鄧大姐和我同在的畫麵，尤其是在1958年4月，我的老伴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在我們最冤憤、最無告的時候，周總理和鄧大姐派了一輛小車來接我到那所樸素簡陋的西花廳，我一見到鄧大姐，我的一腔冤憤就傾瀉了出來，那時鄧大姐注視著我的那一雙睿智的目光，充滿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鄧大姐那時充滿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遠也忘不了的。
從此鄧大姐和我就相識了。我們都喜歡玫瑰花，我的一位癖愛玫瑰的小朋友陳於化，在他工作的北京工大的校園裏，開辟了一座玫瑰花園，每年在玫瑰盛開的時候，他就一定請鄧大姐和我同去賞花。我從1980年傷腿後就從不出門了。但是有同鄧大姐會見的機會我從來不肯錯過。我們一邊談笑，一邊看花，同時還照了許多人和花的相片。記得在1987年我因為趕寫一篇中小學生作文評論的文章，不能赴約，鄧大姐到了玫瑰園沒有見到我，又聽陳於化說我家離京工不遠，便帶了一束準備送我的西花廳院裏自種的芍藥花來到了我家。鄧大姐的到來，引起了我無限的意外的驚喜，我把那把芍藥花供著在我客廳牆上懸掛的總理像前，鄧大姐和我又在總理像前照了一張相
昨天得到了巴金的一封信，他說"鄧大姐走了，你難過，我也難過，她是一個好人，一個高尚的人，沒有遺產，沒有親人，她不拿走什麼，真正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她是我最後追求的一個榜樣，她是一個多麼不容易做到的榜樣。"
他說出了我不知道從何說起的話！
鄧大姐你走吧！在天上，有與你音容間隔了16年的周總理在張開兩臂歡迎你，在人間有千千萬萬不同年齡、不同膚色的要追求學習你的榜樣的人民，在一步一個腳印地跟在你後麵努力奔走！
（本篇最初發表於《人民日報》海外版，1992年8月13日）
五行缺火
我出生的那一天，全家都很興奮，我的姑母把我的生辰八字拿去算命。算命先生除了說許多好話之外，還說我命裏"五行缺火"。那時我的父親在海上服務，我的二伯父謝葆？先生就給我取了名字，叫"婉？"。因為"？"上麵有兩個"火"字。（"婉"字是我家姐妹的排行，我的三個堂姐：大伯父房裏的大姐，就叫"婉珠"，二姐叫"婉榕"，四叔父房裏的三姐叫"婉聰"。）
這一下子，我的"肝火"就"旺"了！我的脾氣急得很，剛會說話就"口吃"，因為一肚子的話，恨不得一口氣就都說了出來。想做的事情，要立刻就做；想要的東西，要立刻到手。我的母親十分嚴厲地對我說："你這種脾氣，就是不能"處世為人"的！你要發脾氣，隻能對自己發，決不能對別人發。"因為每逢有我看不過的事情，或想不通的事，隻有自己使勁搓著雙掌，或握拳捶著自己的頭。
再大一點，上了中學，會使用文字了，我才高興起來。一切不順眼、不稱心的事，我都可以用文字寫了出來。我用小說體裁，寫了《斯人獨憔悴》，《秋雨秋風愁煞人》等短篇。
如今，每當"肝火旺"的時候，我還要寫，年輕的編輯們就笑說："老太太的文章好是好，就是燙手。"燙手我有什麼好說的？誰讓我頭上頂著兩團"火"呢？
199.。18
從"一"數到"九十二
每逢我吃過安眠藥之後，仍舊睡不著的時候，我就聽從朋友的勸告，讓我靜靜地數"數兒"，從一數起，以後就會慢慢地進入睡鄉。這個妙訣，起初還靈，後來就不行了；我往往會把數字和我的年歲聯係起來！比如說數到四、五，我就想起那時在上海和祖父在一起的樂事；數到了七、八，就會想起我在煙台海邊奔走遊戲的快事；數到以後心緒卻漸漸地複雜起來了。我走過的生命的道路，往"適意"裏說，就像陸放翁的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往不如意裏說，就像李清照詞裏的："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
我這輛火車，在生命的鐵軌上，一直在長長短短的隧道
九十二年過去了，炎涼"曆盡"了，真是"百年心事歸平淡"！我在另一篇短文裏寫過："我這人真是一無所有。從我身上，是無"權"可"奪"，無"官"可"罷"，無"級"可"降"地地道道地是無憂無慮，無牽無掛，抽身便走的人。"
再過半個月，就會"數"到"九十三"了，且看我還能"數"到多少？我同意陶淵明詩人所說的"聊乘化以歸盡，夫天命複奚疑。"1992年12月16日陽光滿案之晨上"冰心研究會"全體同人書"研究"是一個科學的名詞。科學的態度是：嚴肅的，客觀的，細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點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著尖利的手術刀的生物學家，對於手底下的待剖的生物，冷靜沉著地將健全的部分和殘廢的部分分割了出來，放在解剖桌上，對學生詳細解析，讓他們好好學習。
我將以待剖者的身份，靜待解剖的結果來改正自己！
冰心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二日陽光滿案之晨